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的满月

穿着高跟鞋，背着电脑，我在里斯本的自由大道开始漫步。它离酒店最近，我几乎不假思索跟着导航出发了。脚下的道路如同海浪，在起伏涌动着，那是镶嵌彩绘地砖的缘故。高大棕榈树笔直挺立，无花果、菩提、橄榄、柠檬等植物散发着清香。虽然是冬天，风吹在身上并不冷，里斯本是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城市。走着走着，一阵雨来，也不要紧，那头还是阳光普照。我饶有兴趣地拍街边人物雕塑，大多是作家、政治家。比起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我更喜欢这里的宁静、散淡。

充满暖意的冬天，鸽子从路边的咖啡凉亭扑棱棱飞出，机警的小眼睛注视着地面。我坐下喝了一杯咖啡，并要了蛋挞来充饥。一个人辗转坐了二十多小时的飞机，寻找的就是这种感觉。接下来几天，我会在这个城市四处游逛，观看、阅读、写作、少量交谈。

如同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我在里斯本寻找一种若有若无的东西，譬如说丝柏树，譬如说佩索阿之家，譬如说法朵音乐女歌手悲情绝望诉说宿命同时充满思念的表情。

佩索阿在1925年《里斯本，旅行者应该看什么？》的书中写道:“对于那些从海上来的旅行者，里斯本，即便是远远看来，都像是在美梦中升起的幻境一样。在亮蓝色天空和金色的太阳底下，里斯本的轮廓那么明晰。”

佩索阿应该是里斯本的代言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同卡夫卡与布拉格，乔伊斯与都柏林，博尔赫斯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无论走到哪里，好像都是沿着佩索阿的足迹。迷宫一样的街道，陡峭狭窄的鹅卵石小径，尤其是坐在电车里，晃晃悠悠从五颜六色房子前经过时，我有一种迷惑感、梦境感。气喘吁吁爬坡，登圣若热城堡，怀疑是不是走错路了？当越来越多的人从各个转角处闪现时，我确信自己去往的是一个古老的城堡——那里的堡垒建于公元前二世纪。登临眺望，远处大海幻境一般无限伸展，而千千万万橘红色屋顶构成曲折有致的画面让美术家惊叹——这是里斯本的颜色，热烈，奔放，光照充分，心无挂碍。

▲葡萄牙诗人、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

阿尔法玛区可能是佩索阿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他虚弱的身影在街灯映射下更为孱弱。他不需要被人了解，他说非要这样的话好像是在被迫卖淫——他宁愿让高贵的孤独来伴随自己终生。

自家阳台上卖唱的艺人，兜售针织品的老妇人，坐在教堂门前抽烟的情侣，各种熏肉，绿意葱茏的藤蔓，拐角处叮叮当当的电车声。里斯本的底色，古旧而充满烟火气。似乎它从来就没有变过，佩索阿就这样描写——“阿尔法玛区代表着里斯本永恒的一面：建筑、街道、拱门、阶梯、木阳台，还有人们最真实的生活形态：嘈杂、聊天、歌声、贫困和垃圾。”

旅行？活着就是旅行。我从一天去到另一天，一如从一个车站去到另一个车站，乘坐我身体或命运的火车，将头探出窗户，看街道，看广场，看人们的脸和姿态，这些总是相同，又总是不同，如同风景。

地铁疾驰，可以瞥见站台边各种上光花砖。有的像孩子们的涂鸦，有莫利亚鱼，有奔跑的鸡，有绽放的花朵；有的直接画着佩索阿孤独的蓄着小胡子的脸，他像个幽灵无处不在；也有排列齐整的花纹，让人不免有回到青花中国之感。上光花砖是葡萄牙人从占领者摩尔人那里学来的，意思是“打磨光亮的石头”。摩尔人，仿佛就是一个古老的谜面，神秘有魔性，等待着我们去猜想。约翰·伯格也承认，里斯本这城市和有形世界的关系，与其他城市都不同，它玩着某种游戏。这些瓷砖诉说着世上各种精彩绝伦的可见事物。

我在这个城市的地下穿梭，一个恍惚，才发现车厢里除我别无他人。这并不影响我的兴致。孤独一人又何妨？佩索阿强调过，唯有孤独，才能拥抱自由。出地铁，在公交站台，等729路线的黄色大巴。佩索阿17岁之前和家人住在南非，回到里斯本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三十多年里他一成不变上下班、写作、酗酒，直到病逝，终身未娶。和卡夫卡的命运有些相似，敏感、孱弱、自卑但实际上又相当自负。

奇迹或障碍，一切或虚无，途径或问题，任何事物都取决于一个人对它的看法。不断采用新方法去看问题，就是一种重建和续添。这就是为什么爱沉思的人即使从不离开村庄，也能将整个宇宙了然于心的原因。一个背靠岩石而眠的人，那里就是整个宇宙。

而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

当大巴士吱吱嘎嘎地从狭窄街巷里驶出，明媚的大海色彩一下子夺走了我目光。窃喜滋生，觉得有无论走到世界哪里都浑然不怕的豪气。巴士在恢弘大气的热罗尼穆斯修道院停下，我几乎是蹦跳着下车。修道院外部用光滑平整的白色花岗石砌成，在蓝天映衬下显得格外高大、圣洁。三十对数十米高塔尖直指苍穹，那是摆脱尘世一切重负的呼喊。

