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卫·里恩导演的《雾都孤儿》(本版照片选自本报资料)
今年6月9日是英国文豪查尔斯·狄更斯去世145周年纪念。这位在英语世界里地位卓越的作家,也是中国读者喜爱的老朋友。
自1907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林纾和魏易联袂翻译的狄更斯小说以来,狄更斯的作品在中国就广受欢迎,并且深刻地影响了老舍、巴金、钱钟书等一代作家。
狄更斯的作品与他身处的时代不可分割,也与他跌宕坎坷的命运相连,是英国那个快速进入工业革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与缩影。他对时代和人性的洞察,历经100多年的考验,而屹立不倒。
他的一生是个人奋斗打拼的奇迹,他曾为金钱所迫,为女人所苦,为无力改变时代缺陷和人性的阴暗而悲伤……他有那个时代的局限,也有那个时代的力量。
1870年6月9日,英国肯特郡罗切斯特镇的盖茨山庄里,查尔斯·狄更斯躺在饭厅一张窄窄的绿色沙发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第一次见到这座山庄时,父亲曾对他说,如果足够勤奋足够努力,有朝一日你也会成为这幢山庄的主人。那时他9岁,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贫穷、奋斗和命运的跌宕后,如今他58岁,不仅是盖茨山庄的主人,而且早就名冠英伦。
6月的阳光从窗外洒进饭厅,亮亮堂堂。家人没有如当地风俗般将门窗紧闭好让下葬前的逝者笼罩在黑暗中,这是狄更斯的遗愿,即使长期的写作让他过早的疲惫,即使疾病让他形容枯槁,他也要让自己在光明中面对黑色的死神。他的棺木已备好,如他所愿铺满了猩红色的天竺葵,如果不是整个英国铺天盖地的呼声,他的葬礼也会如他所愿——“一个人越伟大,礼节就越少”,悄悄地在盖茨山庄入土为安。
6月14日,清晨,他的遗体被小心翼翼地抬上专列送往48公里外的伦敦,三辆马车打头的送葬队伍随着沿途为他敲响的钟声,缓缓进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他被安葬在那里的“诗人之角”,与莎士比亚、乔叟、斯宾塞相聚。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与他告别,棺材里外满是人们送来的鲜花,其中不少是碎布条扎起来的简陋花束——那是底层贫苦劳动者的敬献,他生前曾用他的笔,为他们落泪、呼喊、抗争。他记录了他身处的那个时代所有的呼吸和悲欣、光荣与罪恶。他走了,一个时代仿佛也随之落幕。
童年,贫穷像追着屁股咬的饿狗
10岁,是狄更斯童年的分水岭。在这之前,他和一家人的生活体面、快乐,在这之后,贫穷就像追着屁股咬的饿狗,成为他终其一生的心理阴影和创作源泉。
1812年2月7日,星期五,狄更斯出生在英格兰朴茨茅斯市郊。他的母亲伊丽莎白,是一个性格欢愉的23岁的年轻女子,生产的前一天还在参加舞会;父亲约翰·狄更斯是个海军军需官,仕途正在冉冉上升。这是个体面的家庭,第一个儿子出生的消息被登在当地报纸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3周之后,婴儿在教堂接受洗礼,取名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
约翰在军队的收入稳定,只是经常需要搬家。伊丽莎白相夫教子,每天给孩子上课,教查尔斯和他的姐姐范妮学习拉丁文。查尔斯很早便显示出了丰富的想象力,那些弯弯曲曲的拉丁字母,在他眼里,都成了活动着的小动物,“自有一副从容自如的好性情。”而频繁搬家,也养成了他对新环境的好奇,他对新邻居的观察、模仿,常常让他的姐姐惊讶,其中的一些人,在很久很久以后,成为查尔斯·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原型。
约翰到哪里都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他健谈、幽默,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无忧无虑。但在家人眼里,他却还是个脾气急躁、责任欠缺、任性胡来的人。在查尔斯小时候,约翰的这些性格缺陷还不算大问题,毕竟他有着300多英镑的年薪和额外的驻外津贴,足够全家过上有仆人有马车的体面生活。他爱孩子,到了年纪就供他们上学,尤其对特别喜欢读书的儿子,他格外上心,经常带他散步,给他买书,兴致好的时候,他就带孩子去剧场看童话剧,回家再自编自演一番。他甚至把儿子带去酒馆,让他在酒馆的桌子上当众表演……
