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沐春堂四月春拍的图录里我挑出一件台静农还翻出一件易君左，台静农那件镜片两枝梅影横斜，写明是仿大风堂的底本；易君左那件是小小的诗堂，录他自作的七绝：“几回江上看风帆，江水江天独倚栏。看遍风帆还不足，更从帆外看青山。”易家家学渊源，乃父易顺鼎是清末民初的重要诗人，与樊樊山唱和最多。易君左更是文武兼治，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拿了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再回国参加北伐，执笔戎马，以文职授少将军衔，四九年底去了台湾，嗣后辗转港台两地，董先生和我说年轻时他在香港见过易先生。去年圣诞节我陪董先生上台北居意看字画古董，墙上一件于右任写给易君左的诗笺最让他留恋，心心念念说是故人遗物，可惜别人早付过定金了。图录上那件易君左墨迹估价很低，成交不贵，我买下了送给董先生也算补他一点缺憾。付了款隔几天镜片连着老旧的白木镜框一起送到台北画廊，我嫌累赘，动手卸框，拆下背板翻出镜片吓了一跳，竟不是我要的那件易君左！低头再看，镜框里还有一层纸遮着玻璃，连忙翻转，认清了落款我才稍稍安心。旧年月老镜框里一样尺寸的三两件书画换着挂很寻常，换下来的镜片仍旧夹在镜框里，不占地方，时间久了却也容易遗忘，从前上海滩一个镜框里拆出“三吴一冯”的轶闻我也听过，简直和中彩一样！我中的那张是小彩票，名头不大，王植波，上网查了才知道也是上海人，1925年生，跟邓散木学过书法，行书草书都好，出过书帖，五十年代到了香港进电影公司又做演员又做制片，据说填词也一流，是电影界有名的美男和才子，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特请王植波题耑，两个字堂堂正正沿用至今。1964年王植波和电影公司老板陆运涛一起飞去台湾参加亚洲影展，回程飞机在台中失事，三十九岁，天不假年。

六七十年前南下香港的上海人不少，文化界尤其多，宋淇、汤新楣、张爱玲，前年离世的夏梦，今年过身的刘以鬯，有些是专家，有些是通才，都是响当当的名字。那时候在香港讲上海话不会被人嫌弃，李纯恩告诉我从前他认识一位在香港住了几十年的上海贵妇，去餐厅点菜只说上海话，可惜时不待人，渐渐鸡同鸭讲了。其实李纯恩也是搬去香港住了几十年的上海人，那是1979年，大梦初醒，各自分飞，能投亲的投亲，敢夜奔的夜奔，李纯恩说那时他在上海做工人到了香港还是做工人，港岛鰂鱼涌的工厂给二十六块港币一天，按日记薪，工作重，加班多，很辛苦，他曾想若是两年里还混不出眉目不如就回上海，小笼包毕竟比云吞面好吃。所幸当年的香港兼容并蓄，事事皆有可能，工人阶级里出些奇人不是怪事，倪匡如此，李纯恩也如此，先是莫名其妙考进《香港周刊》，跌跌撞撞做了一年娱乐记者转去《清雅周刊》做采访主任，接着一路升迁，《城市周刊》《明报》副刊、《成报》副刊，头衔越做越大，职责越加越多。老民国海派人物那样的博杂李纯恩身上也有，一边做报纸，一边上电台、上电视、拍电影；写过小说，也写过儿童读物，散文集出过几十本，写美食的居多，文笔清练通达，言之有物，私底下我觉得比香港美食界的几位前辈写得都好。这几年传统媒体日渐萧条，李纯恩依然稿约不断，三家媒体一日三篇，旁人写稿多是昏灯苦烛，他写稿却在酒余饭后，带一团人上海苏州三两日，大闸蟹、生煎包、肥肠面、葱油饼皆成文章，摄影能办影展，作画能进画廊，拍观光片能卖版权，我笑问他可有什么不会的，他说自己懂得吃不懂得做。算了，有福人终究是命好！

我最早见李纯恩应该是在电视上，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那是九十年代末，节目很有看头，又过了十几年我在香港见到本尊竟不觉得他比电视上显老！记得那天是在陆羽，董先生请客，李纯恩在，林青霞也在，吃过点心一席人都劝林青霞用钢笔写稿用毛笔写信她笑笑不听，我劝李纯恩少画点山水多画点美食他竟听了，没过几天传了一张“冰糖肘子”给我，画上还写长篇题记，不打草稿，毛笔挥就，欲行则行，欲止即止，那一手行楷不像是没练过字的人能写出来的，聪明人真的不用多教。这两年我去香港排得出时间总约他吃饭聊天，我喜欢听他聊金庸，聊倪匡，聊黄霑，还有他负责报纸娱乐版时知道的那些陈年八卦。在香港聊天我们也用上海话，倒不是乡情，更不是优越，只是觉得这样怀旧，好像是花样年华里买了船票才能抵埠的从前。

2018年仲夏夜于马德里

作者：潘敦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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