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岸的甲午》  祝勇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借拍摄中央电视台《历史的拐点》之机，祝勇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情势下，随摄制组赴日，寻访日本遗迹里的甲午战争，回来后著就《隔岸的甲午》。这是一部历史的非虚构作品，“现场性”是该书的着眼点。在靖国神社、“军都”广岛、清兵墓前、福冈县天满宫神社的“定远馆”、马关……一个个甲午战争的遗迹里，作者以动人的笔触、独特的思考带领读者在历史的空隙和巧合中穿梭，一个个令人心如刀绞、长夜痛哭的故事无疑会唤醒后来者沉睡的心灵。

李鸿章看见案板上的河豚，就等于看见了自己

下关（即我们通常说的“马关”。在清日和谈官方文书中，清国称此地为“马关”，日本称此地为“下关”，因此和谈条约也被双方分别称为《马关条约》和《下关条约》）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们在本州和九州两岛之间往返，马关是必经之地。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坐在海边的料理店里，喝清酒，吃河豚。河豚是下关的特产，每年产量约十二万吨，占日本全国的百分之九十，因此被称为“河豚之乡”。在海边，店铺一家挨着一家，许多都经营河豚。现实生活的场景，似乎遮蔽了与历史的联系。但历史不可能被割断，它就藏在河豚里，近在眼前。

李鸿章来时，谈判地点春帆楼就是当地著名的料理店。它的早期主人藤野玄洋曾在这里开设医院，他死后，他的夫人又在这里开设了一家料理旅馆，以毒河豚鱼这道名菜而闻名日本。伊藤博文曾多次来这里品尝，流连于这里的春光帆影，提笔写了“春帆楼”这个店名，它的牌匾，至今保存在“日清讲和纪念馆”内。楼主病逝后，下关人林平四郎于大正九年（公元1920年）买下这座楼，在门口立了一块“讲和碑”，请在《马关条约》谈判时担任内阁书记官长的伊东已代治写了碑文。这块碑至今树立在春帆楼的庭院里。

春帆楼内，觥筹交错，李鸿章想必也吃过河豚，只不过以他当时的心情，端不动伊藤博文为他接风的酒杯。那一年李鸿章已是七十三岁，像他效忠的帝国一样衰老，而伊藤博文才五十四岁，年富力强，眉宇间有一种逼人的气势。李鸿章这匹瘦马，几乎拉不动大清帝国这驾破车了，马将死，车将翻。

公元1895年3月15日，李鸿章带着皇帝“承认朝鲜独立、割让领土、赔偿军费”的授权，从天津出发，19日抵达日本下关。20日展开谈判，是双方预定的，所以李鸿章在给朝廷的电报中说：“起程须扣算到日，不先不后，乃得体。”虽为战败之国，身系国家命运的李鸿章，依然不忘保持体面。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不是第一次相见。三十多年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伊藤博文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受“黑船”事件的刺激，取道上海，前往西方学习。那时的上海，正是李鸿章的天下。公元1862年，李鸿章带着刚刚成立的淮军，在安庆北门集合，沿长江而下，直抵太平军聚集的上海。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群被蔑称为“大裤脚蛮子兵”的安徽子弟兵，以七千打十万，一举占领了上海。李鸿章也迎来了他一生事业的高峰，办洋务，建海军。

那时二人是否见面，我们已无从查考，但伊藤博文一定会知道李鸿章的威名。

又过了二十多年，到了八十年代，大清帝国海上之梦被溃烂的官场一点点地腐蚀，已经趋于黯淡了。但这个沉落的梦想却仿佛跷跷板，把日本的野心翘了起来。公元1884年，为了解决大清帝国和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纠纷，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进行了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同时从朝鲜撤军，“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知照。”正是这一条款，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正是这次会面后，李鸿章提醒总理衙门：“大约十年之内，日本富强必有可观，从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而伊藤博文对清国则有着完全相反的预言：“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

意思是说，中国人还在用八股文来选拔文官，用弓箭来选拔武官，他们所学的，在当今世界上已没有用武之地；纵然有人想稍作改革，也会被言官们骂得一文不值。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在整顿陆军海军，但在我看来，都是些空话。

无论李鸿章，还是伊藤博文，对对方的判断都准确无误。不同只在于，伊藤博文的判断成了日本的共识，而李鸿章的判断则被视为危言耸听、为自己建北洋捞资本。十年后，双方的预言都得到了验证，一张谈判桌，分开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为刀俎，一为鱼肉，李鸿章深刻的痛感，无人能够体会。

李鸿章看见案板上的河豚，就等于看见了自己。

春帆楼中仿佛还回荡着李鸿章的咳嗽声

许多历史书中引用的春帆楼的照片都是错误的，我也被误导了很多年，直到抵达实地，才弄明白这一点。那座有着歇山式屋檐的土黄色建筑，频频出现在各种历史读物中，但它并不是春帆楼，而是“日清讲和纪念馆”，是1937年建立的。在它的旁边，正对海峡的山坡上，才是春帆楼的原址。门口立着一块史迹碑，方形的碑柱上，用楷书刻写着：

史迹春帆楼

日清媾和谈判场

木结构的春帆楼，当地一家著名的料理店，已经在1945年的一场大火中消失，如今在原址上建起的，是一座现代化的酒店，红男绿女出入其中，历史在他们的脸上不落一丝痕迹。一百二十年前与清国的那场战争，许多日本人不感兴趣，所以旁边的那座“日清讲和纪念馆”，尽管是公益博物馆，却连专门的服务人员都没有，访者更是寥寥无几。出于拍摄的需要，我们提前与管理部门联系，提交了拍摄申请，他们才派了一名女秘书，带着一串钥匙前来给我们开门。这让我觉得有点像中国某些县城的博物馆或纪念馆，只有漂亮的房子，却是门可罗雀，无人问津。

