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瑢
花开并非只在田野乡间。在太原,牡丹过后芍药来。前赴后继。
父亲好酒。记忆中,像是总有人请他喝酒。偶尔喝至兴起,提笔作画。最喜欢画花鸟虫鱼。父亲的中山装口袋总是鼓鼓囊囊,我躲在一边看。他掏出两颗山楂果,看了看,又放回去。有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葵花瓜子,哗一下往桌上撒开,画起来。
我无数次央求父亲,教我好吗? 他头也不抬地说,“我画,你看!”父亲站着画花,画草虫则要坐下。用生纸。第一遍勾线,尽量淡,他把画笔往地上甩两下说,“笔头蘸水越少越好。”我默默地看。父亲勾线极快。很细很淡。接着施色。用一只小号羊毫,一手持笔,一手捏块叠成豆干大小的宣纸,施一下色,马上用这纸块轻按一下。颜色不会晕开。施色连施好几遍,一只蚂蚱跃然纸上,最后用深一点的颜色勾出轮廓。蚂蚱须最后画,根部朝外,轻轻一挑,父亲自己也得意起来,他抬头扫我一眼说,“看看! 这线!”我呆站不动,心想,看什么? 怎么看?
父亲有时心情好,让我帮他磨墨。我磨一阵,他用笔试一下说,“不行!”我赶紧再磨。偶尔也研朱砂。水兑进去,不停地研,不敢偷懒。父亲说,“看着点,再研就坏了!”怎么个坏法?他也不讲。只见他把胶兑一点进去,笔在朱砂里蘸一蘸,嗯一声说,“可以!”父亲用朱砂画雁来红,我奶奶叫“老来俏”,画完把纸马上反扣过来,说这样颜色才不会往后跑。我不明所以,也不敢问。问了他也不说。有时候画已经干了,父亲在纸的背后,用笔小心地点一下,又点一下———补朱砂。父亲的雁来红颜色真好看,并非大片大片拥挤,通透而清丽。“画那么满干啥?”父亲说,“喘不上来气!”他把叶子跟叶子间的空隙叫“气眼”。画桃子,先在纸的背后用藤黄与赭石调好的颜色打底,然后用胭脂从正面开始画,左一笔,右两笔,再来一下。好了。三笔速成的桃子,饱满而鲜活。父亲像是从来不画素描,我不敢问其究竟。他没事时最喜欢画葫芦,从屁股开始。父亲画蝈蝈从不画绿蝈蝈,用赭石画麦秆儿色的蝈蝈。父亲说,“绿蝈蝈红肚皮,好看?”我奶奶的鼻烟壶上有这种蝈蝈。记忆中,父亲书房的画案上,放着一个火柴盒,上面用大头针扎着一只蝈蝈,放了许多年。这蝈蝈在最后一次搬家时不知所终。父亲画画儿并不急于动手,要先看。看纸。把白纸悬挂在立柜旁边的墙上———专门钉了两根铁丝———盯住看,一看大半天。我躲在门背后,心想,他在看什么? 父亲看着白纸,嘴唇一张一翕,屋子里走来走去。多年后有次聊到此景,父亲说,“要能把画先在纸上看出来才行!”有次画完一只老虎,父亲把它挂到铁丝上,继续盯着看。这又在看啥?“平放着看,是虎”,父亲瞪我一眼说,“挂起来再瞧瞧,可能变成了猫!”
儿时记忆中,父亲画画儿,我通常帮忙研墨,稍大点开始裁纸,偶尔学着兑颜色。父亲最喜欢的画家是齐白石,心情好时跟我闲聊,有一句没一句,手里一瓶二锅头。父亲喝酒从来不用酒杯,也无需任何下酒小菜,酒瓶举起来咕咚一口,说,“吴昌硕的画,色调比较灰暗,任伯年笔好,但意境要上了些年纪的人,才看得出”,又咕咚一口,“徐渭琴棋书画样样造诣均深,可惜是个疯子”,说完看我一眼,“女孩子不要看,容易学坏!”我听得一头雾水,父亲再次开了口,“八大山人的鸟虽说叫出天价,可总那么叱眉瞪眼”,他的眼神暗淡下来,沉默一阵,笑着摇摇头说,“我喜欢画画儿一辈子,到后落了个啥?”
每到紫藤花开季节,父亲要画一回。画老藤用一种笔,画紫藤花又是另外一种。父亲用大笔画很细很细的线,很小很小的叶片。落款却用小衣纹。小笔写大字,没写两三个,墨已经没了。我在边上加紧磨。蘸墨继续写———“寂寞开无主。”父亲的题字先浓渐淡,再淡,直至枯干。一气呵成,苍劲而有力。父亲画画儿之外,偶尔兴致好,会拉两段京胡自娱自乐,可惜天生五音不全,还没唱几句,我奶奶在里屋喊,“欢欢儿闭住嘴,听得俺心里抓挠活受罪嘛!”他不拉了,忽然扭头看看我说,“有些地方必须交待清楚,这叶子到底是这根上的? 还是边上一根?”我一愣,他又说,“画画儿写字,不要复笔,不要重复勾描涂抹,一描就毁了!”父亲单位每年正月十五赛花灯,他负责给灯笼上作画题诗,画得很认真很仔细。灯挂出去,有人反馈说不好,父亲回家后大发雷霆,“司马懿破八卦阵,他们懂个啥?”
父亲始终未曾答应教我画画儿,他从不解释什么理论。成人后有次我陪他喝酒,酒过三巡心境大好,他莫名其妙来了一句,“白石老人也从不画素描!”我奶奶喜欢把紫藤花上的蜜蜂叫“眼睛”。画紫藤时,父亲口里不断地念叨,“眼睛在哪? 在哪?”父亲习惯把蚂蚱螳螂蝈蝈等通通叫做“眼睛”,画两笔说一句,“‘眼睛’咋能画在这里? 瞎胡闹!”记忆中,父亲的衣服口袋里永远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次他掏手绢,掏出一只未成熟的硬柿子,半黄半绿,微微透明,很好看,他把柿子抹了又抹,我眉头一皱说,能吃? 这种柿子不预先处理,太原人叫“揽一揽”,入口脆硬苦涩。他把柿子摆在桌上,盯住看半天,又放回去。我轻轻地舒了口气,父亲悠悠地说,“学画画儿,首先要学会磨墨,兑色,裁纸,都有窍门,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我大学毕业后常年在外地,但每次回太原,还是喜欢看父亲画画儿。仿佛回到童年,帮他磨墨裁纸兑颜色。此时的父亲已甚少作画,用墨的时候也总是一句,“这回浓淡正合适!”有一次,父亲忽然很高兴,说花鸟虫鱼终于可以重登大雅之堂。我含糊支应,敷衍了事,如今想想十分后悔———永远也不可能真相大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