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华明

民以食为天。同济大学的“吃”算得沪上高校一绝，“吃在同济”似乎也已成为同济的标签，同济人也乐得接受。但很少有人知道，同济的“吃”可是有历史的，更与国家对大学生的关心、培养密不可分。笔者近来走访老校友，听到了一些老同济在“吃”上的掌故。

1953年，徐吉浣从杭州高级中学毕业后考入同济。这一年，也是新中国初步完成院系调整实行全国统考的第一年。就在徐吉浣步入同济大门前的几个月，毛泽东同志提出学生要“三好”，其中就包括“身体好”。为此，全国各地各级学校除了鼓励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外，还在“吃”上面动脑筋。徐吉浣回忆：我刚进校门就知道学校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每日三餐的饭和菜。所有同学都住在学校宿舍里，也不必付住宿费，我母亲只要给我一点零花钱就行了。所以母亲说“真的是国家在培养人才呀”，“你运气真好，我小时候因为家里孩子多就读不起书，初中就辍学了。”

如今已七老八十的同济老校友都认为当年同济的伙食的确办得不错，他们甚至都还记得食堂里有道菜：底菜是鸡毛菜，上面有一块大肉或者鱼之类的，很受欢迎。他们都认为，伙食好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党的政策好，另一方面就是学校肯动脑筋，食堂师傅的烹饪水平也较高。实际上，当年同济食堂还实行“帮厨制”，组织各系各班学生轮流去帮厨。这些学生一般在上课前和开饭前半小时去食堂劳动，帮助拣菜洗菜，做好开饭的准备工作。这个做法也很受学生的欢迎。当然同济食堂还有一个绝招，就是每个星期总有一天的菜特别“实惠”，青菜是青菜、肉丝是肉丝的，荤菜比平日要多一些，同学们称之为“打牙祭”。这一天上海很多高校学生通过“中学同学”、“老乡”等途径被吸引到了同济，同济食堂往往供不应求，“吃在同济”的名头也就不胫而走。

当年同济园里除了大学生外，还有工农预科学生，其实也就是中学生，后来改制为同济附中。1964年与孪生兄弟一起考入同济附中的曹予生回忆：我记得食堂里有一个叫“阿陶”的师傅，貌似方脸，具体模样有点模糊了，但是人绝对是热情的，饭菜可口。那时，食堂里有两样东西，至今印象深刻，一个是里面放有油炸小带鱼块的冬瓜汤或三鲜汤之类，将带鱼油炸后煮汤，我以前在家里从来没有吃过。另一个是烂糊面，很受大家的欢迎，当时有如今称为“舌王”的好食者，一下可以吃八两　(10两制，不是16两制)，因而得了个“八两烂糊面”的雅号。

当年的“红人”，曾担任同济学生文工团团长的叶祖攸是在1956年考入同济的。想起过去，他是一脸的满满的幸福：我进学校时，伙食很好。当时每月伙食费标准是12.5元。我们当年就餐在新盖的第二食堂，八个人一桌，菜很丰盛，饭敞开吃，中秋节还发月饼。1958年“大跃进”时，食堂还准备有夜宵，“挑灯夜战”后可凭票去吃。吕光达是1959年走进同济园的。他回忆，有一段时间在食堂吃饭不用饭菜票，饭也是不定量的，就装在大饭桶里，里面放有好几个饭勺，同学们随便盛。但戴眼镜的同学可苦了：遇到很多同学都围着一个饭桶“抢”饭勺时，热饭的蒸汽上来，眼镜片上一片雾气，根本看不见饭勺。无奈，这些同学只能弄一个尽量大的饭碗，一次搞定。

