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会从信息不对称的服务业延伸到政府、制造业甚至第一产业中，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目前正处在这一轮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互联网企业需要变革原有产业概念，以变“态”思维和互联网思维来构筑企业发展思路、保持活力……本期“管理学家圆桌谈”，我们请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钱世政教授、方军雄教授，以及产业经济系的曹雯博士，请他们就互联网企业的创新转型、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这两大话题，分享各自的真知灼见。

　　阿里IPO，一举两得?

　　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IPO将出现在纽交所还是纳斯达克?自从3月16日阿里巴巴发布了决定启动在美国上市的公告，其会选择哪个交易所上市便引发了诸多猜测。有消息称，阿里最早将于21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IPO文件，预计其融资规模将达180亿美元，刷新2012年Facebook上市时创下的160亿美元纪录。

　　阿里为何选择美国上市?登陆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又有何差异?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钱世政教授认为，赴美上市是在移动互联网引发数字化产业变革的背景下、阿里做出的一次战略转型，这将给阿里带来两方面的利好：保证阿里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权，并在制度创新的环境中，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完成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战略布局。而倘若阿里最终选择纽交所，则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阿里相比同行竞争者的更高“境界”。

　　寻创新土壤，加速移动互联网布局

　　阿里巴巴赴美上市，无疑将进一步确保阿里高管对于公司的控制权。阿里巴巴坚持合伙人制度，当前阿里的“合伙人”达28人，多为阿里高管，其中马云个人持有阿里集团7.43%的股份，马云以外的集团管理层持股3%左右，美国雅虎持股24%，日本软银持股36.7%。美国股市的“双重股权”结构有助于解决阿里管理层投票权问题，即将股票分为A、B两种，放大B类股的投票权，创始人和管理层通过持有B类股确保控制权。

　　然而，在管理学家看来，阿里赴美上市的初衷远不止确保管理层控制权这么简单。“美国股票市场的监管制度创新适应了阿里的制度创新，赴美上市是阿里加速在移动互联网领域进行布局的关键。”钱世政教授说。

　　移动互联网的挑战前所未有。这种挑战主要来自哪里?钱世政教授分析指出，移动互联网浪潮改变了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互联网企业已从纯粹地做产品、打造服务平台，发展到争夺移动互联网的端口和开发移动端功能，这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是一个关键性的战略调整。在PC互联网时代加冕为中国互联网三大巨头的BAT(百度、阿里和腾讯)已经在移动互联网战场上展开了角逐，通过推出新的移动产品和连续收购，迫使自己快速转型。

　　以阿里和腾讯为例，原本各走各道，在电商和移动IM(Instant Messaging)领域各霸一方，但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双方业务在手机端重叠。通过微信，腾讯进攻电商领域，而移动电商正是阿里尚未建起“防火墙”的突破口。如果消费者习惯于用手机购物，阿里还会是电商老大吗?于是，阿里与腾讯的移动战争仓促开场。移动社交是开展移动支付与移动电商的重要平台，微信在3年时间里收获4亿国内用户，1亿海外用户。阿里在无线领域的布局和资源并不如腾讯，面对微信的捷足先登，阿里将赌注压在了旗下社交产品“来往”身上。但从去年10月推出至今，“来往”无法撼动微信的地位。欲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站住脚，阿里还需有进一步的突破与创新。钱世政教授认为，突破创新不仅仅指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早期，经济学家提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而制度创新在产业革命中的重要性被忽略。直到1973年，英国经济学家诺思和托马斯在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关键原因所在，这对十年前盛行的“技术创新决定论”提出了挑战。诺斯还进一步指出，制度创新而非技术创新，造就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所有创新活动都有赖于制度创新来积淀和持续激励，通过制度创新得以固化，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持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是制度创新的积极意义所在。

　　工业革命以来，创新集中于“物化技术创新”，体现为经济中新产品、新工具的不断发明，其传承主要依靠物。然而，移动互联网拉开了体验经济的崭新时代，“价值决定价格”的传统定价法则解释不了今天的商业现象。它涉及的绝不仅仅是渠道、终端、传播、支付方式的变化，而是商业生态的巨变。企业无法通过沿用成长于工业化时代的物化技术创新思维来适应这种“巨变”，应通过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的制度来实现变革。