我们早早就等在门口，准备好拍摄器材，没有等来女秘书，却先等来一场微雨。那时虽然已是暮春，而且身处日本的南方，但微风中依旧带着一丝寒气，从海峡上吹过来，冷冷地掠过面颊。春帆楼在阿弥陀寺町的半山上，被一片葱绿簇拥着。站在春帆楼的门口，可以看见海峡的一个片断，像大片中的某个特写。有巨型的货轮，还有日本自卫队灰蓝色的军舰，从海峡中缓缓通过。

当年之所以选择春帆楼作为谈判地点，正是因为这里是炫耀日本军力的最佳地点。透过春帆楼的窗子，就可以看见海峡里游弋的日本军舰。那些军舰从北洋舰队的炮口下死里逃生，此时却给清方谈判代表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自卫队的军舰，和伊东已代治碑文中的文字形成某种呼应关系。他用中文写下这样的话：“呜呼！今日国威之隆盛，实滥觞于甲午之役！”在日本，很少看到中文标识和说明书，“日清讲和纪念馆”特别使用中文，可以理解为对中国参观者的关照，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刺激。因为这个纪念馆，对于中国人有着不同的意义。正是在春帆楼，我们的国家一度失掉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失去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还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养肥了日本军国主义，把杀人刀磨得更快，再来大肆屠杀中国人。

女秘书准时出现了，打开那扇关闭已久的木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间面积不算大的展室。但所幸有了这座纪念馆，当年谈判现场的所有文物才没有在春帆楼大火中烧毁，它们被提前转移到这里，完全按照原样陈列。展厅的灯光并不明亮，但展厅中央那张长条型谈判桌依旧赫然入目。谈判桌上，当年的笔砚依旧摆放在原处，李鸿章坐位下的痰盂也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场景很容易造成某种错觉，仿佛此时只是暂时休会，一分钟以后，谈判者就会走进来，各就各位。一百多年的时光仿佛被抽空了，幽冥中，我仿佛听到了李鸿章的咳嗽声。

李鸿章一行在公元1895年3月20日下午三时抵达春帆楼。《时事新闻》记者写道：“李鸿章略感风寒，仍决定下午三时与我全权会见。二时半许，在县警察官护卫下，李鸿章一行乘小野田丸蒸汽船到达阿弥陀寺町镇守神社前。从船到栈桥之间需经过一段石阶，两名侍从谨慎搀扶，实乃清国大员之风采。据闻李鸿章小病后面色健润，佩戴一副金缘白玉眼镜，上身着黑色官衣，下身茶缎裤子，足蹬薄靴，身高五尺六寸，高大过人。一行官员九名、护卫六名登上东栈桥。李经芳先上陆和前来迎接的日本官吏寒暄，山侧聚集甚多遥望清国大人物的本地百姓。李鸿章乘坐专门预备的坐轿，李经芳以下官员乘人力车，通过夹道整列的宪兵警卫，直接前去谈判所春帆楼。”

李鸿章先是在楼下小憩了片刻，然后超过预订时间五分钟后进入谈判会场。我想，这一微小举动绝对是有意而为的，它的潜台词，也许是要凸显自己的重要性——即使是一场任人宰割的谈判，也要摆出一副傲然的气度。

李鸿章曾经的梦想，被肢解得支离破碎

李鸿章下榻的地方，叫引接寺，距离春帆楼只有三百米。是一座公元1560年建、本尊“阿弥陀如来”的古刹。从引接寺到春帆楼，有一条蜿蜒的山路，是当年日方为李鸿章的安全和方便而专门修建的。但李鸿章还是在这条小路上，被日本愤青小山丰太郎在面部狠狠地打了一枪。这条路现在是一条柏油路，弯弯曲曲，一面是山体和春帆楼的水泥围墙，另一面是悬崖边的水泥栏杆。山路边竖着这条路的路牌，白底蓝字，上写：“李鸿章道”。

回环曲折的道路，暗合着李鸿章千愁百转的心情。李鸿章此去，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前景，一切都已经注定了，不可能有意外。他归来的时候，江山将不再完整。他曾经的梦想，也被肢解得支离破碎。

签约的消息传到台湾，“绅民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台湾巡抚唐景向朝廷苦谏：“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但日本的军舰还是来了，没有人挡得住。丘逢甲撤离前，痛苦万状地写下：“宰相有权来割地，孤臣无力可为天。”

公元1895年4月17日上午十时，清日两国正式签订《马关条约》。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一日也不想多留，于当天下午三时三十分乘船离开下关。

第二天，伊藤博文在春帆楼举行答谢会，热烈祝贺《马关条约》的成功签署。伊藤博文在演说中说：“今天具有历史意义的《下关条约》，在诸多外国势力的关注下，我陆海军仰赖天皇陛下的威严，取得了古今未曾有过的殊荣。它在世界上壮大了日本的名誉和国威，此乃国家之喜、民众之幸，请诸君永远记住今日在下关诞生的历史荣誉。”

一切都不出所料，李鸿章回国之日，众怒已经排山倒海。打仗时他们不愿出头，谈判时他们不愿同往，愤怒声讨李鸿章，他们个个争先恐后。在他们眼里，李鸿章无疑已经成为“举中国之土地、财赋皆轻以许之”的卖国贼，李鸿章百口莫辩，轮船抵达天津后，就称病不起。

过些日子，他应召进宫，面见太后和皇上。他颤微微地走到太后面前，把一件血衣呈递到太后手上，然后就一言不发，跪在那里，等候太后的发落。那正是他在日本中弹时血溅的官服，太后的手紧紧抓着血衣，凝视良久，突然间把它捂在脸上，号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