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我最有兴趣的题目是中外文化的交流。英国文学是我在大学时代的主修科目，因此我一直对它存有一份怀旧之情。英国文学如何与中国文学发生文化交流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题目。编者约稿，我只能大题小做，从我目前研究的大项目中挖出一小题目来献丑，那就是晚清到民初　(约自1895至1915年)　的翻译小说，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　(1837—1901)的作品居大多数。这些小说，有的是公认的经典作家，如狄更斯，然而更多的当年流行的通俗小说，在英国的通俗杂志如LondonIllustratedNews，TheStrand等连载后，立刻传到中国。当年上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所以这些杂志和内中的讯息资料，上海的读者(至少懂英文的读者)　并不陌生，否则也不可能在世纪之交的十几年间出现那么多的中文译本，特别是当年最流行的“福尔摩斯探案”，可谓家传户晓。

清末民初的翻译者大多是略通外语的文人，也是小说作家，他们在报纸和杂志上写稿为生，社会地位不高。地位最高也最有名是林纾　(林琴南)，他完全不懂外文，必须靠口述者合作翻译，竟然出版了一百八十多种翻译小说!　此外还有包天笑、周桂笙、周瘦鹃、陈景韩　(笔名冷血)、严独鹤等人，大多被学者归类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他们之中有的人也懂一点日文，所以文本的另一个来源是日本，不少英文小说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

除了侦探小说之外，当年中国读者最喜欢看的翻译小说大抵属于所谓的“言情小说”(或曰“写情小说”)，大多出自通俗作家———特别是女作家———之手，他/她们在维多利亚时代也红极一时，如今却无人问津了。当年的热门变成现在的冷门，只剩下少数研究此道的学者还有兴趣，我是其中之一。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难题，这些难题，其实并不完全需要学术研究或理论才能解决，所以要藉这篇短文向喜欢此类作品的现代“粉丝”———如果还有少数“幸存者”的话———请教和求援。

且让我引一本上海的通俗杂志　《月月小说》　在1906年列出的“英国近三十年中最著名之大小说家”———注明是“以社会欢迎之多寡为序”———作为例子　(括号内英文名为我所加)：

CharlesDickens

W.M.Thackeray

HallCaine

MissMarieCorelli(高兰丽女史)

WalterScott

BulwerLytton

RudyardKipling

J.M.Barrie

Mrs.HumphreyWard

RobertLouisStevenson

ArthurConanDoyle　陶高能　(著

福尔摩斯侦探案者)

StanleyWeyman

CharlotteBr？nte

AnthonyTrollope

I(Israel)Zangwill

Mrs.Henry(Ellen)Wood

CharlesReade

CharlesKingsley

HenryJames

GeorgeMeredith

ThomasHardy

Mrs.(MaryElizabeth)Bradden

E.F.Benson

这个名单上23位作家的排行榜，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最明显的特色就是“雅俗并置”，领衔的狄更斯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的作家；排在第二位的Thackeray(萨克雷)，至少英文系的学生都知道，他的小说　《名利场》(VanityFair)　是我在台大外文系二年级必修课的教材。然而排名第三和第四位的　HallCaine　和　MarieCorelli　到底是何许人也？　更妙的是：这个名单中只有两位作家附有中文名字：一位是写福尔摩斯探案的鼎鼎大名的作家陶高能　(现译柯南道尔)，另外一位“高兰丽女史”到底是谁？　而且名列第四!　为什么女作家中只有她有中文名字？　是不是当年的编者对这位“高兰丽女史”情有独钟？或是在那个年代她的大名在中土也早已如雷贯耳？

除了她之外，诸如HallCaine，Mrs.HumphreyWard，StanleyWeyman，IsraelZangwell，CharlesReade，Mrs.MaryBradden，E.F.Benson等这些名字现在都很陌生，而在当年却是畅销作家。他/她们和现在公认为是经典作家如　Scott(　林琴南译为　司　各特　)，Kipling(吉卜灵)，Stevenson(史蒂文生)，Br？nte(布朗蒂)，James(亨利·詹姆斯)　和　Hardy(哈代)　齐名并列，当时的英国和中国读者和译者也没有歧视，这是一个文学翻译的普遍现象和事实，古今皆然。根据一位印度学者的研究，这个情况，在印度也是如此，以上所举的这些作家，不少人也深受印度读者欢迎。

