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里逐渐深刻而清晰的是当年那个男孩子的作为——他像个堂·吉诃德一样，于危急中慨然上阵，竭力想挽回同伴女生的荒谬败局。那年我十岁，一个愚蠢的小女生，他也十岁，却已是小男子汉。他与那老家伙对阵，不仅是要维护朋友的利益，也是在维护孩子的尊严!

放学妈妈来接我时，我指给她看我们的班长王琦，我在家说他“很漂亮”。妈妈说：“不漂亮呀？”王琦挺胖，笑起来眼睛一眯缝。我改口说：“我说的不是他，是副班长——”

副班长是汤轩，他倒真称得上漂亮。肤色微黑，相貌端正，很有“派”——他那么小就很有派，像个领袖，遇事微微一笑，自有办法。他有一身海军服，还有海军帽，穿戴起来，和他极相衬。“汤司令”，大伙儿这么叫他，姓汤的人外号就叫汤司令，这外号给他特别正确，他来了，就有拥趸们捧场的吆喝：“汤司令到——”

小学一年级的班长，是出于某种契机由老师指定的，因为一入学就得有个班长，老师第一眼看着谁好，先让他当着；副班长就有时间选拔了，开学了一阵子，老师看人看得比较清，选的人肯定是很聪明能干的。这道理我当时自然不懂，我的天性属于顺民，对老师指定的班长、副班长，都有仰视之情。而不多久我就成了汤轩的后任，从那之后一直沿袭。我跟汤轩一直关系比较好，大约有这个原因，或者是与此相关的：都成绩好、都爱画画、都在班上负责某些事情。有一回我们都被选为优秀学生，到市里去开表彰大会。在那里，一位五十多岁的女老师，热情洋溢，伸开双臂，一边一个把我和汤轩搂在怀里，说：“你们都是我的好学生哪!”她搂得很紧，久久不放，还小小地转起了圈子。我从来没碰到过如此热情的老师，有点别扭，又不能挣脱开，只能陪同她抒发情感。我和汤轩被卡在她一左一右的怀抱，四目相对，我从他的眼神知道，他的感受与我完全相同。

这大约是二年级或三年级的事。我要写的，是四年级的事。

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和汤轩到一个邮电部门的大厅去玩，我带着我的集邮册。我的集邮开始于三年级的暑假，我随妈妈回广东探亲，广州的小表舅送给我许多邮票，还带我到南方大厦买了这本集邮册。我回来以后，就把家里所有的信封上的邮票都收集了，一张张剪下来，泡水，剥离，晾干，入册。我家有不少好邮票，因为有一些香港、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来信。外国邮票很漂亮，色彩艳丽，和中国邮票的素雅很不一样，那些外国文字，也像一种花边装饰。香港邮票是各种颜色的女王侧面头像，红的，蓝的，紫的。我认为最特别的是小表舅送给我的两张日本邮票：大长方形，纯白色，没有图案，只是红色的波浪形邮戳，旁边有仿佛是篆体的“日本邮票”字样。等我长大到有逻辑思考能力之后，我想它们可能并不是邮票，而是某种邮品，不然它们也不会留下来，在经过了我将要讲的事情之后。我的集邮知识并不多，邮票于我，只是一种好看的小纸片。

那天我和汤轩去那个大厅，是为了找人交换邮票。交换邮票是集邮的一项活动。集邮爱好者把自己重复的邮票，跟人换取需要的邮票。我知道这个，但我带去的并非重复多余的邮票，而是我的全部邮票。我愿意把我的集邮册给人看，本来我也是去玩的，如果真要换，也是玩。我看了一圈别人的邮票，又看过了柜台里展示的新上市邮票，准备离开时，有人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

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者。他郑重地看着我。

“要换邮票吗？”他问。“是的。”我答道。

“好，我们到这边来坐。”

他走到一张玻璃桌子前，坐下来，并请我坐在他对面。他把裹在大衣里的他的集邮册拿出来放在面前，我也把我的集邮册放在面前。这场面摆开了，大厅里其他交换邮票的人，渐渐都围拢过来。

“让我看看你的邮票。”老者说。他把我的集邮册拿了过去。“你也看看我的。”他说。于是我就看他的。

场面集中于他看我的集邮册。他看，围观的人也在旁边看。我的集邮册，内容真的很丰富，那丰富超过了我的知识掌握。我只知道我有些外国邮票是公认的好邮票，围观的人们都是懂的，他们无声地欣赏着。

“我来跟你换邮票。你可以要我的，我也可以要你的，一张换一张，对吧？”老头儿说。

我点点头。

“好，你先挑。”他说。

我翻着他的集邮册，不知道挑哪张好。他的邮票很多，这还是他重复多余的一本。我甚至不记得我挑了张什么邮票，反正是中国的，图案让我比较喜欢的，但不是非常喜欢，否则我会记得是哪张。

“好。”老头大方地说，“现在我挑一张你的。”他用镊子，夹去了我册子里的一张外国邮票。

第二回合，也是这样。我坐在了一个我从未体验过的场面中央，被众目睽睽，被长辈指导，被抽去了思考。只能按规矩行事，他挑一张，我挑一张。我忘记交代一句了，汤轩坐在我身边，他和我一起坐在老头的对面。

