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军参谋训练班学员顾草萍。 本报记者 付鑫鑫摄
第29军军医王寿延。 本报记者 郑蔚摄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久为传唱的《大刀进行曲》,其原型是守卫卢沟桥的部队——国民革命军第29军。因为大刀是他们最主要的兵器,所以第29军也被称为“大刀队”,所以就有了这最初版的《大刀进行曲》。
卢沟桥之战,第29军将士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仅7月28日一天,第29军在北平地区就伤亡5000余人,牺牲了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两位高级将领。而日军承认的伤亡情况为:从7月27日至8月3日,死伤1233人,其中军官89名。
那些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为中华民族存亡而战的官兵,永远是我们心中的民族英雄。77年光阴似箭,如今他们大多已经离世,幸存者也垂垂老矣。在抗战史专家和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帮助下,记者得知在我国大陆还有4名幸存的第29军老兵,但其中两人已经因病不能接受采访,于是记者分赴成都和南京,采访了两位可以接受采访的第29军老兵。
在北京,记者还采访了佟麟阁和赵登禹两位将军的后人,试图通过他们和老兵的叙述,重回那77年前战火纷飞的岁月。无法切断的历史,我们努力找回的,无疑只是其中的只檐片瓦。英雄虽已远去,但他们的背影却依然伟岸,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丰碑。
回望伤痛,不只是为谴责日军的罪行,更为尊重历史,还原时代,记取教训,面对未来。所有的英烈都将被铭记,而所有的罪恶即使可以被宽恕,却依然不可被掩盖,更容不得美化和鼓吹。
1937年7月6日,日军驻丰台的清水节郎中队,全副武装,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宛平第29军37师驻军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第29军当即作了应变准备,严阵以待。到了晚上,敌始退去。
7日夜间,日军一个中队突然向卢沟桥守军发起攻击。佟麟阁代军长立即命令37师110旅旅长何基沣自卫还击。该旅吉星文团金振中营遂奋起抵抗。卢沟桥的枪声,响彻大地,中华民族历时八年的全面抗战,自此开始。
顾草萍:不当汉奸就被水银蜕皮
走进成都军区总医院的病房,95岁的顾草萍正躺在床上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的新闻是“《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发布,公布首名战犯:‘无人区’制造者铃木启久”。
去年11月下旬,顾草萍因双腿无力摔倒,住院治疗后发现是心脏功能退化,需要安装起搏器。为了更好调养,他便在军区总医院住了下来。听说是采访,老人家来了精神,强烈要求坐起身,将往事娓娓道来。
1936年,顾草萍在邢台中学初中毕业,本想去开封报考黄河水利专科学校。结果,学校关了,只得打道回府。在老家河北磁县,有同学拉他一起上北平读私立中学,于是,他便进到北平中华中学读高中。
寄宿制的学生公寓一个月要15块大洋,家庭负担不小。有一次,顾草萍到北平同仁医院去看当护士的同学,见到一队日本兵耀武扬威地从医院门口经过。当时,他心里很不舒服:“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凭什么给日本人占了!”
1936年年底,第29军正在招募学生,对外宣称是军事训练团,实际是“军士训练团”,为部队培养作战官兵。顾草萍毅然中断学业,投笔从戎,加入第29军。经过半年的新兵入伍训练,顾草萍因文化素质较高,被推选到参谋训练班学习。
在参谋训练班,主要学习两门课程。一是军用地图的绘制。顾草萍清楚地记得,老师拿着切开的萝卜教大家:“线条密集的,就表明地势高、山坡陡峭,线条宽松的表明地势低、山坡平缓……”另一门课是土木工程,即军队如何修筑工事。“浅战壕,要挖很多口子,用来架机枪;交通壕是深战壕,弯道要多,防止敌人炮击和轰炸。”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7月28日,顾草萍刚吃好早饭,就听见拉警报。日本人有20多架飞机自东向西飞,然后变成一列纵队,开始轰炸南苑。参谋训练班没有参战,在防空工事砖窑洞里躲飞机。
快中午时,听说132师师长赵登禹到了南苑。“据说赵将军还到我们营房门口来了。”顾草萍描述,“那时候,我只是小兵,也不知道哪个人是赵登禹。”
从砖窑洞出来,训练班学员跟着区队长,从西营房往北平撤退。南苑中间的演武厅和最东边的营房已经给日本兵占了,顾草萍等人只能跑一阵、歇一阵。
“路过北小街,有十几匹马从我们左边跑过去,区队长说这是佟麟阁的马。”顾草萍说,大家都忙着赶路,自己完全没留心。快到大红门时,已经听见打枪了。区队长带领队伍绕开日本兵的火力,好不容易到了北平城门口。结果,城门关了,通报是训练班学员,才开了一条小口子放进城。
天亮时,日本飞机又来狂轰滥炸。部队走了一天,没饭吃也没休息。半路上,发现一片西瓜地,吃西瓜充饥过后,顾草萍竟然找不到大部队,后来再追也没追上。
随后,他便辗转回了家,并在家人的推荐下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第14期。
顾草萍说:“日本人走到哪都是烧杀抢掠。我们老家磁县,有个2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听说日本人要来,有一家人逃走前给一坛咸菜下了毒。没想到,日本兵进村以后,真有人吃咸菜被毒死了。日本兵把村里所有人集中起来,全部枪毙,只有一个人一听枪声就趴下了,藏在死人堆里,侥幸躲过一劫。”
有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抓到,要他做汉奸,他不干。“日本人就把中国人的头皮割开,灌水银进去,整个人皮都蜕了下来,连救都救不了。”顾草萍说起往事,义愤填膺,“日本人杀人不眨眼,想杀就杀。那时候想着要让他们血债血偿,所以我才去参军!”
