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记者 许旸

今年是契诃夫诞生155周年，北京人艺在新年伊始上演《万尼亚舅舅》，国家话剧院排演《爱恋·契诃夫》，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了童道明译著的《可爱的契诃夫：契诃夫书信赏读》；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契诃夫戏剧全集》，举办“契诃夫和他的戏剧世界”剧本朗读会……对这个时代而言，已经去世100多年的契诃夫依然是一个只要抬头就能看见的存在。正如马雅可夫斯基所说：“为什么要完整地读契诃夫？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读懂过他。而他的舞台，有这个时代一切的痛和期待。”契诃夫在人世的日子不算长，他只活了44岁。这个祖上曾是农奴的后代，这个曾经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对人间的悲欢离合有着高度的敏感、悲悯和理解。他用了人生一半的时间，写下他对人的细微观察和充满善意的期待。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发问：人，为什么这样活着？人，应当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穿越了一个世纪，依然是全人类的孜孜以求。

在去世前半年，病中的契诃夫给蒲宁写信，最后他写道：“请代我向可爱的、温暖的太阳问好，向宁静的大海问好。” ——编者

从契诃夫44年生命中留下的4000多封书信中，不难看出，他从不掩饰对大自然和心爱之物的热忱，也真实流露了因作品被褒贬时的得意或失落。如果说，契诃夫近800部短篇小说似刀锋锐利撕开生活表面，使他跻身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列，17个剧本开创了西方现代戏剧，那么，从对作家心灵的展露意义上，契诃夫的书信则跟托尔斯泰日记，可以并称为19世纪俄罗斯文化两大奇观。

鼓励高尔基写戏

倘若19世纪末就有“朋友圈”，那么跟契诃夫互动点赞最多的，肯定少不了列依金、苏沃林、蒲宁和高尔基。

写短篇小品出道的契诃夫，视幽默刊物《花絮》主编列依金为自己的贵人。当时，20出头的契诃夫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不久，便开始给《花絮》投稿，作品陆续被采用。对初出茅庐的写作者来说，这简直再美妙不过。刊物主编列依金主张简约风格，作品不要超过100个句子。以至于契诃夫后来说出“简洁是天才的姐妹”的写作信条。这份提携和知遇之恩，契诃夫一直没忘怀。1887年底，他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中直言：《花絮》是我的圣水盆，而您是我的教父。

报刊主编似乎都很看好契诃夫，1885年底契诃夫第一次去彼得堡，结识了《新时报》主编苏沃林，两人相谈甚欢。此后契诃夫佳作迭出，1888年写出了第二个剧本《伊凡诺夫》，短篇小说集《黄昏》摘得普希金文学奖，他从幽默小品作者进阶成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作家。但接踵而至的声名之累，令契诃夫心生困惑，他马上提笔给苏沃林写信：

您和我都爱普通人，但人们爱我们却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不是普通人。比如，现在到处都要请我去做客，招待我吃喝，把我当作将军一样地请去参加婚礼。于是我想，如果我们明天在他们眼里变成了普通人，他们就不再喜欢，而只是为我们感到惋惜，这是很糟糕的。

次年，从名利场莫斯科来到市郊苏梅过上村居生活后，契诃夫对生命有了新感悟。他迫不及待写信告诉苏沃林：“大自然是一服极好的镇静剂，它能让人心平气和，也就是说，它能让人变得与世无争。”30岁生日前夕，契诃夫袒露“而立宣言”：“到明年1月，我就30岁了。可恶，我感觉好像才22岁。”他还和苏沃林探讨人生真谛，“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

不难看出，契诃夫的许多重要观念，都出现在他与苏沃林的书信中。但是，两人也少不了创作理念和风格的争论。1890年初契诃夫写出《盗马贼》，苏沃林指责作品“过于客观”，即“对于善恶的冷漠，缺乏理想与思想”。契诃夫不乐意了，他写了封长信，与苏沃林辩明态度：

您希望我在描写盗马贼的时候，同时要说上一句：盗马行为是一种恶行。但要知道这是不用我说也早就明了的事。就让法官去审判盗马贼好了，我的任务仅仅是真实地表现他们。当然，把艺术与布道结合起来是件愉快的事，但由于艺术技巧上的条件所限，我本人很难做到，而且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充分信任读者，相信读者自己会延伸小说中没有展开的个人感受。

后来，评论家们常引用契诃夫这段话来解读作家本人的创作心理学。

1895年，契诃夫怀着朝圣心情，第一次拜见俄罗斯文艺界巨擘托尔斯泰，托翁称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谦虚可爱的人”。托尔斯泰曾评价契诃夫的写作方法很特别，“恰如印象派画家。一个人把浮上他心头的几种鲜明颜色，随意涂在画布上，在这些鲜明的各部位之间，虽没有明显联系，可是整个效果会令人目夺神移。”

那一年，契诃夫多了位知己——首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蒲宁。契诃夫1901年从意大利回到雅尔塔后，倍感孤独，好在当时作家蒲宁也在同个城市，天天见面，但蒲宁一走，孤独感再次袭来。到了1904年，契诃夫给蒲宁的信中称：

