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第二次北上洛阳，是当时文人圈的一件大事，流传着“二陆入洛，三张减价”的佳话。可是陆机心里对这次北上做官不情不愿，甚至可说是非常压抑的。他的《赴洛道中》其一云：“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好比鸟儿入了罗网，再也不能脱身。看来他确实不想去当这个官，所以才会“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一路之上，月朗星稀，猛虎在深谷中咆哮，哀风拂过呜咽的河流，离群的野兽在不远处奔跑，他只能“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清人吴淇说“‘想’字愁极”，那么“想”的究竟是什么呢？　他心里有个结，太康元年　(280)　的平吴之役，他的兄长陆晏、陆景双双殉难，他自己也很有可能在乐乡被杜预俘获，并被押解入洛　(一说寿阳)。亡国的悲哀或许容易忘记，亲人的死亡带来的悲伤恐怕更长久些吧，然而他还是孤单地上路了。他担心的自然不是文采辞藻，也不是自己的才能，而是如何跟新朝打交道，是否能够融入洛下的名士圈子；当然，也许还有一份野心，想借着这个机会重振家风。

吴地的学风，与中原有很大的不同。中原早已迎来了正始、竹林名士清谈的玄学高峰，而吴地拘守的还是汉代经学传统，要想跟这些中原佬搭上话，不能不补补玄学的课。《异苑》　说陆机北上途中遇到一位美少年，“置　《易》投壶，与机言论，妙得玄微”，后来才发现那是王弼的鬼魂。也有的书上说遇鬼的是陆云，不管陆机还是陆云，这个故事暗示了陆氏兄弟曾为玄学做过准备。《晋书》　说陆机“伏膺儒术，非礼不动”，葛洪也说他“深嫉文士放荡流遁”，“不为虚诞之言”，而“虚诞”正是玄学和中原士人的风气。所以陆机对洛下名士的所作所为，并不能很好地理解。有一回，陆机的恩师、中书令张华让他去拜见刘道真，刘正在守丧，估计是像阮籍一样边守丧，边饮酒，寒暄完毕，并无他言，只是问道：听说东吴有长柄的葫芦，你能帮我找些葫芦种子吗？　陆氏兄弟感到很受伤，你们这些名士怎么能这么“作”呢，就不能好好地说事吗？　便很失望地离开了。对陆氏兄弟煞风景的表现，余嘉锡有一段评论：“据抱朴之言，则居丧饮酒，自是京、洛间之习俗。盖自阮籍居母丧，饮酒食肉，士大夫慕其放达，相习成风。刘道真任诞之徒，自不免如此。恣情任性，自放于礼法之外耳。……士衡兄弟，吴中旧族，习于礼法，故乍闻道真之语，为之骇然失望。当时因风尚不同，南北相轻，此亦其一事。”陆氏兄弟虽然做了些功课，究竟还是不能理解这些“伧父”的名堂。

初到洛阳的陆机，自以为是名门之后，有些瞧不上中原名士。也许是他的自尊心太强了，才会让他如此傲慢。傲慢的结果，是洛阳的那些战胜者总想找机会挤兑他，不给他好脸色。有一回去见豪奢且喜恶作剧的官二代王济，恰好他的面前有几斛新鲜的羊酪，王挑衅地说：“卿江东何以敌此？”陆机回答：“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表面听上去这不过是一次正常的对话，底下却膨胀着战胜者的嚣张和不屑，暗暗地在较劲。羊酪是北方特有的食物，莼菜则是吴地特有，食物的比量暗含了人物的比量。陆机的答语可以说很妙，当时称为“名对”，为自己挣足了面子。唐宋诗人也爱用此典。杜甫诗云：“豉化莼丝熟，刀鸣鲙缕飞。”东坡诗云：“每怜莼菜下盐豉，肯与葡萄压酒浆。”可是关于这句话的妙处，也有些不同的理解，“未下”二字有人以为当作“末下”，是秣下、秣陵的简称，这种说法大概是不了解“莼羹”的做法所致。《齐民要术》　卷八载有“食脍鱼莼羹”，或系　《食经》　旧文，记述莼羹的做法十分详细，可以知道莼菜羹的确要把握好“下盐豉”的时机。倘作地名解，则拘而不通，陆机答语的机锋、味道全没了，——吴盐虽好，可是豆豉有什么可夸耀的呢？　而且正如余嘉锡所说，把秣陵转称“秣下”或“末下”，他书亦未见其例。