二

我面临的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是：这些畅销作品是否在中国已有译本？　是否也很流行？　我曾经研究过一位这个名单上漏掉的英国畅销作家哈葛德　(SirHenryRiderHaggard)，他的作品林纾翻译的最多，有二十多本，一半以上是探险小说　(如KingSolomon’sMines，She)，另一半却是属于“言情小说”之类。前者是哈葛德的拿手好戏，后者却非他所长，写了这么多本，显然是当时通俗文学的风气使然。经过林纾的生花妙笔的渲染，哈葛德变成了清末最有名的英国作家之一，被中国读者视为巨擘。而现在呢？　他的书很少人看了，因为当今“政治正确”的学者说他宣扬大英殖民主义。然而他的小说故事却在好莱坞的　电影里　(如　IndianaJones，Mummy)　借尸还魂。

哈葛德写过一本言情小说：JoanHaste，不是他最好的作品，在英国也不特别流行，但是到了中国却大行其道，竟然有两三种中译本。早期包天笑的译本删节很多，特别内中女主角未婚而怀孕的一段，为了顾及道德问题，被删除了，然而后来林纾的译本却把这段原原本本译了出来，而林纾一向被公认是一位极重道德的保守主义者。这段学界尽人皆知的“佳话”，却引起我想要探索的另一个问题：通俗小说在英国和中国是否非要“道貌岸然”，必须维护社会的道德尺度，才能畅销？　我认为恰恰相反，越是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内中僭越常规的因素越多，然而却隐藏在一个“煽情式”(melodrama)　的情节模式之中，变成了一种“压抑”。

英国学者LouisJames把煽情式的小说归类为“SensationNovels”，也就是有刺激性的小说，用晚清译者的说法，就是“奇情小说”。这个“奇”字，在当时的语境里颇为暧昧，含有“神秘”或“奇怪”的味道，研究维多利亚小说的外国学者，称之为“Gothic”(只好直译为“哥特”)，有时候故事情节还牵连到鬼怪。中国通俗文学中的鬼怪故事也很多，但是这种维多利亚式的鬼怪故事，多发生在室内———即是在贵族或中产家庭的大宅内发生的不足为外人道的“怪事”，关键在于作者在叙事的过程中如何处置它？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CharlotteBr？nte的小说JaneEyre(中译《简爱》)中住在阁楼上半夜作怪的“疯女人”。用当代女性主义的说法，她代表了一种被道德规范压抑下的“不轨”和僭越，在当时的维多利亚家庭价值中纾解，或于主流的价值系统不合，或是像疯子之类的人物被置于价值系统之外，无法搁置，只好放在“阁楼”上却像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中国民间的儒家道德制度，如“三纲五常”或“三从四德”难道不也含有大量的欲望受压抑的成分？　《白蛇传》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否则鲁迅也不会一连写两篇论“雷峰塔的倒掉”的杂文。

除了　《简爱》　之外，还有其他类似的“哥特”煽情小说吗？　是否还有其他和女性有关的主题？　这就是我对高兰丽”女史　(把她尊称为“女史”，意思就是“才女”)　感到好奇。她的大名也赫然出现在当年印度的图书馆名单之中。上述名单中还有另外三位夫人：

Mrs.HumphreyWard，Mrs.HenryWood和Mrs.Bradden，到底是何许人也？　她们的作品内容是否含有类似的煽情情节？　这类小说在英国畅销的原因何在？是否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价值系统？　当这些价值被移植到中国的文化语境之后，是否在共鸣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刺激”，甚至“越轨”的可能性，所以才会畅销？　这一些假设，都有待求证，对文本和翻译仔细对照研究后，才能定案。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研究晚清翻译小说的学者，都无法看完这上千本的小说，何况有的还不全是翻译，而是“再创作”。

三

目前研究这个题目的海峡两岸华人学者　(大多是研究一两本小说)　的公论是：此类英国言情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特别是女主人翁——很容易融入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才子佳人”模式，因而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我却要进一步追问：一种语文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文，难道只能乖乖地依附在其文学传统之中吗？　翻译必然也有“误读”的成分，而“误读”不见得都是坏事，有时反而把一本普通的作品重新解释，使原典脱胎换骨，变成了新的作品，更有价值，甚至对一个转型期　(如晚清)　的社会价值和风气，有所冲激和影响。晚清时代的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经历了千古未有的剧变，外来的文化经过殖民主义的势力，流传到了中国。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外来文化本身也被本土的文化改头换面了，它原有的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说不定也被颠覆。无论如何，我一直认为晚清的翻译小说应该算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是雅是俗，是好是坏，都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开创了一个文学上的新纪元。

至于这位“高兰丽女史”是谁？　我目前还在探索之中———用探案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摸索求证，像福尔摩斯一样。好在现今有互联网，英文材料在网上不难找到，目前我收集的资料显示：她是维多利亚时代极有名的畅销作家，连维多利亚女王自己都是她的“粉丝”!而有关她的中文材料和作品的中译本呢？　网上则付阙如，有待高明人士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