我们莫斯科这边一切正常，也寂寞，除了新年是新的，其他了无新意，也看不到新的前景……请代我向可爱、温暖的太阳问好，向宁静的大海问好……

另一位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家高尔基则在信中袒露：“每一个来到契诃夫身边的人，会不由自主感到自己希望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是他自己。”契诃夫1899年初识高尔基后，就一直鼓励他写戏，有封信中接连用三个“写吧”，督促高尔基“平实地写，质朴地写，您一定能写出让人叫好的好东西！”而这可以成为对一切文学爱好者的指导意见。两人交情颇深，此后契诃夫曾为声援高尔基而请辞科学院荣誉院士。

从剧本到“斯坦尼”舞台版

1898年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商量，为新成立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挑选剧目，契诃夫进入他们的视野，从此，契诃夫与导演斯坦尼开启了长达6年的“交锋式”合作。戏剧文本向舞台具象转换时，前者不可避免被改写和重塑，并经受由此带来的风格变化。长期以来，“斯坦尼”体系阐释契诃夫剧作孰优孰劣，成了理论界和表演界争论热点。

但两位大师并非一开始就剑拔弩张。事实上，契诃夫《海鸥》能够上演“逆袭”，首先要归功于斯坦尼。1898年底，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海鸥》大获成功，这让1896年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全场哄笑所带来的阴影化为乌有。

当时，彼得堡那场《海鸥》遭遇了无情嘲弄，观众无法忍受这部“违背所有喜剧法则”、“动作很少，像部小说”的戏，契诃夫落荒而逃。斯坦尼在丹钦科的提醒下，重新编排该剧，启发演员在舞台上“生活”体验角色，而非以传统方式机械“表演”。结果第一幕结束时，大厅里河堤决口般爆发出如雷掌声。

《海鸥》让剧作家契诃夫打了翻身仗，也成就了导演斯坦尼。后者的“斯坦尼”体系正是在排演契诃夫戏剧的过程中得以成型。莫斯科艺术剧院甚至以飞翔的海鸥形象作为徽标。1902年2月，斯坦尼把一枚金质海鸥院徽专人送达契诃夫手中。

1903年10月，契诃夫把刚完成的《樱桃园》交给斯坦尼。两人关系步入分水岭。在斯坦尼看来，这绝不是喜剧或滑稽剧，“而是一个大悲剧”。契诃夫听闻失望极了，向友人发牢骚：“完了，他们又要把作品搞成引人落泪的玩意了。”直至次年首演的整个排演过程中，契诃夫屡屡不满导演对《樱桃园》的处理方式。种种分歧，导致两人在书信中“明枪暗箭”。

1903年10月30日他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信：

当我写陆伯兴的时候，就想，这是您的角色。如果您对这个角色不感兴趣，那么就演加耶夫好了。当然，陆伯兴是个商人，但在一切方面来说他都是个正派人，应该堂堂正正，有知识分子的派头，不小气，不滑头，我以为他是这个戏里的重心人物……

在戏剧评论家童道明看来，这是一封令契诃夫研究者们关注的信，因为文中对剧里最易被误解的商人陆伯兴做了权威性人物解读。但斯坦尼并没有听从契诃夫建议，他选定的角色是加耶夫。

1904年3月契诃夫给妻子克尼碧尔写信，他怒火难遏地抱怨道：

鲁鲁和克拉3月份去看了《樱桃园》，两人都说斯坦尼在第四幕演得很糟，说他拖沓得厉害。这多么可怕！这一幕最多演12分钟，而你们要演40分钟。我只能说，斯坦尼把我的戏毁了。

这份怨念在当年4月10日给妻子的信中再次升级：

为什么在海报和报纸广告上，一个劲儿地把我的剧称作正剧？聂米洛维奇和斯坦尼完全没看懂剧本，我可以担保，他俩没有认真地读过一次剧本……

在舞台处理上，契诃夫认为斯坦尼过度运用“静场”手法，导致了节奏拖沓；但也有研究者替斯坦尼喊冤，认为契诃夫所指《樱桃园》第四幕“最多演12分钟”显然不现实，“即使现在也没有哪个导演能把这一幕控制在十来分钟内演完。”

除了《樱桃园》，两人针对契诃夫其他剧作也有争论。排演《万尼亚舅舅》的过程中，契诃夫曾公开表示，对斯坦尼过度追求环境真实化的不满，剧中那些“要演员蒙起头来躲避蚊子”之类的做法也遭到了戏剧评论者反对。

此外，就《三姐妹》斯坦尼曾在来信中谈到：

《三姐妹》结束全剧的独白非常感人，如果此后又把尸体抬上来，就破坏了尾声的和谐。您的剧本里写“远处人们将尸体抬走”，但我们剧院的舞台没有这样的深度，让姐妹能见到这尸体的搬运。如果由独白结束全剧要好一点。可能，您是怕这样与《万尼亚舅舅》结尾太相像？请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

契诃夫则认为导演误解了他的意图，他并不想让三姐妹看到屠赞巴赫的尸体。不过后来他还是把“远处人们将尸体抬走”改为“安德烈推着童车”。

如今的学者对于这两位大师的争论，多持不偏袒任何一方立场，认为各自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