但1821年,这种其乐融融的气氛渐渐变成了不安。先是舅舅巴罗在被迫替约翰还清一笔债务后,不再上门;接着小姨新婚,随即远走他乡……第二年初,小弟弟出生,小妹妹却因为天花早夭。父亲开始出售家产,全家搬去了伦敦郊外一个半乡村的小镇一座小房子里。约翰虽然失去了额外的驻外津贴,但年薪350英镑,还是能够维持全家生活。但他的虚荣、酗酒以及挥霍,常常入不敷出以致四处赊账,手头窘迫,债主敲门,查尔斯的学业被迫中断。
那是查尔斯第一次体验到贫穷的苦痛。他住在狭小的阁楼里,曾经美丽的梦想——海军、作家、演员,此刻都变成了又脏又累的家务。他尝试着挣钱,亲戚帮他搭建了一个“玩偶剧场”——用彩色纸板做的角色,粘上金属丝和小木棍,放到一个小小的“舞台”上,就可以演戏了。他一边移动这些纸板,一边朗诵剧情,有些还是他自己写的剧本。他还在伦敦大街小巷奔走,给人跑腿的间隙,他靠观察和想象填补内心对读书的渴望。但就是这么一丁点的快乐也没有维持多久,更大的灾难终于还是发生了。
1823年,约翰终于被自己及时行乐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击垮,因为欠债,他被捕了。此时,已没有一个亲戚愿意替他还债,他不但倾家荡产,还得去蹲监狱。作为家中最大的男孩子,12岁的查尔斯必须挑起全家的生活。
这是1824年2月9日,星期一的早晨,查尔斯走进泰晤士河边一幢破旧的老房子,那是他表兄开的黑鞋油作坊。在老鼠乱窜的吱吱声里,在面对大街的橱窗前,他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拿着糨糊、绳子、剪刀,给一瓶瓶黑鞋油封口、包扎、贴标签。家中已变卖一空,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妹也去了监狱。一早一晚,查尔斯都得赶去监狱,一路小心翼翼唯恐被熟人看见丢脸;而坐在橱窗前像个活广告那样干活,听凭过路人的指指点点,在他更是难以忍受的屈辱煎熬……黑鞋油,就像一道深深的烙印,黑鞋油瓶、黑鞋油刷、擦鞋小童箱子上的黑鞋油广告、黑鞋油作坊以及那些肆无忌惮的老鼠,在他的每一部小说中不断地被描写被展示,如同作家本人的标签。这些童年的苦难和对苦难的深刻反刍,日后在《雾都孤儿》中化成了奥利弗·退斯特,《老古玩店》里的小女孩内尔……他早就意识到,发生在儿童身上的悲剧最能凸显一个不人道的时代里,所有普通人可能遭遇的命运。
1826年,祖母去世留下了一笔遗产,加上几个叔叔的援助,父亲出狱了。但也许是被那段日子吓怕了,母亲认为查尔斯应该继续在黑鞋油作坊工作,虽然周薪只有6先令,但毕竟也是一份收入。查尔斯忍住了泪水,却在心底埋下了对母亲的怨恨。始作俑者约翰没有吭声,他悄悄来到黑鞋油作坊,看到橱窗里埋头干活的儿子,震惊之下,不顾妻子的反对,要让儿子回到学校去。这一刻,曾经对父亲耿耿于怀的查尔斯心底涌起了对父亲的怜悯,他原谅了他:“哦,我那可怜的父亲!”
刚过20岁,他实现了理想
1827年,经历了在威灵顿寄宿学校断断续续的走读生涯,查尔斯辍学进入了查尔斯·莫洛伊律师事务所当律师助理,整日在大街小巷递送各类诉讼材料。虽然离他的梦想——成为一名作家还有些距离,但他努力观察市井生活和法庭琐事,刚满18岁就去办了一张大英博物馆借书证,有空就去那里读书,并且学习速记技能,很快成为一名伦敦最棒的庭审速记员,伦敦博物馆至今保存着他在1830年11月18日速记的一份庭审笔录。
这时的英国正在跑步进入工业革命的时代,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工商业迅猛发展,讼争无处不在,且不乏吸引公众眼球的大案、奇案。他几乎是即刻体验到了当时社会的光怪陆离,尤其洞察了所有那些光鲜外表下的破败景象:他笔下的律师会馆“被伦敦所有贫穷却死要面子的破落户们不约而同地视为胜地和日常避难所”,“它总是挤满了人,啤酒和烈酒的蒸汽不断升上天花板,经过热力的浓缩后,像下雨似的从墙壁上流下来;每次开庭时那里汇集的旧套装,比十二个月送去杭兹迪奇旧货店卖的还要多……”
一年后,《议会镜报》录用了他,他终于成了一名记者,专门跑议会报道新闻,后来又成为《时事晨报》的记者。几年的历练,他不仅像熟悉自己的掌纹一样熟悉伦敦每一个角落,而且对那些人和事有了越见明晰的洞察。他看到了英国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大量的财富集聚在少数人的手里,各种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生活中常为金钱而困扰的他也不断地反思金钱在那个日渐走向民主的商业社会中的性质和作用。他细致的观察能力和模仿能力,一度使他相信自己的身体里住着一个优秀的演员,但当他提笔创作的时候,他发现作家依然是他的最爱,而“身体里的那个演员”,则帮助他在写作时化身为笔下无数个不同的“他”,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各色人物。1833年12月,他以博兹为笔名的城市生活速记系列短文在《月刊》杂志发表了。那些表现伦敦城乡的风俗人情和景物、对生活的爱和憎的故事还蛮受欢迎,他成功了!