像这样拿羊酪来秀一下优越感，还算好的，陆机的回答也够机敏，只是缺了一点幽默感，像个紧张的刺猬。有一次，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下欲羞辱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陆机不客气地回击道：“如卿于卢毓、卢珽。”陆云听了大惊失色，出门之后对他的哥哥说：“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陆机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二陆优劣，由此而定。在谢安看来，自然陆机是优的一方，而宋人叶梦得则以为陆云优，原因是陆机不能忍辱，总想在言辞上占上风，最终受到卢志的谗毁，落得一个兄弟俱殒的结局。从魏晋风流的角度来说，谢安的话更靠谱；从明哲保身的角度来说，叶氏的话可谓洞明世故。陆机的回答，锋芒相对，太拘守礼法了，缺少一种幽默的精神，不知道拿别人的家讳开玩笑是当时的一个风气，连钟会、司马氏兄弟亦未能免俗。而且这次对话的焦点，也许还不是拿对方祖、父的名讳开玩笑，而是“鬼子”二字。据刘孝标注及　《搜神记》，时人皆以为大名鼎鼎的范阳卢氏是鬼女后人，这大概触犯了其家族忌讳，为陆机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陆机是六朝文学的开山之一，不过在洛阳也是一个落伍者。他早年与陆云的赠答诗，多为四言，对五言诗还不是很在行。我估计回乡闭门读书的那些年，他可能对五言诗下过不小的功夫，集中拟作不少。写得最好的，要数　《赴洛道中二首》，文辞是雕琢了些，好用排偶，感情却是真挚的，已经有些自家的面目了。他的文比诗写得好，可是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原正在流行的那套玄学把戏缺少了解。元康八年　(298)，陆机转著作郎，在秘阁中见到了曹操的遗令，悲情不能自已，于是写下了著名的　《吊魏武帝文》。他一方面感叹曹操这样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免不了一死，死前还啰哩啰嗦，说些卖履分香之类的琐事，另一方面又指责曹操“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以至于“贻尘谤于后王”。换个角度看，曹操临终之际还想着死后能不能初一、十五欣赏到乐伎的歌舞，悲戚戚地抱着小女儿，对几个年长的儿子托付最小的儿子，实在是人之常情。曹操一生叱咤风云，但他也是个普通人，也有悲哀，也和我们一样贪恋人生的乐趣。罗隐诗云：“英雄亦到分香处，能共常人较几多。”比陆机的指责要通达得多。陆机的不晓事，大概还是在借这件事儿来抒发他家族衰微的隐痛吧。如果他知道王戎丧子时说的那句话，大概就不会这样愤懑了：“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当时的易学大师王弼曾指出，圣人亦有情，只是他能以性制情，不沉浸在悲哀里，不受累于外物。而曹操不仅不是圣人，还有不少缺点，这样赤裸裸地在遗令中剖露心声，是很罕见的，比起那些把自己打扮得高大上的矫情君王，不知要可爱上多少倍。

史载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有“陆海潘江”之目，但他同时又喜欢奔走权贵之门，与贾谧亲善，以此获讥。莫非当初离家时的不舍与悲哀，都是装装样子不成？　陆机实在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对生命的脆弱与短暂有着强烈的认识，只要读一读他的那些挽歌就可以知道了，但又“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想要在乱世中有所作为。但彼一时，此一时，昔年陆逊、陆抗能够成就功业，是因为孙权和陆氏君臣一体，视为腹心，上下同力；如今陆机手握重兵不假，却小人在旁，又不能当机立断，且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凶险，实在有些奇怪。他的老乡顾荣、戴若思都劝他归吴，亦不肯听从。陆机被杀的那天，参军王彰有句话道出了陆氏蒙难的关键：“(陆)　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族皆疾之耳。”嫉妒他的，不仅有跟他结下梁子的卢志，还有同为“二十四友”的牵秀，还有小黄门孟玖。十余年过去了，滞留北方的陆机依然未能改善和北人的关系，只留下无奈的感叹：“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河桥之败，陆机“释戎服，著白帢”，神色自若，从容赴死，倒是着实演绎了一把魏晋风度。

据说陆机兄弟早年隐居的华亭谷，有清泉茂林，不知如今风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