编者按：开埠后的上海突然面对世界，显得仓促和彷徨，与生俱来的生活习俗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习俗良莠不齐，时事变迁，认知亦有不同，今日看来粗鄙龌龊、令人不齿之举彼时却习以为常。在公共卫生领域，付出了无数生命和健康的代价之后，对近在眼前的现代文明再也不能置若罔闻，国人大受刺激的同时，自省自醒意识终于萌芽。其过程之艰辛，代价之惨痛，更证明今日之巨变殊为不易。我们无需为过去的鄙陋而羞愧掩饰，回眸难堪是为了保持清醒和进步，犹如今天再次首创于上海的垃圾分类，常抓不懈也许胜过一蹴而就的期望。

01《清国上海见闻录》中的上海

开埠以后的上海，各种新潮时尚蜂拥而至，应接不暇，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观念的。吸收借鉴显而易见，但排斥冲突也时有发生。比如用水。即使“海纳百川”的上海，也不是一天就能接纳域外的卫生理念。

刚进入上海的西方人恐怕会被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搞懵。这个被西方记者描述为“遍地黄金”的地方，竟如此不堪。所幸大多侨民出身底层，并不娇贵，或本来就是被祖国边缘化的人群。他们的目的是来捞金，放下身段也不太犯难。不过，面对每天穿行于街巷中拎着马桶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们，他们蓝色的眼睛里盛满疑惑和担忧，掏粪工“将木桶里的粪污哗啦一声倒入敞着船舱的驳船，……然后船只被牵引到乡间稻田里。废物被胡乱倒进水中。”更让他们惊恐的是，在绿色淤泥和浑浊发黄的水中停泊的船旁，“人们正舀水来饮用和烧菜做饭。”

早在上海开埠次年，中国第一家西式医院——中国医馆（仁济医院前身）创始人、英国皇家外科医生学会会员、传教士雒魏林曾在他的医学报告中记录，1850年夏，上海人遭遇一种奇怪的肠道传染病侵袭，几乎所有人都在为他们死去的亲人戴孝。

1862年6月2日，一艘挂着“白底红玉旗”（即“太阳旗”）的西洋式三桅船鼓着风帆徐徐驶入黄浦江。此船名为“千岁丸”，是日本江户幕府锁国体制后首次派往中国的使节团的坐船。其时正是“明治维新”酿变之初。

其实，上海已成为中国第一外贸港口，也是东亚最繁荣最西化的大都市。作为东亚近代转型的标志性城市，上海正是“千岁丸”的首选。使节团将通过上海考察西方文化在与日本有共通之处的东亚社会之得失，从而找到日本的“开国”之路。对于上海租界展示的西方文明，在万国建筑林立的外滩，使节团无不为之惊叹，但同处一域的“华界”却非常不堪。有着“洁癖”封号的日本人对华界情状无法忍受，反应剧烈。

下面三段话来自日本《清国上海见闻录》。第一段是对租界的赞扬，后两段则是对华界的诟病。评价天壤之别。

“此边夷人居住以来，新街区建起，街路纵横分割有序，道幅宽广，随处街面比较清洁。”

“粪芥满路，泥土埋足，臭气穿鼻，其污秽不可言状……故上海每年炎暑时节恶病大行，人民死亡甚多。”

“上海市坊道路之脏无法形容，特别是像中小街道的通道，到处是垃圾粪堆，无插足之地，人们也不清扫。有人说，一出城区就是野外，荒草盖路，棺材纵横。有的死尸用草席一卷到处乱扔。当时正值炎暑之际，臭气冲鼻。由此可见清国之乱政。”

使节团成员纳富介次郎对上海饮用水的描述极尽细微：

此次上海之行，感到最艰苦的是饮水混浊，……当地人把死猫烂狗、死马死猪死羊之类以及所有的脏东西都扔入江中，这些都漂浮到岸边。江上还时常漂浮着人尸。霍乱流行，难民得不到治疗，很多人死于饥渴，又无力于安葬而将尸体投到江中。此景真是目不忍睹。再加上数万条船舶上的屎尿使江水变得更脏。据说上海街里只有五六口水井，而且井水非常浑浊，因此人们都饮江水。

使节团随行的几名服务人员因饮水不洁患病身亡，葬于浦东烂泥渡。在使节团成员、维新先驱、日本幕末著名政治家、军事家高杉晋作的记录中，“同行者病客甚多，诸子畏缩，有或促归思者”。在对华洋两界卫生状况对比时写道，“城外城里皆外国人商馆，故繁盛。所见支那人居所，多贫者，其肮脏不洁难以言状。”（参阅冯天瑜著《“千岁丸”上海行》）