1836年2月,查尔斯应邀为一位著名画家的版画配上喜剧性的连载故事。7周之后,以《匹克威克外传》为名的连载故事发表了,第一篇卖了400份,到第15篇时,卖出了4万份!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随着匹克威克和他的“匹派”至友的游历,当时英国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逐一呈现,作者心目中的“古老的、美好的英格兰”得到普遍的共鸣。在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故事里,平民第一次成为文学的主角,法官、律师、法庭、监狱、议会、选举等露出了被隐藏起来的真实。《匹克威克外传》风靡一时洛阳纸贵,查尔斯·狄更斯一举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
这一年,狄更斯再也不是那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4个出版社同时以高价向他预约书稿,单从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就获得500英镑的额外奖金。他辞去了报馆的工作,着手编辑一本名为《本特利氏杂志》的月刊。次年,他在这本杂志中连载了《雾都孤儿》。这次他不再只是一个会写滑稽讽刺故事的新手,围绕着奥利弗·退斯特这个雾都孤儿的身世命运,他的笔就像一把犀利的手术刀,丝缕毕现地切割着时代的畸形毒瘤,表达着他对不幸人的悲悯。与此同时创作的是《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紧接着是《老古玩店》……还不到30岁,这个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年轻人已经一跃而为英国最受欢迎的作家。到1843年12月《圣诞颂歌》出版时,第一版6000册在圣诞节前夜销售一空,而且随着这本为穷人定价5先令的小册子传遍四方,“MerryChristmas”,圣诞快乐,开始广泛地被人们应用,人们称他为“圣诞节的使者”。在1870年他逝世的时候,伦敦街头的一个穷孩子这样问道:“狄更斯死了?那圣诞老人也会死掉吗?”
刚到而立之年的狄更斯被文学界欢呼为天才,即使在遥远的美国,他也受到了类似皇室成员的隆重礼遇和欢迎。而要始终保持在天才的高度,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好在狄更斯之前坎坷的生活给了他创作的源泉,他进入了多产而成熟的创作高峰期。《大卫·科波菲尔》是一部具有鲜明自传性质的小说,大卫一家的悲惨不幸都来自于金钱的罪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他的道德理想,只有善和爱,才是人类得以幸福的途径。《董贝父子》则入木三分地在董贝身上展现了人性的扭曲,万能的金钱让原本私德无缺的董贝傲慢而冷漠,当他破产、病重的时候,拯救他的不是金钱,而是曾被他厌弃的女儿对他的爱。在《艰难时世》里他提出了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所在,那个功利主义哲学的信奉者葛擂梗,随身携带尺子、天平和乘法表,把万事万物,甚至人性、情感都归为“一个数字问题,简单的算术问题”;资本家庞得贝则打着 “自由竞争”的口号,把工人看作“没有爱情和喜悦,没有记忆和偏好,没有灵魂”的低等劳动力;与之相反的是吃苦耐劳、具有宽容谅解精神的工人斯梯芬。在《小杜丽》里则着力于法律界,小杜丽一家在监狱中的遭遇,来源于狄更斯一家在监狱的生活。
1859年的《双城记》和1861年的《远大前程》出版时,狄更斯已然达到了文学的高峰,他也比他那个时代的任何小说家都了解并且创造了民族性。
虽然没有成为演员,但他的小说不断地被改编成戏剧在伦敦20多家剧院上演,在他去世后的100多年里,他的小说又不断地被呈现在银幕上。穿越时空,他的声音在世界各地响起: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在私人感情上,他依然是个“穷人”
狄更斯凭借一支笔,摆脱了穷困,35岁时,他已是年薪3000多英镑的顶级作家,此后一部小说的稿费甚至超过1万英镑。他已经结婚,生养了一堆子女,并且资助着家族里老老少少的生活。他还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慈善事业的推动者,几乎堪称那个时代的道德楷模。
