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听得到的。不是在屋里听闹钟的滴答,是要到屋外,站在高天厚地之间,听——春天,布谷鸟叫了;夏天,知了叫了;秋天,蟋蟀叫了;冬天,北风呼啸了。不过,施甸坝的北风一向是很少呼啸的。只早晚有些冷,我们常常要生一盆火,凑近了,把两只手映得红红的,捂到脸上,暖暖的。待到太阳从大山后冒出头,万千光亮洒落,暖意便一层一层地起来了。这时候,我们总要把自己安置在太阳光里,蹲着站着或走着。阳光在头发上衣角上手背上轻扑扑地走动着,那细碎的脚步声,也是听得到的。
总是在午后,听到村里不知哪儿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是铁撞击铁,响一响,又歇一歇,歇一歇,又响一响。清脆的声音如一粒一粒亮晶晶的小白点儿,散播在房舍绿树间。这是在舂辣椒呢。辣椒红红的,晒了好多天了,此时都笼在铁制的细长圆筒里,经由一根铁棍反复舂击。铁棍上还要套一个圆片儿,好阻挡辣椒的粉末溅起。
某日黄昏,我从县城骑单车回家,远远地听见这声音,叮叮当当,遥远,模糊,又很清晰。整个施甸坝已被暮色吞没,唯独东山顶,一溜儿昏黄的光亮。光亮里的树林和村落,恬静而安详。那叮叮当当的声音,仿佛正来自那一溜儿光亮的地方,带着些微温暖,安慰着暮色里脚步匆匆的行路人。
一家两家三家,越来越多的人家在舂红辣椒。这是为杀年猪做准备呢。
过了十月,再过了冬月——不,可能还没到冬月,村里已经听到另一种声音了。那是猪的嘶喊。这声音固然是惨烈的,但天是那么高远,那么蓝;太阳光又是那么干净,那么耀眼,一切的悲惨,都被稀释了。
小时候,家里的年猪是我从小看着它长大的,简直要把它当成小伙伴。一天天带它到村外去,让它在山坡上吃草,在泥坑里打滚,有时还免不得要趁它睡倒,悄悄骑上去。它忽地惊醒,哄哄叫着,从我胯下挣脱,跑开时,顺便馈赠我一身泥点。渐渐的,它身形肥大了,待在圈里不出门了。我知道,它最后的日子就要来了。我担心着,又有些盼望着。这一天终于到来,看猪被一根绳子套住,忽地拉紧,按在桌子上,不可避免地挨了一刀,鲜血喷出来,如小小的旗帜,不消多时,小伙伴变成冒着热气的肉块了。眼见这一切,感情是复杂的。这复杂的情感,困扰了我好多年。我为此还写过一个小说,叫做《初岁》。
别人家杀年猪,自然就免了这样的困扰。不管谁家杀年猪,总要邀约一些人来,吃上一顿早饭或者午饭,甚至吃上一天。这些被邀请的人,要么是家门,要么是朋友。我们每年也会受到一些邀请,有时就在村里,有时是同学家。
去年过年回家,我受邀到邻村吃过一次年猪饭。很多年没吃过年猪饭了,有记忆的吃年猪饭的日子,不下二十年,然而,这么多年里去吃年猪饭的事儿,大半却忘记了。
记得有一次到大院子东边邻居家吃年猪饭,那是下午,太阳亮晃晃的,我和弟弟脸上都挂满了汗珠。邻居说,吃饭出汗,那是身体好。不知怎么,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还有一次,我到高中同学家吃年猪饭。吃的是中午饭。早上放学后,我们在他的带领下,五六个人骑单车来到他家所在的村子。那个村子是叫山邑吧?离县城不远,绕过老马水库(大名“响水凹”水库),上到半山就是。七八岁时,我到过这儿,那时村里还有人猎鹰。高一这年我再去,猎鹰已是陈年旧事了。村里的房子也非我记忆中的,白墙黑瓦,看上去很新。
在同学家的院子里,我们围坐一桌吃年猪饭,同学向他父母介绍我,他父母很高兴,说同学平时就常说起我,总算见到人了。那天阳光明净,院子边草木繁多,树荫婆娑,花色艳丽。我们说了很多话,吃了很多肉,还喝了一些酒。喝的是啤酒,我那时候几乎没喝过酒,很快便有些晕。同学父母让我别回学校了。我那时候是个乖学生,听了这话,竟真就没回学校,在他家里睡了一觉,醒来后,已到下午饭时间,又接着吃了一顿。
年猪饭是很特别的,是施甸人辛苦一年后的盛宴。