我还是挑了一张中国邮票，老头还是挑了一张外国邮票。

“这是她自己挑的，对吧？都是按规矩来的，是吧？”老头对围观的人们说。他看了他们一圈。人们没有异议，只是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大厅里的人都聚拢来了。

老头再次拈走我的一张好票之后，人们非常沉默，摒住了呼吸看我再怎么挑。我更不知道该怎么挑了。我怎么挑都是他富余的，他怎么挑都是我孤本的。他挑我哪张我都得答应，不能说不，因为他的全本也都任我挑，他决不说不，老头一再强调这一点，给在场的所有人听。

汤轩低声给我一些暗示。他的暗示都是根据集邮的常识来的，哪张更好，哪张更珍稀，哪张更有价值。我听着，但没怎么听进去。我在关键时刻容易心不在焉，在常识问题上总是犯白痴。我甚至在如此严峻的局势中完全不忧虑——有这么多人在替我忧虑呢，我跟着我头脑中旁逸斜出的念头走了。

众望所归，我出手了。我挑了一张国产的、我觉得还比较别致的邮票。——决不崇洋媚外，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一付诸实践果然惊世骇俗。

人群爆发出一声惋惜的感叹!　观棋不语真君子，他们再是不加评论，这声强烈的感叹也是最明显的表达了。我抬头看看他们，八十年代初的他们，男女老少，他们淳朴的、道德的脸上，写满了惋惜与同情。

老头在如此的世道人心中依然风度不改。“这是她自己挑的，对吧？我所有的邮票都任她挑，是不是？”他说给所有的人听。大家都没话说，既然我自己要这么挑，谁还有话说？

汤轩的脸涨得通红。他不再跟我低语了。从这时起，我退到了局外，由他来替我与老头对垒。

我就真成了个局外人，看红脸的汤轩一来一往地跟老头交易。他动用了他所有的邮票知识，尽力择优而取。他显然是比我要难度大的对手，但依然不在老头心上，只是汤轩上场，局面比我在那里要正常得多。

我们怎么赢得了呢。本来基础就不对，谁让我把全部家当都带去跟人交换的？全然不知珍惜，想法又出奇。我们怎么对付得了那个老头啊。在完全不对等的交易中，他时时不忘向众人展示这交易的公平———他是讲规矩的，是么，大家有眼都看得见。我不记得事情怎么结束的，反正老头收获颇丰，我别的不记得，只记得我最难得的一张有年头的外国邮票也被他挑走了。

老头走了，人群散了。回家的路上，汤轩气得不想跟我讲话。

“他拿你最好的，你挑那么一张!”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其余的表达都在他神态上了。

我却是一副仿佛这些邮票都不是我的样子。

当时我没心没肺，只是模糊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这件事情多年来一直存在我心里，一年年过去以后，它才慢慢清晰起来，它的意义逐渐凸显出来。

不是为了邮票——即使在若干年后，我对那些邮票也没有特别地惋惜。“小容的邮票都给人骗走了。”这是后来我从妈妈那里听来的我爸的评论。当年回家以后，糊里糊涂的我，并没把事情讲清楚，可是，还用得着讲么，我爸一下子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倘若当时他在场，而在场的女孩又不是我的话，他肯定会排众而出打抱不平：“你欺负小孩子!”他会指斥老头，叫停不公平交易；而假设就是我，就是那真实情况正在发生，我爸又正好路过，他说不定就旁观了，以此给我一个教训。我和我爸天生一个德性，不知道自己怀中有奇珍，随随便便就给人了，所失又何止那几张邮票？

在我心里逐渐深刻而清晰的是当年那个男孩子的作为——他像个堂·吉诃德一样，于危急中慨然上阵，竭力想挽回同伴女生的荒谬败局。那年我十岁，一个愚蠢的小女生，他也十岁，却已是小男子汉。那个道貌岸然的老头子到底在干什么，除了我，周围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的注目与感叹，都是在鞭笞汤轩的脸——这女生是跟汤轩一起的，他不出手谁出手？　他与那老家伙对阵，不仅是要维护朋友的利益，也是在维护孩子的尊严!

最可恶的是，我还那么事不关己似的，让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了他一个人身上——很多年以后，我自己身处类似的情境时，才恍然大悟。

他虽气，却也只说了那么一句，后来我和他都再也没提过这事情。十岁的他真像个爷们儿，绝不多话，事情过了就算。

我们初中还在同一个学校，高中不在了。大学，他好像是在和我共一个山头的大学，又好像不是，我记不清了。反正在十七八岁的年纪，我和他碰到过一次，他带着笑意点个头：

“还好唦？”

彼此是知根知底的老熟人，多少年不见也是熟得很的感觉，三秋不见如隔一日。他这声招呼和自然而然的神态，都是他上小学时就有了的。他好像天生就对人情世故有所领悟，他很有这种能力，会做人，肯来事，神气。

他从小就是汤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