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人”
《潜能》 [意]乔吉奥·阿甘本著 王立秋 严和来等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阿甘本是“后马克思主义四健将”中的一位,通过中译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和这本《潜能》,我们同样能抵达朗西埃、巴迪欧、齐泽克的任何著作,反之亦然。然而阿甘本的表述比他的同行们更为玄奥(也有意大利语哲学翻译之困难的缘故),其论域似乎也不像巴迪欧的“世纪”和齐泽克的“伊拉克”那样具有时事性。与其说他不那么关注政治热点,不如说是在践行瓦堡的理念:建设一种没有名称、界限和分类的人文科学。从他那里,我们看到的是生命、政治、文学、艺术和宗教之间泛灵论式的、普遍而内在的联结。
这种联结也有其轮廓和传承。《潜能》收入了1975到2004年间的二十二篇文章,从它们被归置于“语言”、“历史”和“潜能”三个框架,以及对柏拉图书信、耶稣圣迹和纳粹事件的解读来看,我们仍能隐约窥探到作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主题“神圣的人”的生成过程。阿甘本早年参加过海德格尔关于黑格尔和赫拉克利特的讨论班,却通过对本雅明的解读而逃离了海氏。如果说齐泽克从拉康、佛教和大众文化中获益匪浅,阿甘本便是以本雅明和基督教“弥赛亚”的联系,来反观海德格尔--希腊的欧洲文明视图。像本雅明一样,他在自己的生命经验中感受着人的主体性如何在语言-思想的巴别塔分裂中挣扎,而这种经验又如何使“恢复传统”的努力变得自相矛盾。在此,宗教、神话和历史仍然就在这里,形塑着“欧洲”作为未来共同体的命运。
(卢冶)
“现象学”的含义
《空间的诗学》 [法]加斯东·巴什拉著 张逸婧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空间的诗学》是法国现象学家、科学哲学家、诗人巴什拉(1884-1962)1957年在索邦大学的公开课讲稿。它的章节由数不尽的“空间”形象构成:从家宅到宇宙,从“角落”到“缩影”,还为“鸟巢”和“贝壳”建立了专章。对作者来说,这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一切创作和思考的原点。在现代主义晚期建筑文化几乎窒息的时代氛围中,他却历数了建筑的象征原点,如抽屉、阁楼、地下室、暴风雪中的小木屋与普鲁斯特小说、里尔克诗歌、凡高绘画、米什莱历史和柏克森哲学的隐秘而真切的关联。
对这种关联的发见,正是现象学者的眼光。巴什拉的名字总是跟布郎肖,福柯,巴塔耶等人链接在一起,这些后结构主义者爱从他那里拿“资源”。在为他们提供了舞台的法兰西学院,巴什拉备受尊敬。原因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反形而上学的努力,其实是从“现象学”开始的。它的理念源自于这样的事实:当学者们描述某个现象时,通常会忘了这现象源于一己之见,当他们转身谈论自己时,则又忘记了自己也是一种现象。这种遗忘产生了把“心”从“物”的现场切除的学术化的“哲学”语言,其后果不但伤害了哲学,也伤害了现象本身。
因此,从《梦想的诗学》到《火的精神分析》,巴什拉对时间和空间、地火水风等“抽象”元素的兴趣,恰恰意味着他是精神分析学和神话学的“敌人”,而非同盟。事实上,他一直在试图恢复被后者颠倒了的认识顺序:我们先有了安身处,然后才看到哲学的地平线,而诗一早就栖息在家宅之中,不必等待变成“隐喻”,也不必离开。 (卢鹤文)
“一战”与“文明”:探讨中国思想的另一种方式
《文化与政治的变奏》 汪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博士论文《反抗绝望》到煌煌巨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再到这本短小精悍的《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汪晖秉承着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把脉的一贯主题,只不过他的思考越来越呈现出以“小”见“大”的趋势:用举重若轻的案例来呈示现代中国的“世界主义”维度。
本书是作者关于“五四”的总体研究的一部分,其特色却在于术语的不同所显示的“视差”:与其使用“五四”作为历史的时标,同期发生的“一战”更能让我们看清1918年以后,国内知识界以“文化”为平台谈论“政治”的用意,以及论争中那些抛来掷去的“文明”“共和”“科学”“宗教”的症候性意涵:它们是一种基于世界局势的剧变而陡生的“文明觉悟”——一战的惨烈所带来的“人类震惊”和“共和”实践的失败使中国开始告别晚清(十九世纪)以来对完美西方模式的幻想,而把一国之内社会和政治的危机故事提升到人类存在和文明“劫毁”的平面之上。这正是中国进入到霍布斯鲍姆的“短二十世纪”(1917-1989)——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反现代的现代性”革命的前奏。
可以说,通过本书所聚焦的《新青年》和《东方杂志》的“文明”之争,我们会发现,彼时的知识者并不都忙着建构民族国家的主体身份,许多论述都显示了超越国家主义的可能性。在汪晖看来,这一线索尽管很快被“从“五四”到“延安”的空间传递和“启蒙/救亡”所压抑,却仍然是今天思想界探讨历史、未来和当下的生命力所在。 (隆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