首先,材料新鲜。猪一般都是当天——顶多是头晚宰杀的。那鲜红腻白的肉还腾腾地冒着热气呢。记得家里最后一次杀年猪,猪刚杀好,剖开肚腹,肚腹里还盛着一汪血——我们叫它“槽旺子”。“旺子”,即云南话里的血;“槽”呢,自然指的是仰面朝天的猪身了。杀猪的老兄没用碗去舀,而是伸出两只大手,把槽旺子捧将起来,淋淋漓漓地凑到嘴边,嘴唇嘬上去,滋溜滋溜地吸光了。见我盯着他,他大概是觉得,我嗔怪他偷嘴吧?他随即又捧了一捧槽旺子,三两步跨到我面前,将手红红地杵到我脸上,说,趁热喝!我那时已经沾染了“文明人”的习气,便没有趁热喝,只是眼一呆,忙摆一摆手。
其次,选材上佳。年猪往往都是自家喂养大的,吃的是自家地里的山药玉米。而年猪饭呢,又吃的是这一头猪身上最好地方。譬如,猪肝,炒蒜苗或大葱——有些人家请客多,一副猪肝不够,还得上街再买一副;猪血,炒萝卜丝或酸腌菜;五花肉,白煮后切片,蘸酱油辣椒……而最重头的一道菜,是红生。谁家的年猪饭少了红生,是要被讥笑为小气的。
红生就是生肉。先是,选取猪的里脊肉,细细地剁碎了;然后,从粗陶罐里掏出事先腌好的水腌菜,绿绿地盛满一大钵头,将红红的里脊肉置于水腌菜之上,尖尖地堆成一座小山,红的红,绿的绿,煞是诱人。这时候,再加入盐、花椒、辣椒粉等调料——最重要的调料,当属香胡椒根。那是一种深山植物的根(和肉桂略微相像),洗净晒干后,用小刀或筷子刮表皮,细细的灰色粉末撒下,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席上德高望重的人举起筷子,将这一大钵头肉和菜调弄一番,艳红的肉被酸腌菜水腌渍,变得发白了。那人尝一尝,说,好了。众人便纷纷伸出筷子。
客人们吃年猪饭,也并非光带着一张嘴来。他们手里,总要拎着些东西的,早年是罐头、福荣糕,后来变成一提牛奶、一箱苹果、一桶香油了。男人们围坐了喝茶吃酒抽烟,还要帮主人家烧猪头;女人们呢,围坐了嘁嘁喳喳说话,还要帮着择菜、洗猪大肠,最后,要帮着搋肠子,即制作豆腐肠。烧猪头和搋肠子,是吃年猪饭当天的重要事项,都马虎不得。小时候,我总是忙于这两件事之间,一会儿跑到麻兰干树(番石榴)下帮着凑柴火,一会儿跑到小院场帮着吹猪尿脬;一会儿从猪头撕一片烧熟的肉皮蘸盐吃,一会儿跑去压几下搋肠子机。我常常用力过猛,一不小心,撑得透亮的猪肠上便破了个洞,用猪血染色后的豆腐瞬间涌出。
日薄西山了。客人们酒足饭饱,络绎散去。
搋好的豆腐肠悬在竹竿上,用针戳一戳,好让水分渗出。一滴一滴血珠子挂在红亮亮的肠子上,晃动着,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太阳。我和爸举起竹竿的两端,把豆腐肠挂到屋檐底下。抬头望望,更多的血珠子渗出来了,晃动着,是这个冬日白昼最后的光。
然而,活儿远远没完呢。猪肉放在耳房,需要赶紧处理。妈忙着切肉,将肉块和晒干的萝卜丝混杂在一起,两手捧起红红的辣椒粉,抖动着,一层一层撒到肉和萝卜丝上,最后,将它们一齐塞入干净的土陶罐里。爸则忙着揉搓火腿。火腿胖大滞重,要让盐和调料进入内里,既需要手劲儿,更需要技巧。爸侍弄完四只火腿,已然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歇一歇,把火腿一只一只叠起来,搬一块石板压在最上面。做完这些,爸还要剁骨头,一柄厚重的剁骨刀呼呼生风,厚实的木墩砰砰直响。我和弟弟呢,实在帮不上什么忙,只是围着烧得通红的火盆,火盆上放了一张铁丝网,铁丝网上的烤肉吱吱吱响……
不记得那是哪一年,家里不再杀年猪。家里有冰箱了,可以经常上街买新鲜肉吃。更重要的,是妈觉得,杀年猪实在是件累人的事吧。我也就很少再吃到年猪饭。想起来,那位让我逃课去吃年猪饭的同学,也好多年没见了。吃过年猪饭没多久,我和他因为一件小事,彼此生了嫌隙,从此形同陌路。高考后,我们各自奔向各自的命运,至今再没见过。偶尔想起他,心想,当初那事算得了什么呢?稍作解释,便可冰释。然而,我并没解释。
叮叮当当,叮叮当当。黄昏里,仿佛又听到舂红辣椒的声音,遥远,模糊,又很清晰。很快就要过年了。天高云淡,日光和暖,小麦油绿,施甸人不是在吃年猪饭,就是在去吃年猪饭的路上。
作者:甫跃辉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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