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从鲁迅传统看中国与世界”高峰论坛

主旨演讲 陈思和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谢谢主持人邀请我做主旨演讲。刚才我在来开会的路上，突然想到了一个话题，于今天的会议主旨可能有点不切题，不过我还是想说出来，与大家分享和思考。我在想，今年是2016年，一百年以前就是1916年；去年是2015年，一百年以前就是1915年。从1915年开始，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始提倡白话文；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用文学的方式描绘了“吃人”和“救救孩子”的文学意象，李大钊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掀起。再往后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正好是一百年以前的现在，是中国新旧文化激烈交替的时期，也是给老大中国向少年中国转型蜕变带来曙光和青春活力的时期，那么，在这个影响中国未来之命运的伟大运动中，是哪些人起着最重要作用？

我接着想那个时候最活跃的先觉者的年纪：鲁迅是1881年出生的，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80后学者的年龄；陈独秀是1879年出生的，今天就是站在70后末尾上的人。他们在这样的年龄，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路人，他们通过新文化运动，从老年人手里争得了影响国家未来命运的话语权，也就是中国从何处去的问题。胡适是1891年出生的，放到一百年后的今天，还是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龄人，当时已然扛起了新文化运动旗手重任了。这群人中年纪最长的当属蔡元培，他生于1868年1月，也是属兔子的（丁卯年）。就是今天会议主持人他们的年龄。正是他们开创了现代中国的新纪年。他们所属的时代，真正是年轻的时代。

中国怎么会有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那个时候，60年代末出生的蔡元培已经是教育总长、北大校长，掌一代文化之祭酒。但是我们今天呢？一路上这个念头在我心中萦绕不止。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和百年前相比，我们整整晚了一轮（十二年）。我们50后出生的人，可能现在还在做当年蔡元培做的事，譬如也有人当了大学校长，有人成了知名学者，但肯定还没有做得像蔡元培那样出色。而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现在能不能发挥陈独秀鲁迅他们的作用呢？所以说整个历史都比一百年前滞后一轮的时间。我们可以怪“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的人才培养，我们可以找许多理由进行推诿，而我们以这样的姿态来纪念“五四”一百周年，我觉得是惭愧的，因为在“立人”的意义上我们似乎没有进步。

但是我接下来要问的是：当时的中国是不是只有陈独秀、鲁迅、胡适？这也是一个偏见。我们现在编撰现代文学史，开端就是“五四”，“五四”是照亮历史的灯塔，但是灯塔是有局限的，凡是灯的光照不到的地方，就是一片黑暗。“五四”以前或者“五四”以外的生活历史，比如当年五十年代出生的“遗老”的历史，就不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了。这样一种情况属于正常吗？从理论上来说并非不正常，因为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历史，不是说当时的“50后”、“60后”不存在，其实都是存在的，但是一旦遇到那个突变的十年，世界形势（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等等）与中国形势（民主共和）发生激烈碰撞，于是诞生了革命性、创造性的“80后”“90后”群体，这是历史赋予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缔造出了前无古人的群体。

我把这样一个现象，解释为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先锋”因素，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具有先锋性而非常态性，像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常态性的、按部就班的自然发展。常态的东西也许千百年来都一直如此，慢慢进化，而五四运动之所以值得纪念，就在于它突然之间产生了“先锋”作用。时代范式一下子变了，文化话语权一下子被移交到“80后、”“90后”的手中，由他们大踏步地向前迈步。这样一来，中国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20世纪的中国不再成为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专制笼罩下的国度。