《“千岁丸”上海行》书影

02芥川龙之介眼中的上海

半个多世纪后的1925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访上海，随后在《中国游记》里对他在上海城内见到的“风景”如此描绘：“一间耸立在阴沉沉天空里的中国式破旧亭子，一泓布满病态绿色的池水，一大泡斜斜射入池中的小便……这不仅是一幅爱好忧郁的作家所追求的风景画，同时也是对这又老又大的国家可怕且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象征。”与他同行的日本俳句诗人四十起已很熟悉上海的街巷，见怪不怪。他对芥川的感叹不屑一顾，“你瞧，这石板上流淌的不也全是小便吗？”于是芥川“立即闻到了空气中荡漾着的浓重的尿臭，湖水呈绿色的谜底也就马上被揭开了。”

“病态的池水”“一大泡射入池中的小便”，类似场景即使在当下中国的某些地域、某种场所仍不值得大惊小怪。

上海本地士绅也对华洋两界的巨大反差深怀感慨。昔日对“夷场”（国人对租界的蔑称）的睥睨傲视变成了钦慕赞叹。李维清在《上海乡土志》中说，“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洁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别。”

“千岁丸”关于上海华洋二界环境状况的描述可能是上海开埠以来比较集中的记录，华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脏”“臭”“污秽”。对来自西方的“环境”和“卫生”概念的反应，上海远不如贸易增长速度那么快，观念之变非常吃力。上海人也并未因为与被欧洲人改造过的城市同处一地而抛弃与生俱来的生活习俗。人们可以向蜿蜒于这座城市的著名河流黄浦江、苏州河上游倾倒污物，转而又在下游淘米做饭。外来者不理解，当是他们不可能理解的诸多中国元素一样。这种可怕和令人恐惧的“习惯”因为深植于风俗和民间认同，绝不会在外来“物种”的侵扰下轻易依从甚至投降。虽然面对无法抵挡的“新奇和便捷”也不免为之击赏，但在关乎文化基因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们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维护而不是抛弃，尽管在后人看来这是一种并不体面的、落后的对峙。

上海城厢毗邻法国租界

03工部局总董：“做每件事都不要污染江水”

1860年，美商旗昌洋行在外滩开凿了一个深78米的水井，作为洋行内部生活用水。这是上海的第一口深井。

1870年，工部局第一任卫生官爱德华·亨德森建议在上海建造新式自来水厂，以避免饮用水的污染。同年，工部局卫生处在黄浦江、苏州河和淀山湖三个区域内选取十二个取水点搜集水样，送往伦敦做水质检验。化验结果显示取水点水质良好。这也是上海地区第一次水源水质调查。

1881年，英国人J.W.赫特在杨树浦建成第一家自来水公司，1883年8月1日正式供水。老德记药房对自来水水质的化验结果称，“极度清洁，适宜生活饮用”。但上海人认为，供水管道是铅制，铅有毒，供水也必然有毒，甚至臆想水管里有双龙相斗。于是奔走相告不用自来水。英国商人要赚钱，就雇人主动送水到熟水铺和茶馆等公共场所，提供免费品尝，亲自当众饮用，久而久之，也没什么事。上海人的坚守终于松动，渐渐有人问津自来水。

1886年初夏，一位《纽约时报》记者再次造访上海，而后在他的报道题记中写道，“上海巨变，成为东方第一商埠”。其中特别谈到供水问题，“通常这是东方城市的致命弱点。在远东地区，由于饮用不清洁水而死亡的人数要比其他所有原因致死人数的总和还要大。令人惊奇的是，上海人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上海有一个了不起的供水系统，为居民提供优质饮用水”。这个说法与自来水公司建前和建后的检测结果是吻合的。但这里所指居民显然主要是租界的外国人。

几年后，海关道邵小村提议华界也创办自来水厂，上海士绅商贾却投了反对票。他们的势力很大，行政长官说了不算。华界居民仍从河渠取水，自来水市场依然未能全面打开。直到1902年，第一家国人经营的自来水厂才开张，陆续向江南制造局、外马路和老城厢供水。

闸北区水源性霍乱事件爆发后，工部局分析化验水样，确认饮用不洁水是上海霍乱经年不息的直接原因。1928年《新医与社会汇刊》撰文说：“今上海之时疫，最先发生且患病之处，莫不知在闸北一带。而闸北自来水污秽浑浊，水中含有病菌之多，亦为全世界之冠。则时疫之与自来水不洁之关系，从可知矣。”

付出巨大代价后，华界居民终于接受了水质与健康的卫生观念，清洁水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大事，自来水终得普及。