上海交通大学向隆万教授回忆：我是1958年考进同济工民建专业的，后改读数学专业，1960年起被送到复旦数学系代培，最后拿的是复旦的毕业证书。当时，我经常复旦、同济两边跑。复旦文科讲座特别多，三教九流，饶有趣味；同济伙食好，实在很吸引人。这其中除了同济食堂饭菜的确做得比较可口以外，还应该与两校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当时复旦属宝山县，只能享受郊区待遇，而同济属杨浦区，享受市区待遇，待遇比复旦好，当时已有同学说“玩在复旦，吃在同济”了。向隆万的回忆在刘桐林这里得到了印证。刘桐林是1961年考入同济的，他说：的确，复旦、同济这两所大学虽为邻居，但供应标准不一样：每人每月的食油定量同济也比复旦多一两。复旦学生更羡慕的是同济学生每月有一斤的“就餐券”，这等于增加了一斤的粮食定量。“就餐券”半两一张，很好用，更实惠，上午课间吃一块点心或一根油条、一个大饼，同学们都很满足。这就使得几条马路之隔的复旦学生很是羡慕。

那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助学金，农村来的同学基本都有助学金。城里同学如小业主、小职员等家庭出身的，家庭收入不多，也有数额不等的助学金。助学金每年评一次，先是分甲、乙、丙三等，分别为15.5元、12.5元、9元三等，后来分14元、9元、6元、3元四等，特困生还可以补助3元零用钱。

1960年底，面对经济困难对大学生健康带来的困扰，同济党委根据“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问题的决定”，成立了“生活工作领导小组”，采取办好食堂、减少开会、控制社会活动时间、保证睡眠、严格执行作息制度等措施，大抓生活，努力保证学生、教师的身体健康。这个时候已经有粮票了，实行分食制，学生需要买饭菜票就餐。食堂的菜分甲0.15元　(有鸡蛋、鱼、肉)、乙0.10元　(有荤加素)、丙0.05元　(基本是全素)　三等任同学选购。叶祖攸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成了学生的大问题。学校就动脑筋，尽量让学生能吃饱肚子。食堂也想了很多办法，如搞“双蒸饭”，即把蒸好的饭再蒸一次，使出饭率从1.6提高到3。“双蒸饭”能暂时撑饱肚子，但也饿得快。1960年到崇明参加围垦，劳动强度大，学校除给定粮补贴外，还给了一些罐头食品为我们改善伙食。

冯桂烜是1962年9月入学的，他有记日记的习惯。据他的日记记载，当时国家经济仍比较困难，粮食定量供应，男生定量是每月33斤，女生按自己的饭量自报，每月26斤到30斤不等。学生的伙食标准每月12元，不分等，每人一张菜卡，每餐划卡吃饭。到1964年，毛泽东提出要关心大学生身体健康，每月的伙食标准就提高了3元，增加到15元。他1964年4月1日的日记写道：“国家为了照顾我们的身体，把伙食费标准提高了三元钱，食油　(菜籽油)　定量增加到半斤　(每月)。”从1964年4月起，助学金一律每月增加3元，甲等达到了17元。刘桐林回忆，他是享受甲等助学金，伙食费全免，课本费也免，另有3元的零用钱。

老同济人都对“大草棚”记忆深刻，那是同济第一学生食堂，曾经是同济最大的食堂，学校很多重要的会议也都在这里召开。后来，在大草棚旁边又盖起了第二学生食堂。1962年，同济建成了大礼堂兼饭厅，同学们都称之为“新饭厅”。在这里，一度有方桌，但无凳子，同学们都站着吃饭。此外，建工系还有一个规模较小的食堂，就在大草棚的对面。

当时，同学们都是自备饭碗。多数人用的都是要凭“工业券”购买的搪瓷碗，饭后用布袋或毛巾缝的袋子装着，挂在食堂里。不开饭的时候，食堂四周专门设置的钉子上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挂满了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碗袋，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当年大学生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如果发现有男女两个同学的饭碗装在一个碗袋里，那就暗示着碗的主人在偷偷谈恋爱了，大家都懂的，也很少有人去打小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