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国丛书”:《内山完造:魔都上海》《杜威:教育即生活》《罗素:唤起少年中国》《泰戈尔:我前世是中国人》《萧伯纳:我的幽默》和《萨特和波伏娃:对新中国的观感》。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亲历中国丛书”选取的对象是大师,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名人;他们更抱有中国关怀、中国情结。他们关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关注中国的历史命运。丛书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行迹,精选其在中国期间发表的演讲及谈话。从这些真实、生动的文字中,我们会感受到时代风云的变幻以及思想文化的撞击。书后还配有中国的文化名人如徐志摩、胡适、蔡元培、鲁迅对这些大师的点评,可谓中外大师言论并录。
魔都
东京有东京的情况,长崎有长崎的情况。在相同或不同的意思层面上,上海也有上海的情况。在我的想象中,大概指的是只有在上海才能见到的情形吧。我绞尽脑汁地想,写些什么才好,写出来的东西如果不是上海特有的,而是司空见惯了的情形又该怎么办。那看上去会很傻吧。
听说只要有装着米袋的小车通过就会有穷人冲出来,冷不防地用刀子之类的划破袋子,白花花的大米唰地就流出来了。许多贫民哇哇地叫喊着争先恐后地抢夺大米,逃之夭夭。或是一个穷人追赶装着大米的卡车,将竹筒猛地插入最下面的米袋,大米如同小瀑布一般洒落出来,在路面上画出一条长长的线。车上的苦力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贫民中自然是欢呼起来,许多穷人阻断交通,只为今天一顿饭的米。哪怕是突降大雨,被淋得浑身湿透,他们也紧紧地守在路上不肯离去。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想也知道肯定是有的。
然而,这不是上海的常态。上海虽然有时会被称作“魔都上海”,说得好像上海是只有恶人聚集的城市一样,而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虽然上海是有恶人,但大多数人还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因此,情势大体上是一样的。找这么个“魔都”的称呼,我认为是有点夸张过头了。然而,就在今天,这样的常态被打破,竟然发生了光天化日之下的掠夺。这还只是碰巧路过,就能看到这样的掠夺,对于多少已经有些魔都化的当下来说,我反而觉得“魔都”也好、“暗黑”也好,这类的名字都有点客气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下次根据情况,笔下又会出现“神都”“善都”等等的名称来。
暂且不开玩笑了。在中国人之间能被允许的,不管是像白米、棉花这样的“一点点”的事儿、还是马马虎虎就能过去的事儿,光天化日下的掠夺绝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绝不是开个玩笑、说个笑话能够混得过去的深刻的大问题。而我们现在正直接面对着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最近的上海情况。
——摘自《内山完造:魔都上海》
素质教育
5月里我初到南京的时候,南京高等师范的附属幼儿园正在养蚕。他们从选择蚕子和保存蚕子做起,渐渐用桑叶饲养,让它作茧。等我到的时候,已经在抽丝的时候了。这种层次渐进的训练,倘抽象地看来,不过很有趣味罢了,其实在知识上有极大的价值。小孩子从蚕子看起,进而幼虫,再进而作茧,变为飞蛾,几个礼拜以内看出生物的全套变迁,一定能看到许多生物学上知识。再讲实业方面,从选择蚕子入手,一直到丝的价值、绸的好坏,都可以使儿童知道。蚕丝为中国南方出产大宗产品,儿童从这里得到这许多顺序渐进的知识,都可在社会应用。这种灌输知识的价值还不大吗?
这是以本能为基础,使儿童能利用本能,得到应得的知识的教育方法。
再举高深点的一个例:前几年有个科学家,考查生物的生长要费掉多少能力,于是,他在一株正在生长的南瓜外面,套上一只木箱,上置计算重量的码子,看它穿破箱盖的能力有多少。这种试验,儿童看了,以为植物生长的时候,竟能举得起多少重,自然觉得很有兴味。因此,可以教他,凡是营养料能制造出很大的能力的道理;再推及于人类的能力,也由于营养料造成的。又如植物在生物界是怎样一个地位,它怎样靠营养料生长,人又怎样当它作营养料。这都是很高深的学问,借了工作的方法,便可以尽量输入了。
——摘自《杜威:教育即生活》
中国人的宽容
试着比较一下中国向西方寻求的东西与西方向中国寻求的东西,倒挺有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是知识,他们认为这是通向智慧的大门(其实未必);西方人到中国去无非三个目的:打仗、赚钱、传教。虽然第三种动机具有理想主义的美德,并激励了许多英雄,但这三种人——军人、商人、传教士都是强迫世界采纳我们的文化,或多或少抱有强硬的态度。中国人却没有强迫欧洲人接受儒教的念头。他们认为“宗教虽多,其理一以贯之”,所以就放任我们,而不加以干涉。