　　移动互联网的竞争背景下，创业、创新者都希望通过引进投资和上市来获得更快的发展，在原有制度框架下，核心管理者的股份会因此被大量稀释，其战略决策将受到资本市场的波动影响，从而干扰企业的创新进程。阿里提出的“合伙人制度”即为保护核心管理者的决策权而设，与通常意义上基于股权的合伙有所区别。

　　然而，“同股同权”的传统法律原则，让阿里上市一度陷入困局。香港地区的相关法律就不支持能够以少量股份行使控制权的双重股权结构。在经济法的平等原则之外，美国股票市场更为尊重契约自由。以此为基础，“双重股权结构”应运而生。在这种股权结构设计下，Facebook、Linkedin等几家具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已成功上市。

　　“双重股权结构”使创始人和管理层在股份被稀释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拥有对公司业务的较大战略决策权，保证发展方向和战略实施。

　　“我们不在乎在哪里上市，但我们在乎我们上市的地方，必须支持这种开放，创新，承担责任和推崇长期发展的文化。”马云的话显现了阿里坚持“合伙人制度”的决心。作为制度创新的领头羊，美国股票市场的监管制度创新适应了阿里的制度创新，有助于阿里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加快完成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战略布局。

　　登主板市场，迎接产业变革

　　纳斯达克股票市场(NASDAQ)在美国纽约股市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全球股市中成长最快的以科技为主的股票市场，从1999年起，一大批中国互联网企业借助纳斯达克得以发展。1999年7月，名不见经传的中华网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带动了中国三大门户登陆，诞生了“中国概念股”的称呼。之后，携程、盛大等新锐网站的上市依然集中在纳斯达克，2005年百度的上市，将第二波互联网企业上市热潮推到最高峰。

　　然而，有外媒称，此次纽交所已经在与纳斯达克争夺阿里巴巴的竞争中取得了领先地位。在中国互联网企业登陆纳斯达克的热潮背景下，阿里会“不走寻常路”吗?

　　分析纽交所的发展背景，我们发现其与阿里相似的创新基因，以及面对产业新浪潮的变革决心。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863年，在18世纪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影响下，包括铁路、运输、矿山、银行等行业中股份公司成为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其股票以及各类债券都在纽交所上流通。纽交所为工业革命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促进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兴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美国工业的强劲发展也促进了交易所自身的壮大，从而确立了纽交所美国和世界最大证券交易所的地位。

　　然而，随着美国技术产业的发展，与之相辅相成发展起来的纳斯达克交易所在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培育了美国一大批高科技巨人，如微软、英特尔、苹果、戴尔、网景、亚马逊等，被奉为“美国新经济的摇篮”。多年来，纳斯达克一直试图挑战纽交所在企业上市和交易量等方面的龙头地位。

　　为了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纽交所开始了转型。作为创新精神的实践者，纽交所为诸多新兴行业公司进入资本市场、吸引投资群体提供了理想平台，目前已成为美国市场科技类公司上市的主要选择，拥有一大批具有行业借鉴意义的创新型公司。2013年美国上市的科技公司中，58%的公司选择了纽交所，19年来首次超越纳斯达克交易所，同时，纳斯达克的IPO(首次公开招股)总数虽然有所增长，但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生物科技公司上市数量的激增。这就意味着，在美国科技公司IPO的争夺战中，纽交所已胜过了纳斯达克，连续第三年位居全球IPO之首，共计157单、融资591亿美元，超越排名第二至第四位交易所上市公司融资额的总和。

　　作为主板市场，纽交所对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要求，适合规模较大的公司，而纳斯达克市场作为创业板，更适合目前盈利但不明显的互联网公司。“纽交所的转型与阿里巴巴的上市都是为了迎接新一轮产业变革，如果它们能够结合，可谓强强联手。”钱世政教授指出，“对纽交所来说，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IPO的入驻，将有助于改变其工业指数的形象，进一步增加吸引高科技企业的筹码;另一方面，阿里通过与这个规模更大、要求更高的融资平台的合作，加紧布局移动互联网，进行产业整合。”

　　今年以来，除阿里巴巴外，京东商城、新浪微博等也正式申请美国上市，爱奇艺、美团网、大众点评等也欲加入美国上市行列。艾瑞咨询数据显示，去年互联网中概指数累计涨幅达到108.6%，远超美股、港股及A股等主要股指涨幅。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轮的互联网浪潮并非泡沫，目前争先上市的都是盈利较好的公司。因此相对谨慎的港交所，在痛失阿里巴巴之后，也有可能进一步失去整个新一代互联网企业。

　　本版头像素描：陈韶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