修道院里在做弥撒，管风琴声音悠远明亮，人们轻声絮语。我被特殊的气息笼罩，寻找着佩索阿，他在，一定在，生前籍籍无名，死后空前轰动。1985年10月15日，为纪念佩索阿逝世50周年，葡萄牙举行了盛大的迁葬仪式，将佩索阿的遗骨移至热罗尼姆修道院，与葡萄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卡蒙斯安放在一起。

所以，他在，一直都在，以明亮睿智的眼光审度着世人。

在他乡，我们发现了生命真实的大小。

你和我都是徒劳的过客，

在这里如在所有角落，都是异乡人，

在生活里在灵魂中，都是偶然的，

在记忆殿堂里游荡的鬼魅，

伴着老鼠和木板吱吱呀呀的声音，

因诅咒而不得不活动在这城堡里

这是佩索阿易名为坎波斯写的诗句。很好玩，佩索阿一生中创造了数十个异名，这些异名分别有身份、出生地、生平故事、不同性格和文学风格，不同的异名甚至会在报刊上“互相评论”，这是佩索阿创造的诗人世界。他不在乎自己化身为多少个诗人，他小声地嗫嗫嚅嚅地说“我不是什么。我将来也不是什么。我无法是什么。除此之外，我拥有世界的所有梦想”。

敏感、孤闭、歇斯底里，以至人格分裂，这正是众多异名的源头。而悖论，也是佩索阿一生纠缠不放的痛苦。是禁欲，还是恋爱？是与女人恋爱，还是与自然恋爱？与词语恋爱？与自身恋爱？与虚无恋爱？

葡萄牙另一位大作家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萨拉马戈，他强悍、有力，带着荒诞和黑色幽默感长时间与葡萄牙政府对抗着。有意思的是，里斯本百姓似乎更愿意接纳佩索阿的拘谨和抑郁。佩索阿的照片悬挂在很多咖啡馆和饭店。巴西人咖啡馆门前的一尊铜塑像，被成千上万的人合过影。佩索阿跷着二郎腿，手有些紧张，僵硬着，表情严肃，下巴呈三角形。头顶上的礼帽已被摸得油光锃亮。空气里飘逸着咖啡豆的香味，电车在一节一节驶过去，流浪艺人的吉他弹奏得抒情有味，他旁若无人，倾心而歌。佩索阿用一种专注的神情聆听。“活着让我迷醉”，诗人在里斯本的街头，让自己像一只纸船漂流在梦想的海洋上。

圣若泽一家餐厅里，三个男子热烈讨论着，一个是卷曲型金色头发，清瘦，眼神略带忧愁，坐着的时候腰弯得厉害，很像佩索阿想象中的另一个自己——异名为伯纳多·索阿雷斯的诗人。另一个短发精干，发音时爆破声很多。还有一个背对着我。他们或许是在谈论诗歌，在葡萄牙这个诗歌国度，只要是谈论诗歌，再大声也不为过。

我对侍者说，需要一盘鳕鱼，腌制的鳕鱼。这是葡萄牙人的最爱。鳕鱼和西兰花、青椒、红椒、土豆、洋葱、黑橄榄一同翻炒烹制，香味扑鼻。我又点了一杯波特酒，清新甜美。我肩膀微微发痛，然而在美食的滋润下疲劳遁去。

佩索阿在吟诵：

曾经是个孩子的我在路上哭泣

我把他扔在那，成了如今的我

热罗尼穆斯修道院附近的贝伦艺术中心。二楼，一眼撞见的就是莫迪利亚尼的非洲木雕。意外相逢，我心脏被瞬间击中。拉长的鼻梁，樱桃小嘴，不需要看作者标签，我就能断定是莫氏作品。他留存在世上的木雕作品应该不多。一个月前，我以莫迪利亚尼为元素写了一个小说《幻影》。

负一楼，电影《紫色》在播放，作者John Akomfrah。“哦，地球，你看到了什么变化？”是副标题。电影拍摄于十个国家，空间广阔，概念复杂，由六个屏幕组成，呈现了我们共同的生态破坏。无论是最近的，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电影没用警告的语言，也没用天启的预言，而是通过我们对行星感官的共同认知和顺从的悲哀来呈现。

博物馆里的女馆员，气质沉静，身材高挑，坐在高椅上，眼睛扫视着静止的一切。有时她拿一本书阅读。那几幅画，形成了诡异的独特的气场，在静止中涌动着艺术家强烈的诉求。我很想以博物馆女馆员为题材写一个小说，地点发生在比较前沿的一线城市，譬如杭州或上海。写出她的孤独、热望、抑郁、追求、虚无和淡然。

女馆员对面，佩索阿在怅望，小心翼翼地琢磨，他行走于鹅卵石道。右手是杂货店，隔着那一帘悬着的火腿、大蒜和香肠，是一位信念坚定的老妇人，她一袭黑衣，用一束树枝充当刷子正在刷白墙面。

作者：葛芳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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