租界的卫生规定和措施比华界严厉得多。工部局总董要求“做每件事都不要污染江水”。义和团爆发时，经总董请求，自来水公司聘用三名锡克人保护水塔和滤水池，以防投毒。挑粪工经过租界必须盖上粪桶盖，巡捕劝阻不听就将被送会审公廨。1872年，华界居民王阿宝等就因不遵守工部局规定被处拘留一天。一个广东人在美国公使馆门前随地小便，也被拘送受审，被处“枷号三日”示众。随地倾倒垃圾药渣，随地便溺，众多“随地”之举本是国人生活文化之常态，熟视无睹。华洋两界在城市环境卫生方面引发频率极高的冲突和惩处，客观上使人看到了整洁、规范、文明与肮脏、随意和丑陋的天壤之别，一些具备了新识见并具威望的地方绅士纷纷向上海行政长官提出仿照租界建立华界巡街制度、设置路灯、疏浚河道、修路筑桥等市政建设新举措的建议。

清末上海老城厢一条小河浜

04西医在极具争议中寻找生存之道

在中国医馆，雒魏林免费施医治疗。病人如果没饭吃，医院还给予伙食费。他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靠教会微薄薪金维持。这是西方教会传播的基本模式，也被视作使更多人认可西医的途径。彼时国人大多排斥西医，上文所提工部局卫生官爱德华·亨德森，号召在上海开展接种牛痘运动，却如一块小石子投入河中，涟漪都没翻就悄无声息了。和自来水的普及一样，牛痘非但免费接种，还给赏钱，一个孩子给三百文，手笔可谓不小。即便如此，人们看待西医的目光仍战战兢兢，而以“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接受西医治疗的人却“实多佩服”。防治流行病、传染病就是要寻找源头，对症下药，可当时国人丧事诸多避讳，纵然出殡排场浩大，死因却隐晦。又无公立医院，收集病历堪比刺探军情，洋人再图用钱搞定。公共租界流行霍乱时，工部局曾发布告，每报告1例霍乱，酬银1两。

华界所设牛痘局

1910年，东北鼠疫事件轰动全国。该年10月下旬，工部局为防鼠疫流行上海，在公共租界北区源昌路（今醴陵路）、阿巴斯脱路（今曲阜路）挨家挨户专项检查。外籍巡捕充当卫生稽查员保镖，遭数千华界居民激烈抵制，工部局消毒药水车被砸毁。工部局强行抓捕12名肇事者，并以西方卫生检疫标准要求患者家属必须迁离染病者住屋，甚至不顾华界实情，“异想天开”地规定4.5平方米只能居住一人，且保证屋内人均洁净空气400立方尺。上海商务总会代表提出，检疫应符合中国实情，必须为华人专设医院，由华人医生检查。死者殡葬需按中国习惯，灭鼠方式也由中国人自行实施。工部局想当然的“美好愿景”被残酷现实碾得粉碎，无奈让步。但此次事件推进了11月中国第一家公立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创办。直至1911年上海再次爆发鼠疫，该医院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2年，霍乱再于上海发端。来上海主持“抗霍”的中国检疫防疫事业先驱、公共卫生专家伍连德博士要求市长吴铁城，立即解决30万苏州河沿岸居民的清洁饮水问题。上海市随即紧急铺设6条自来水管道，为疫区提供清洁饮水，并动用水车送水。此时上海人口已逾300万，经四个月不懈努力，上海的霍乱死亡率控制在7.4%。以当时卫生条件之简陋，已堪称佳绩。上海78万人接种疫苗，包括租界27万外国人。在传染病史上也属空前。正是上海初建的卫生体系，使这座远东最大的国际城市躲过了厄运。

无论显性还是隐性冲突，背后潜藏的还是文化差异。时至今日，霍乱、鼠疫导致的惨痛悲剧已不可能重返中国人的生活。遗憾的是，一个半世纪多过去了，那些从骨子里渗出的国民习俗引发的中外文化冲突仍未告罄，有时甚至不可调和，只是表现方式与之前相异而已。比如屡见曝光的各种“中国大妈”，再比如中国式的、置公共空间于不顾的各种“随时随地”（大声喧哗哄闹、抽烟、小便、吐痰、丢弃瓜皮果壳杂物等），乃至走出国门流入异乡。笔者在澳大利亚旅行时所住度假公寓中曾亲历一场景：底层广场一头，二十几个澳洲人围坐三张长条桌喝酒餐饮，轻声细语，无人吸烟（该公寓任何地方均禁烟），另一头是五个男性国人，豁亮的话音在静谧夜空中张扬回荡，伴随着毫无顾忌的吞云吐雾。

在上海租界清洁工必须戴上统一的帽子

可见，要让这种“最眩（令人头晕目眩）民族风”改弦“最炫（值得炫耀）民族风”，除了文化自尊与自信，更需文明的照拂，使国人真正从“国民性”和“国民素质”的万般纠结中挣脱出来。

清末上海老城的建筑与繁华集市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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