1938年11月毕业,顾草萍被分配到位于山西东南部的第14军10师,任排长、区队长4个月。因为看不惯国民党军中的吸毒、赌博等现象,顾草萍去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进藏,长期在西藏负责军队工作,曾任西藏军区副司令。1983年5月离职休养。
沈甸之:灭日复仇方显真英豪
今年94岁的沈甸之老人,因身体欠佳,不能接受采访。我们不得不通过抗战史研究专家方军的转述来了解他的英雄事迹——
1920年,沈甸之生于河南郾城,15岁在张家口当兵。经3个月的新兵训练,于4月1日补入国民革命军第29军37师217团3营12连4班。
在沈甸之眼里,第29军有别于其他旧军队:第29军原是冯玉祥将军所缔造的西北军的一部分,宋哲元是他的手下。冯玉祥主张以北伐军的革命传统教育部队,亲自主持编写的《革命精神》是部队的课本。他始终坚持以严明的纪律、勤俭治军的原则和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作风管理部队。
同时,第29军也是一支富有抗日传统的军队,很多老兵都参加过1933年的长城抗战,还有好几位班长参加过喜峰口抗战。赵登禹亲率五百勇士夜袭日本兵营,斩敌八百自伤过半的英雄事迹,在军中广为流传。连队中常唱的军歌,也都充满着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精神,如《熄灯歌》中有“国耻莫忘了”、“灭日复仇显英豪”等。
1936年年中,3营营部驻地丰台发生“军马事件”。这次事件,本来是由日军强行夺去我方两匹军马和刺死我一匹小马驹引起的,而他们却无理地要求崔蕴秋营长一定要帮他们找回在当天晚上夜不回营的一名士兵,否则他们就不归还我方军马。双方互不相让,以至引发谈判。
谈判结果在北平各大报纸公布后,立即引起全军官兵,特别是高级将领的强烈反对。最后,宋哲元决定:一、3营全部调回西苑军营休整,而不是整训;二、营长崔蕴秋不仅没有“撤职查办”,而且还晋升了一级,少校变中校;三、全营奖励1000元大洋。
“军马事件”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我丰台驻军的一个连,在野外打靶归来的路上同日军一个骑兵分队迎头相遇。连长立即下令由四路纵队变为二路纵队靠马路左边(当时的交通规则是“行人靠左”)继续前进,把马路的另一边让对方通过。可是骄横的日军不但不从另一边通过,而是快马加鞭地直向队列冲来,当即踏死踏伤士兵多人。这时,被激怒的连长立即振臂高呼:“散开!打!”愤怒的士兵打死打伤多个日本兵。
开打以后又是和谈,只是结果与以往有些不同。一是《熄灯歌》歌词改了,最后一句“灭日复仇显英豪”改成了“复兴民族显英豪”;二是团部楼顶旗杆上的国旗已有两天不见了。直到第三天,营长崔蕴秋才向大家透露了一些情况。
“国旗已经有两天没挂了,我们的《熄灯歌》也改了,你们知道吗?这都是日本人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可是我方也都答应了!你们说这是不是国耻呀?”
“是!”
“日本人还提出来,要在我军每个团都设两名日军顾问,同时请几名日军教官。你们要不要呀?”
“不要!”
“你们说不要,可是他硬要来,你们怎么办呀?”
