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　晴。前一阵得到一本欧阳山的《坟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欧阳山多产，从最初的小说集《玫瑰残了》起，短中长篇高达三十多部，尤以40年代的《高干大》和60年代的“一代风流”《三家巷》《苦斗》为著名。但是鲜有人知道他以写抒情诗起步，他的抒情长诗《坟歌》还是在香港出版的。

查《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中国新诗书刊总目》，都没有　《坟歌》，《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诗歌卷也未提到。再查《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欧阳山词条“著作书目”中，倒有“《坟歌》(诗集)1927，香港受匡书店”这一条，但编者显然未见原书，因为《坟歌》的出版年份不是1927年而是1928年。所以，我虽不敢说手头的《坟歌》是孤本，但可肯定极为少见。

《坟歌》封面设计别致，黑红套色，为一对青年男女头像，男的正亲吻女的面颊。封面署“坟歌　壹角小丛书第二种　受匡出版部印行”，版权页作“付印：1928.4.30　出版：1928.5.1　印数：1—3000”，而“受匡出版部”的地址则有两个：“香港：中环砵甸乍街三十三号三楼；广州：惠爱路昌兴新街二十号”。还应提到，《坟歌》为64开本，是小巧玲珑的口袋本。

有趣的是，《坟歌》　封面和版权页上均未印作者名，但书后所附“壹角小丛书”书目已注明“坟歌　罗西作”，书前《〈坟歌>的序言》落款又是“罗西，十六年九月三十日”。罗西是欧阳山前期最常用的笔名，据此两点，《坟歌》出自欧阳山之手已不存疑义。

对于《坟歌》，作者在《序言》中交代得很清楚：“这是我的一首很长的抒情诗”，“一首我自许为至情的作品；当然是不会适合于革命文学的人们的脾胃的。”当时“革命文学”正风行一时，作者这样表白，可见对“革命文学”颇有所保留，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不过，他后来还是投身于“革命文学”的洪流了。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坟歌》“很长”，长到什么程度？全诗二百节，每节四行，共八百行之多，堪称名副其实的抒情长诗。不消说，从《坟歌》书名，就可猜出这是一出爱情悲剧，写爱情走向了终结，走向了坟墓。诗以第一人称写，写“我”(男)与“你”(女)的感情纠葛，尽力铺陈“我”与“你”由火炽热恋走向情断义绝，尤其对“我”与“你”各自的过失都有所批评。全诗写得大胆，写得坦诚，写得缠绵悱恻。年轻人在爱情失败时必然经历的感情煎熬过程，欧阳山用他的诗笔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自许”此诗为“至情的作品”，确可称得上是一部至性至情之作。且录其中的数节：

假使我死后，/在那凉人的五更!/我定将泥蘸珠露，/把我的哀歌写成!

那时是四野无声，/我就把我的卑污创造!/我将心血织在叶上，/让人们把它焚扫!

在众鸟噪林之先，/我把我的哀歌独唱!/不惜惊破了他们的好梦，/我只要我的歌声清朗!

我要唱到上帝垂泪!/我要唱到太阳步停!/人们听了这歌儿，/便要长睡不醒!

回顾中国新诗史，长诗并不多见。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可以称之为长诗的作品，只有刘半农的《敲冰》、朱自清的《毁灭》、冯至的《吹箫人》《帷幔》、王独清的《威尼市》、郭沫若的《瓶》、闻一多的《剑匣》《红豆》、白采的《赢疾者的爱》等十余首而已。其中，《瓶》《红豆》等都是写爱情的，与它们相比，欧阳山的《坟歌》也许显得逊色，但毕竟能在早期新诗中占有一席之地。可惜，他无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