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的某一天晚上，我应邀参加在全国政协礼堂华宝斋举行的“古琴音乐会”。我非琴人，不知为何有此荣幸。到了那里一看，是为庆祝中国古琴艺术入选第二批世界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举行的雅集，集中了好多位南北名家，还展出若干张名琴。说实话，那一瞬间，我诚惶诚恐。如此隆重的仪式、精彩的演奏，很多琴友不得其门而入，而我这彻底的门外汉，竟混迹其中，确实是很大的浪费。

时隔多年，偶尔谈起我参加了此次雅集，还保存了节目单，让不少学琴的友人惊羡不已。可当初并不觉得好玩，感觉就像穷光蛋误入了珠宝店，还碰上了热情洋溢的营业员。坐在我旁边的，明显是资深琴友，每报一个演奏者的名字，都要激动大半天；听完一曲，还想跟我交流一下体会。身处那种场合，不能太露怯，只好故作深沉，偶尔点评两句，别人还以为我真懂行。其实，我不懂音律，也没学过古琴，凭的是直觉。说喜欢某某的演奏，那是因为不喜欢舞台腔，更倾向于文人气，认定这比较符合古琴的趣味。

不过，也不能说我对古琴毫无了解。起码家藏且常听的古琴CD，段位并不低。比如1995年香港龙音制作有限公司版《管平湖古琴曲集》，或者古琴界格外推崇的保存中国最后一代传统古琴大师的集体面貌的“老八张”（中国唱片上海公司，1994年），我是百听不厌的。很可惜，因学识及修养限制，这些古琴曲，我只是喜欢而已，说不出所以然，也没能力辨析各家的优劣长短。

人的趣味，有些是先天因素造成的，我耳朵不行，若学音乐，再努力也没有用。但眼睛还可以，比如，不懂古琴，可我藏有古琴目录学或器物学方面的书籍，如査阜西编纂的《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乃古琴曲传谱、解题、歌词三个方面的汇典，我当古典文献书籍读。至于郑珉中编著《故宫古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因我早年的学生王风参与撰写，书出版后送了我一册。书很贵，印刷很精美，我看得津津有味。

这么认真“读书”，在古琴家看来，实在是太外行了。我也承认，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高雅的古琴，与我隔着千山万水。不过，中国文人喜欢古琴，没说一定必须会抚琴。《晋书》记录陶潜的妙语：“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到过我家的朋友，会发现我书桌边有一张无弦的古琴。并非模仿陶渊明，那琴本有弦，只是闲置多时，方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二十多年前，某日本留学生回国，临行前赠我古琴，希望物尽其用。几次起意学琴，皆因意志不坚定，半途而废。忘记是哪一年了，已毕业留校任教的王风，自告奋勇，送教上门。我本是自娱，且不解音律，偏偏又碰上了个严师，要求我先正身、调息、静心、凝神，一个下午就拨一个音，不知何时才能成调。我抱怨他教学不得法，他批评我学习不认真，于是，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2002年秋冬，我在台湾大学中文系教书，在时任台大音乐所所长沈冬教授的建议下，跟随台大学生上古琴课。三个月后，因妻子来台参加学术活动，陪她外出旅游，学古琴的事就此放下。

好处是，我喜欢古琴，不是赶时髦，也没有任何功利目的。那年头，还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说，我之藏琴、读琴与听琴，纯属机缘凑合。看我与古琴似乎有点缘分，王风多次劝我，是否收藏一张名贵点的，比如宋琴或明琴。除了囊中羞涩，我之所以谢绝此建议，乃出于自尊心：就这水平，还买好琴？若变成了投资，则辱没了我的附庸风雅。

略知作为器物的古琴，使得我2005年应国务院新闻办和文物出版社邀请为中英文版《中国古代最美的艺术品》撰写长序，题为《大圣遗音——中国艺术五千年》。文章借故宫博物院里那张名为“大圣遗音”的古琴开篇，谈的是文物的命运：“我们只能透过玻璃，仔细观赏作为‘珍贵文物’的古琴——那形制，那断纹，还有那仿佛微微颤抖着的丝弦。可惜的是，丝弦下，不再流淌着动人心魄的‘高山流水’。这就是文物的命运——已经脱离了特定的生存环境，需要借助深厚的历史知识以及丰富的想象力，方能得到较好的阅读与阐发。”如此借题发挥，好像大有深意。最后全书干脆改题，就叫“大圣遗音”。这可是我可怜的古琴知识唯一一次产生“社会效益”。

我之所以远离高雅，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最近十多年，学古琴成为一种时尚。君不见，所谓京城“四大俗”——学古琴，唱昆曲，喝普洱，练瑜伽，古琴可是名列榜首呀。如此自嘲，其实不无得意——毕竟风气已成。想想十几年前的京城“四大傻”——购物去燕莎，吃饭点龙虾，喝酒人头马，抽烟大中华，这“四大俗”明显好多了。以前炫耀的是金钱，如今崇尚的是文化与养生，可见社会还是在进步。

既然风气已成，那我就谈谈高雅且时尚的古琴，在十丈红尘中，到底该如何自处。首先想到的是《论语》中的一句话：“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略为转化，便成了“古之琴家为己，今之琴家为人”。可是，为己与为人，其实没那么泾渭分明。学者如此，琴人也不例外。水太清则无鱼，过分苛求，最终容易导致造假。屹立于风尘之中，有所坚守，也就可以了。

至于专业琴人与文人琴人的分野，以及二者之间的竞争关系，自古有之，于今尤烈。前者重技艺，后者多情怀，二者各有各的长处，不必强分轩轾。这就好像舞台与书房、演出与雅集、收益与趣味，都不宜于说死。记得抗战中马一浮办复性书院，梁漱溟建议发文凭，马拒绝，理由是：“几曾见程朱陆王之门有发给文凭之事？”这么做，雅则雅矣，但无法长期生存。

最后转入我的本行：文学史研究。多年前我曾写文章，谈及北大中文系的未来，希望在文字与图像之外，多关注声音，比如宋词元曲的音乐性、古琴与中国文人生活、近现代的演说如何成为文章——后者我写过《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的变革》等，前两个题目则力所不逮。不过，我相信“有声的中国”将是日后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途径。

（本文刊发于 2015年12月30日文汇报“笔会”）

作者：陈平原
编辑：谢 娟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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