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旸

把写作比喻成“农人种庄稼”的著名作家王安忆，在2017年迎来了中篇的丰收。最近新鲜出炉的　《长江文艺》　杂志，发表了王安忆的新中篇《乡关处处》，加上今年初分别首发于《收获》　和　《钟山》　杂志的中篇小说《红豆生南国》　《向西，向西，向南》，王安忆在针脚细密的三部中篇文本中，继续书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与其说　《乡关处处》　借月娥来沪打拼穿梭的足迹，勾画普通人众生相，毋宁讲这是作家倾身聆听日常生活的絮语。小说如何把握角色的经验与心理?　王安忆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小说中写到的很多事不一定要亲历，但小说家要为角色做种种设想，这些设想来自个人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认识。这种能力对于小说家是必须具备的。“重拾中篇，是因为故事的材料就确定了它被讲述的方式。大或小不完全由题材决定，更决定于思想的容量。”

在评论家吴佳燕眼中，王安忆今年发表的三部中篇一以贯之的，是对世态人情的探寻，透着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入微观察，比如月娥在生活的历练下把日子过得踏实而欢腾，浓浓的烟火气、人情味和昂扬的生命力，支撑起《乡关处处》里丰富的精神天地。

她用一支笔，探进上海巷弄

在王安忆的观察中，以月娥为代表的新一代家政人员，辛苦归辛苦，人格却是平等的，这与她写过的　《富萍》　里的传统保姆“奶奶”，已不能同日而语。《乡关处处》　没有重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伤感，而是秉着对最平凡生活的敬意，生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达观。

小说中的月娥常怀庆幸之感:“幸亏，幸亏走出来，看到大世界。倘若不是这一步，少赚钱不说，还错过多少风景，岂不可惜死!”她有着朴实积极的生活哲学，在奔忙中建构起对家的想象与期待。“上海到了，车在楼宇间盘桓，窗格子蜂窝一般，里面都是人家。公寓里的灶间彼此相似，水管分饮用与非饮用;砧板分生食与熟食，拖鞋分内和外。”吃苦耐劳是月娥的底色，她最不愿错过的风景，正是自己的生命风景。在作家章缘眼里，王安忆用一支笔探进上海寻常巷弄，活色生香的日常气息流动于字里行间。

当然，高密度叙事，并不一定要情节多么跌宕起伏或人物命运大起大落，更多时候意味着作家从各个角落的烟火气里挖掘打捞出生活的底蕴。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曾提到，20多年前他读王安忆中篇　《逐鹿中街》　时还不懂得小说中“世俗人生的庄严”。世俗与庄严，看上去似乎不太搭调，却在王安忆笔下构筑出别样的小说美学。

“这对关系的建构，是王安忆独有的。她在小说审美上很执着，一直在追问生活应该是什么样，或者说生活在小说里应该是什么样的。”身为王安忆的学生，青年作家张怡微与老师多次讨论过“日常生活里的庄严”，在她看来，如果不能理解王安忆对“日常”的解剖与创造，就很难理解她如何一步步理性地探索文学的世俗书写。无怪乎王安忆曾说:　“持久的日常生活就是劳动、生活、一日三餐，还有许多乐趣，这里体现出来的坚韧性，反映了人性的美德。”

她说:“出作品是写作者的本分”

熟悉王安忆的文学圈朋友都清楚，写作已成她生活的常态。不过，跟年轻时“猛写一气，然后放空一气”相比，现在的她更愿意过节制有规律的写作生活，“几乎每天写半日，上午全部贡献，下午相对悠闲，等待第二天，井水又蓄满了，节假日不休息”。王安忆将写作当成是必须完成且缴纳的作业，但再勤奋的学生也有烦恼:“我总是等米下锅，写的欲望总是饱满的，但材料总是不足。随着写作越来越挑剔，可供写作的材料也愈发紧缺。”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文学杂志的王安忆专题上，自称“高度自觉”的王安忆直言:“细究起来，这种自觉性来自一种欲望，说创造太伟大了，说是表达似又不够，因表达了这么多年，应该已经表达得差不多了，那么就是一种惯性?　俗话说开工没有回头箭，上了轨道，就刹不住车了?　好像也不是，更可能是写作中的快乐，这样的必须经过克服困难然后得到的愉悦，是别的任何事情都替代不了的。”