但是1865年6月9日,一场意外事故揭开了狄更斯保守多年的秘密。当时火车在从巴黎回伦敦的路上翻车,身在头等车厢的一位小个子绅士从窗口爬出,不顾安危找到了列车员的钥匙,并奋力救助伤员。闻讯赶来的记者惊讶地发现,这位救人的英雄,正是大名鼎鼎的狄更斯。但狄更斯拒绝采访,匆匆离去,紧追不舍的记者在采访中意外地发现,与狄更斯一起旅行的,还有一个年轻女子,她并非狄更斯的家人,而是一个女演员,名叫奈丽·特南。狄更斯那破碎的婚姻真相和秘密的女友就此曝光。
在狄更斯一生中,始终不曾停止对爱的追求,和他那巨大的名望、财富相比,在私人感情上,他俨然一个“穷人”。
他的初恋是一位银行家的女儿,美貌且有着富家女儿的虚荣傲慢。这段感情自然以失恋告终。在《时事晨报》工作期间,他成了总编乔治·霍格斯家的座上客。他娶了霍格斯的大女儿凯瑟琳为妻,却在心中为二女儿玛丽留下了一个爱的天使的位置。玛丽心脏病发作死在狄更斯的怀抱,她的死一度令他万念俱灰,她的一枚戒指被他戴在手上,直到去世也不曾摘下。至于三女儿乔治娜,一生未嫁,她照料着狄更斯的生活,甚至在后来凯瑟琳与狄更斯离婚以后。
凯瑟琳在婚后15年里11次怀孕,除了一个早夭,共有三女七男。在狄更斯给友人的信中,他抱怨妻子无休止的生育和不断增加的孩子令他厌烦,抱怨妻子精神抑郁脾气暴躁:“家庭的不幸福对我的影响是如此的强烈,搞得我一分钟也无法写作、无法休息。”至于孩子们,他心情好的时候,对女儿们还算温情,但对被送去寄宿学校的儿子们,他甚至很难和他们交流,看到他们舒舒服服尤其是花钱如流水的生活,他自己苦难的童年又会涌上心头,这令他不安而且愤怒。
1857年,狄更斯认识了18岁的女演员奈丽·特南,一见倾心。几周后,狄更斯和特南在曼彻斯特出演了一场话剧,剧中一个老男人爱上了他的受监护人。凯瑟琳发现了丈夫的秘密,结果狄更斯擅自将自己与妻子的卧室隔成两间,实行分居。1858年,狄更斯公开宣布自己是个不幸的丈夫,妻子不是个好母亲,6月他在报上声明婚姻不幸,分居不是他的错;8月再次在报上发表公开信,直指凯瑟琳自认为不适合做他的妻子,首先提出分居,并说她精神不正常,强调婚姻的破裂不存在第三者的介入。
1860年,奈丽不再演戏,搬进了狄更斯为她买下的新的大房子,生活由狄更斯照顾。他常常带奈丽出去旅行。1862年,奈丽从伦敦消失,而狄更斯则频繁的去往法国,直到1965年火车事故,这段隐秘的感情才浮出水面。然而他们之间究竟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还是世俗的情人,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他们之间的通信已被狄更斯付之一炬。唯一留下的文字是狄更斯的遗嘱,奈丽是第一位受益人,狄更斯留给她1000英镑遗产以及其他的信托收入。这段长达13年的情感纠葛,最终以狄更斯另娶他人而结局。
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往伦敦拜访狄更斯,数年后,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他写下了两位作家讨论他们笔下好人或坏人形象的来源:
一个作家接触时间最长,最经常,其实是天天见面的,就是他自己。为什么作品中的人物有这样而非那样的行动,这个人物是否能被人理解或不被人理解,这些都是由作者自己的行动决定的,作品中的人物来源于作者。1862年,我在狄更斯的杂志的办公室中与他见面时,他告诉了我同样的看法……他说他的作品中的好人,都是他自己希望能成为的人物;而他笔下的恶人,也都如他自己(更确切地说,是他在自己身上找到的):他的残酷,他对那些无助的要依靠他的人无缘无故的敌意的攻击,他面对他应该爱的人时的退缩,这些都被用在他的作品中。他告诉我,他的内心有两个人:一个是他应该做的人,另一个正相反。从那个相反的人身上他创造了作品中所有的恶人,而那个应该做的人让他能够继续生活。我问他:仅仅只有两个人?
1869年4月,在第二次美国之行过后,狄更斯突然病倒。病中他开始创作《艾德温·德鲁德之谜》。1870年新年开始时,他在伦敦进行了一轮短期的告别朗诵,演出以一段著名的话结束∶“现在我将从这耀眼的灯光中永远地消失……”6月9日他在盖茨山庄猝然离世。在他的墓碑上如此写道:“他是贫穷、受苦与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他的去世令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而狄更斯自拟的墓志铭则有趣而且诚实:狄更斯深知自己的缺点,所以在墓志铭中如此自嘲:
在这儿查理·狄更斯终于长眠不醒,显然,他以为自己是非常聪明的;对于他朋友的过失,他都十分清醒——
这几乎要使我哭泣;对于自己的,他却酣然入睡……
文汇报记者 陈晓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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