大家都高高举起拳头,大喊道:“打”。
崔蕴秋把胳膊袖一捋,拳头一挥大声说:“好!只要你们大家给我撑腰,我就敢顶!我们绝不能让日本人走进我们的营院一步!”
士兵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去同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早晨,沈甸之所在的学兵第二中队,出操跑步到圆明园,远方传来隆隆炮声和隐隐约约的机枪声。回营后,中队长王沛霖中校向大家宣布:“日军已在昨天夜里向我卢沟桥驻军发动进攻。”并命令我们立即擦拭武器,午饭后休息,随时准备出发。
14时左右,中队长王沛霖中校说:“我卢沟桥驻军在昨天夜间和今天上午,仅凭石桥的拦墙、沙袋和宛平城墙进行顽强抵抗,击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后来双方虽然达成了今天中午12时停火的协议,可是日军却又不遵守协议,在停火协议生效时间之后,又有日军40多人,利用青纱帐的掩护,对我铁桥东头的军士哨进行偷袭,但敌人的多次冲锋都被我方阻击,现在战斗仍在继续进行,大家随时做好立即出发投入战斗的准备。”
18时,全体同学全副武装,乘坐4辆大卡车,从西苑4营出发了。但目的地不是卢沟桥,而是位于八宝山北面的田村。当时,刚刚成立的以何基沣将军为前线总指挥的指挥部就住在这里。从这时起,沈甸之所在的学兵中队已成为指挥部的警卫连,并承担护送伤病员的任务。
1938年3月,沈甸之脱离第29军,参加八路军。同年5月2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后,他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指挥所所长、空司作战处副处长等职务。1983年5月离休。
王寿延:为将士看病的军医
家住南京市江宁区老虎桥的王寿延,高寿98。他是第29军的军医,亲历八年抗战,接触过很多第29军的高级将领。
1916年,王寿延生于河北高阳县,幼时上过私塾,和佟麟阁将军是一个村子的。1935年,在北平报考第29军军医处。1936年,第29军军部迁至南苑,王寿延在军部军医处制剂所注射室工作。
在营地,王寿延遇见过宋哲元、佟麟阁、冯治安等高级将领。他说,每逢周一,军部的八大处要集结在一起,进行“纪念周”活动,聆听军长宋哲元的训话。
王寿延至今还记得,第29军将领武功都很好,印象最深的是佟麟阁。在南苑营地的演武厅上,众将领立在台上,佟麟阁将军上前一步问台下的士兵:“你们的大刀快不快?”士兵会按惯例,从背上拔出大刀,从台下往上抛,佟将军能在台上稳稳地一把接住大刀。
进入6月份以后,日军几次在北平城郊演习,第29军就和他们在同一时间演习。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在哪个地方演习,第29军就在日军演习地点的两侧演习。部队将这种演习叫做“夹肉烧饼”式的演习。就是说,不论日军在哪里演习,第29军都要把他们包起来,要演习就演习,要打就打。
1937年6月,有批世界各地华侨捐赠的医药器械,共13车皮,被运至上海,王寿延和制剂所所长奉命前往接收。
七七事变后,王寿延随军撤到河南郑州,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总部军医处,升为中尉军医。一年后,升为上尉军医。1939年,王寿延被调到陆军第77军野战补充团当上尉军医。1940年,到贵州安顺市陆军军医学校医学专科3期深造学习。2年后,返回原部队。抗战胜利后,奉命到上海国防医学院(即原来的陆军军医学校)专科部第6期,于1948年提前毕业。1949年8月,携家属回到南京。
在王寿延看来,自己虽然没有亲见卢沟桥的惨状,但事后也听说了南苑激战和佟麟阁、赵登禹等壮烈牺牲的故事。
南苑激战,战况之激烈,从日军《大陆史书》中可见一斑:“日本军在空军的掩护下,进攻南苑和西苑,在这里守卫的是支那名将赵登禹。战斗是在雷雨中爆发的,尽管日军进攻猛烈,当时赵登禹防守十分坚固,几经阻战,无法轻易将他拿下,轰炸和炮击不断,此战惨烈至极。白刃战到处发生,如同铁石一般的坚阵,终于在下午1点左右,被日本军完全攻占。天空中停留着几点残云,士兵头上出现了阳光,地面上到处都是战死的尸体,这仿佛是一场白日下的噩梦。”
噩梦已然过去,醒狮正在崛起。“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目的是希望还世界一个真相。”中国四川巴蜀抗战史研究院副秘书长马正群说。
文汇报记者 付鑫鑫 郑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