写作之余，王安忆编选的　《给孩子的故事》　刚刚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了。这真是人生中一桩美妙的遥相呼应———近40年前王安忆曾在上海　《儿童时代》　任杂志编辑，25岁时写出《谁是未来的中队长》　引发热切关注。如今，她以独特的文学视角，精挑细选25篇中国当代经典短篇小说，让故事映照孩子的澄澈世界。书中所选作品都曾经伴随她漫长的阅读生活，包括汪曾祺　《黄油烙饼》、铁凝　《孕妇和牛》、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史铁生《合欢树》、刘庆邦《种在坟上的倭瓜》等。《给孩子的故事》跳出传统“儿童文学”概念，出发点朴素至极———就是给孩子一个生动有趣的有头有尾的故事文本。“小说是故事的最佳外形和容纳，它不是直奔目标，且在中途生出旁顾，这些旁顾不知望向哪里，也许正预示着深远的前方。小说与故事的区别就是，它边缘模糊，向四周洇染，洇染，无边无际，在那没有边际之处，藏着许多奥秘，等你们长大后去发现。”王安忆如是寄语小读者。

采访中，王安忆重复最多的一句是“出作品是写作者的本分”。或许，前不久在美国第五届纽曼华语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感言，透露了王安忆的心声———“文字、我们的方块字，仿佛一种图案形的密码，扩张一个大我的世界。中国自古传说，先祖仓颉造字，鬼夜哭，天雨粟，这意味着什么?　我猜想意味着天地透露给人类一点机要，这一点机要像是精灵，闪烁不定。”

相关链接

王安忆那些中篇为何叩击人心

《小鲍庄》寻根文学代表作

《小鲍庄》着眼于表现淮北一个小村落的芸芸众生相，鲍彦山的小儿子捞渣(鲍仁平)与孤寡老人鲍五爷结下深厚感情。一年夏天，地势低洼的小鲍庄发大水，捞渣为救五爷献出幼小生命，写稿屡投不中的鲍仁文写出关于涝渣的报告文学后引发轰动。小说通过对几个家庭、十几个人物的生存和心理状态的平实描绘，表现了农民以“仁义”为核心的传统伦理观念，体现了作家对约定俗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体察。

1985年发表于　《中国作家》的中篇小说《小鲍庄》，一经问世就引起评论界强烈反应，它不仅将王安忆推向了文学的显耀位置，也充实拓展了国内寻根文学思潮的发展，被视为王安忆上世纪80年代中期风格转变的标志性作品。王安忆一改“雯雯”系列中明显的个人经验与自我感受的情绪化表达，在创作中展开理性审视。小说突破了传统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叙事，将人物形象几近符号化呈现。

《逐鹿中街》俗人俗事下的暗涌

看上去人人称羡的一对夫妻，暗地里却一个追一个逃，终日在穿街走巷中，彼此跟踪斗智。王安忆在这部中篇里凸显了对俗人俗事的细致描写，不拿轰轰烈烈的爱情演变为主线，也没有哀怨曲折的人物情事纠结，更多的是复刻平平淡淡的生活，琐碎重复的小事。但这种日常渐渐在笔下浮现出生活自身的重量，市民人性情欲的纠结，也呈现出现代人世的浮沉。

婚姻、家庭、女性意识的成长，在　《逐鹿中街》　中有了不落俗套的勾勒与阐述———女性的猜疑、男人的躁动，两性从吸引到争吵，从热烈到殊途。到了结尾，“双方依然相对微微笑着，越过一条湿漉漉的街道”，看似归于平淡安宁，殊不知心底正酝酿着更大的波澜。

《叔叔的故事》解构性叙事的范本

在这部实验性的小说中，王安忆书写了“我”与“叔叔”这两代知识分子，“我”一边叙述“叔叔”的故事，一边予以拆解，将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故事变成可进行多种阐释的解构性叙事范本。

《叔叔的故事》　发表于　《收获》1990年第6期，王安忆在这部中篇里完成了叙事的巨大转变，探讨“我”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性格特征，致力于挖掘人与生活的深层潜质，无论是精神探索的深刻性还是艺术创新上，都达到了一定高度，被评价为王安忆完成了对自我书写的一次有意义的挑战。(许旸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