我认为,中国人的宽容,欧洲人根据本国经历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自认为宽容,但只不过比我们的老祖宗显得宽容一些罢了。但是在政治上、社会上仍实行各种压迫,称不上宽容。更严重的是,我们深信自己的文明和生活方式远胜于其他民族。如果遇到像中国这样的民族,就认为对他们最慈善的举动莫过于让他们全盘接受我们的文明——这真是大错特错。我认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比英国人贫穷,但却比英国人更快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于比我们更宽厚、更慈善的观念。无休止的好勇斗狠不仅产生了明显的恶果,还使我们不知足,不能享受美,使我们失去思考的美德。从这一点来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是迅速地退步了。毋庸讳言,中国的弊病正趋于另一个极端;但是,正由于这个道理,中西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们可以从我们这里学到必不可少的实用的效率;而我们则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深思熟虑的智慧。这种智慧使其他古国都已灭亡之时,唯独中国生存了下来。
——摘自《罗素:唤起少年中国》
告别谈话
今天的集会使我记起我初到中国那一天也在这块园地上接受你们初次的款待。那时候我总算是一个生客,我也不相识那天来欢迎我的诸君。我一向总是在我的心里踌躇,究竟中国是否像我意想所构成的中国,我也踌躇究竟我能否深入这民族的心曲。那天,我的心里很是不自在,因为在你们看来我是从一个神秘的地域来的,我又是负有一个过于浮夸的名誉,因此你们对于我的盼望也许不免有不切实在的地方。所以,我急于告诉你们我的有限的资格,我记得我开始就供认给你们我仅仅只是一个诗人。
我知道你们曾经邀请过欧美诸邦的名人,大哲学家与大科学家,远渡重洋到你们的国度来讲学,现在我也来到你们的中间,我很惭愧我自己的渺小,你们都曾经亲听过他们的至理与名言。那天我真是深深地引愧,因为我觉得仿佛我是穿着一身乔装来收受你们款待的至意,也许你们并不曾认识我本来的面目。
今天是我在你们的国度最后的一天,如果你们还是准备着厚意的款待并且给我称誉的言词,我可以放心接受的了:因为我已经经过了你们的考验,我想也并不曾缴还我的白卷。所以,今天我到你们这里来,我满心热切地只想望你们的友爱与同情与赞美。这是你们披露你们真情谊的机会,好叫我永远记住。虽则我不能不向你们告别,这最后的一次集合,像一度奢侈的落日,大量地铺陈它储积着的异样的彩色。但是,话虽如此,我还不敢十分放心。在你们中间有跟着我此次巡游的,他们最真切地知道我的成绩,还不曾开口说话。
——摘自《泰戈尔:我前世是中国人》
五十分钟与萧伯纳在一起
不懂中国话的萧伯纳先生,和不会说英国话的梅兰芳,彼此相见了。萧老头儿劈头第一句,并不说久仰岂敢一类的客套,他在白胡髭下露着笑容说:
“我们都是同样的人物吓!”
他这一句话,无非是说梅兰芳是一个做戏的,他是编戏的,彼此都是舞台的人物。但是此老颇有矜夸他和梅兰芳都是所谓世界名人的意味。梅兰芳,自然极客气地说了许多景仰和不胜荣幸一类的答词。
常被人家用许多问题诘问的萧老头儿,他乘梅兰芳还没有提出请教一类的话前,先下手为强,他便问道:“我有一件事,不很明白。我是一个写剧本的人,知道舞台上做戏的时候,观众是需要静听的,为什么中国的剧场反喜欢把大锣大鼓大打大擂起来,难道中国的观众是喜欢在热闹中听戏吗?若使叫英国的小孩子听了,一定会发惊疯的。”
梅兰芳很和婉地回答道:“中国戏也有静的,譬如昆剧,从头到底是不用锣鼓的。”
萧老头儿被强迫坐了下来,大家都静穆地围着要求他讲演,他仍旧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突然从皮椅子上站了起来,照例说了一声:
“小姐和君子们请了……”
他接着用演说者应有的声调说了一大套表示他不愿意也不预备在上海作什么演讲。他说“我到这里来,好像是动物园中的一件陈列品,你们既已经都看见了,我想也不须再多说话了。”他最后表示很愿意受座间任何人很随便的质问,只要不是严肃而非沉闷的,他都愿意答复。
——摘自《萧伯纳:我的幽默》
我对新中国的看法
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一些法国朋友们从中国回到法国后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等过了一个星期,我再说的话,也不会是完全正确的了。我在沈阳住了不到一个星期,等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的面貌,在某些街道上和某些市区里已经变了样子:有一些房子已经完工,另外一些又在动工。像我这样一个人来到这样一个国家住了四十五天,而这个国家的历史是那么样的丰富,它当前的情况又是那么样富有活力,所以最好的办法只有不讲话。可是,我的中国朋友们却要我谈谈对于中国的感想。我认为他们想知道的是,哪一些事情引起了一个最不了解情况的旅客的注意。既然是这样的话,不了解情况倒变成了一种优点,而初步的印象也许会包含一些真理。我所看到的也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东西:中国已经显示了它的无所不包的容貌。至于一些特定的真理,那是下一步专家们的事情。
对中国来说,维护和平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客观的必要因素:中国所建设的和指出的前途,是中国人民唯一关怀的前途,只有和平能够成为这种事业的保障。对这个曾经遭受过多少苦难,而且今天又能够不计较旧日仇恨的伟大国家,法国人民只能抱有一种情感,那就是:友谊。
——摘自《萨特和波伏娃:对新中国的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