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国学大师”钱穆，他一生著述80余部，逾1700万字，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日前，学者叶龙将钱穆1955年至1956年间在新亚书院“中国文学史”的课堂笔记整理成书，由此这本《中国文学史》出版，让读者得以分享60年前钱穆的文学见解。书中保留了钱穆授课中的鲜活口语表达，全书31章，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评价说，这本　《中国文学史》　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被用作教科书的程度，但这种自由无羁，反使这部作品存留了许多见性情而有趣味的神来之笔。

1949年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站在讲台前，钱穆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12万字《中国文学史》　正是钱穆学生叶龙所做的课堂笔记。叶龙是苏浙人，学生中只有他能全懂钱先生的无锡口音，他又恰好学过速记，笔记“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钱穆曾查阅学生笔记，还给了叶龙高分。可以说，叶龙的笔记是得到过钱穆充分肯定的。

钱穆对各个时代的名人名作如数家珍，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其他《文学史》更注重严谨不同，钱穆评价名家可谓活灵活现。他说:“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他点评历代文人，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不仅如此，钱穆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如“李杜”齐名，钱穆认为杜甫为高，因为杜甫的精神人格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论语》文学价值极高，孔子不板面孔

钱穆的文学观范围较广，《尚书》《春秋》《论语》，他皆看作文学。他认为《论语》“文学价值极高”，谈及“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章，他说:“孔子这段话充满着诗情画意。前三句均是在描写一‘穷，字，实含有画意;最后两句实含有诗意，这是诗人的胸襟，这叫吐属……如‘浮云，两字，不论何处人均可会意，实有其意境，人人可明白，故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无韵的散文诗。”

《论语》中还有一句，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钱穆点评，此句人人可懂，如同眼前活现此景，还能以此类推，举一反三。后人借用此题材作诗画，推衍出“岁寒三友”等说法。因此，钱穆觉得，孔子并非是严肃板着面孔只讲道义，亦非讲哲学，而是针对人生、生活，有情趣意境。

评价建安文学是“文学觉醒之时代”

文学史各阶段中，钱穆对建安文学极为激赏。他对曹操评价很高，《短歌行》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认为是一首平民诗，轻松而又亲切，并认为，“后来的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作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钱穆特别推崇曹操的《述志令》，表示:“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

而曹丕《典论·论文》中的观念，“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甚合钱穆思想，他说，建安时代是文学觉醒之时代，曹丕是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和技巧的第一人，“因文章之好坏，其关键在气”。

称杜甫诗为史诗，反映当时整个时代

唐代诗人中，李白、杜甫齐名，但钱穆更偏爱后者，他形容杜甫“如一片枯叶，任由狂风吹飘。他是在大时代中无足轻重的一粒沙、一片叶，但杜诗变成了史诗，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整个的时代。”他说，李白是仙风道骨，老庄风度;杜甫则布帛粟菽，有儒家精神。

历史上，长安两度陷落，并遭受焚毁与劫掠，使杜甫极为痛心，他曾在多首诗中提及:“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乱离知又甚，消息苦难真。”“隋氏留宫室，焚烧何太频。”钱穆认为，在兵荒马乱、人民痛苦煎熬的日子里，杜甫忧心如焚，直到长安收复，写成排律《伤春五首》，其实都是关心国家前途、民生疾苦的政治诗。

《水浒传》是粗线条，《红楼梦》是闭门写作

讲至明清章回小说，钱穆对于《水浒传》尤其钟意，他说，《水浒传》是粗线条作风，是活的文学，即是由绘声绘色的演说笔记整理而成。一举一动均可演讲。因此钱穆认为，京剧中不少唱段都采自《水浒传》中的材料。

讲到清代，钱穆觉得“够得上第一流的作品”便是《红楼梦》。他说，相较《水浒传》　的活生生描写，《红楼梦》却是闭门写作的，描写十分细腻，但并不是活的演说笔记，“虽然描写得活灵活现，但不易用演讲加演唱来表达，是规规矩矩的，属于西洋文学派头”。

钱穆认为，王国维起初曾研究心理学，后用西方叔本华的思想来研究《红楼梦》，“这方法是开天辟地的”。按王国维的说法，《红楼梦》含有浓厚哲学意味，“这些荣华富贵如梦的思想人人皆知，即叔本华的悲观思想，王国维将中西文化配合起来讲了，很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