然而，“先锋”也有自身的问题存在。“先锋”是具有革命性的、反叛性的一代人，这样的存在形式本身就是短暂的。同时，“先锋”也会慢慢被主流文化所接纳，反叛者一旦成了名流、学者、明星，那就不再是“先锋”，而变成“常态”的一部分。我们今天讨论鲁迅、思考鲁迅的精神传统，究竟有什么意义？鲁迅的哪一部分是当下的我们最值得学习的？现在所处的大时代、大环境，其实是不利于学习鲁迅的，因为今天是常态的时代而非先锋的时代。凡是在动荡年代、具有先锋思潮涌现的时代，鲁迅的形象一定是相当活跃的，大家都会把他当作精神旗帜。而在常态的时代又如何理解鲁迅？如果我们把鲁迅归入“常态”的文化系列中去，比如去研究“鲁迅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鲁迅思想里的儒佛道”“鲁迅怎样成为一个国学大师”诸如此类的题目，是这样来研究鲁迅？还是把鲁迅作为中国20世纪文化突变时代产生出来的一个伟大个体？这是我所思考的。

谈到这次论坛的主题——“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从鲁迅传统看中国与世界”，我不是很理解。我的想法是，今天是全球化时代，我们登录互联网，我们进入任何一种媒体，我们走到街头巷尾日常生活，我们遇见的，还有没有纯粹的“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没有的，我们遭遇的是全球文化。哪怕一个最缺乏文化素养的人走进麦当劳，他也和全球文化进行了面对面接触。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当然不是“拿来”不“拿来”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全球化的常态中保持具有先锋性的个体。鲁迅这样的个体就是在痛苦的选择当中慢慢形成的。

我认为鲁迅比较偏激，喜欢走比较极端的路。不知道这样理解鲁迅对还是不对？这是我的一己之见，也许是外行话。但我认为鲁迅对自己深陷其中的孤独状态是不喜欢的，他是希望有集体，有团队，有新生力量来与他合作。鲁迅不是故意沉溺孤独的人，他早年参加光复会，后来参加《新青年》阵营，参加广东的北伐革命，最后参加左联，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在寻找中国社会最尖锐的政治力量、最具有革命性的群体，他一直站在最前沿的位置不停地进行选择，可每次选择到后来都散了，他在满怀期待过后又陷入失望，最终出走。

鲁迅晚年和左联发生冲突以后，他就不再向外寻找先锋力量了。他不愿再去接触比左联更激进的社会组织（譬如托派），那时的鲁迅完成了独立的个体的战斗性格。晚年的鲁迅有意识地把萧红、萧军、胡风等都拉到左联的外面，有意识地培养巴金、黄源、赵家璧等年轻人，却不再和别的政治力量进行组合。他聚合了这批年轻人，我们要注意到一点，这批年轻人的背后是当时的新媒体：文化生活出版社、良友图书公司、申报《自由谈》、《中流》、《译文》、《作家》、《海燕》等等十来家出版社、杂志和报纸副刊，还原当时的影响，堪比今天的互联网。当时的新文学作家不太关注都市的大众媒体，而市民文学（通俗文学）的作家们则关注较多。新文学作家那个时候还属于学院派，或者左翼战斗团体，比较追求高大上。但是鲁迅却一直都主动参与媒体，将那个时代的新媒体人团结在一起，在上海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非常独立的力量。很可惜鲁迅55岁就去世了，他的生命之火燃尽了，很多新的尝试也就无以为继了。

从鲁迅本身的行为来说，他面对的从来不是“中外”问题，也不是“拿来不拿来”或者“寻找文化主体性”的问题，鲁迅是在不断抗拒成为主流、建立体系、尤其是貌似代表全社会其实只是体现统治者主体的文化。于是他一直在主流文化体系之外进行战斗，促使其自身的裂变，培养其成熟的战斗的个体，或者说是伟大的叛逆的个体。抗拒奴化，强调立人，他一辈子都在做叛逆者。今天我们面对的所谓全球化，几乎对它无法抗衡，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鲁迅作为伟大的“先锋”、独立的个体，他在中国给我们后代究竟揭示了什么？我们从什么意义上去理解、感悟鲁迅的传统？这应是我们今天的“80后”、“90后”思考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从思想上解决，那么给“80后”“90后”创造再多的条件，给他们开研讨会，让他们早早评上高级职称，甚至给他们大量话语权，让他们继续去说别人（或前人）说过的话，那么，还是无法产生“五四”时期那样的真正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