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金娜

小时候，我还一直是个“小干部”呢。小学六年，从小队长一路干到三道杠，中间没休息。

我小学第一任班主任王老师是个高大白肤的年轻女人，教语文。她不喜欢也不擅长管束学生，发脾气的时候就喊两声，可因为缺乏刻薄语言，没多少恐吓力。恢复冷静后，她常精疲力竭地倚在讲桌旁，伤感地捏弄粉笔，向窗外望去。

我并不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学生，但语文成绩好，个头又高，在一帮小孩中显得老成。我还发现自己大概有一种能力———紧张时嗓音会生出一种凝重的颤抖，总像要宣布什么重大科学发现，说话时其他小朋友很容易静下来听。王老师鼓励我参选班干部，我从此进入少儿政途。虽然跟选校花相比，学生干部选举缺乏捉摸不定的浪漫主义情调，但唱票时自有它鼓动人心的妙味。看见黑板上自己名字下面逐一增添的“正”字，还好那时候不爱笑，狂喜都捂在心里。

当上小干部后，我开始践行之前所向往的侠义精神。对付自习课在后排捣乱的男生，我很少记名，只把田字格本卷起来打他们脑袋，打完就完事，他们还挺受用地傻笑。只要不出大事，我在老师跟前的汇报永远是人头齐整，岁月静美。每当寒暑假回来，同学分期分批堵到我书桌前，请求延迟交暑假作业。他们中有的人和我关系很好，有的一般，但神情全都那么恳切凄惨，缩着肩膀从牙缝里发出嘶嘶的寒音，像困在暴风雨里的登山客。我于是咬牙去跟老师说自己还没写完作业　(有时候是实话)，撒着娇要求宽限。回屋时听到拍桌子的欢呼声，立刻对先前丢脸的表演感到释然。

午休时间，班里总有些吃多了碳水化合物的男生在走廊里用水枪打仗，顶风作案。被抓后，值周生就来找班级负责人。我便趁人不注意把值周生哄到走廊尽头，搂着肩膀谈判，保证等轮到我们班值周时，一定给对方班级的纪律和卫生额外加分，或者抓到违纪生时免费放人三次之类。我当时是还没看过《教父》，不然保不齐会压低嗓音，挤出双下巴说，“我会给你一个你不会拒绝的条件……”

有一次，班里一个顽皮女生在校门外地摊上偷了几张贺卡，被告到学校。王老师找学生家长谈话，进行得似乎很不顺利，因为事后我去办公室送作业，看见她一个人坐在窗下抽泣。那正是让人昏昏欲睡的下午，窗外蝉音四伏，像忽远忽近的电流声。办公桌上堆叠的卷纸被太阳烤出浓涩的墨味。王老师的脸颊按在手里，脖子因为充血而变成紫红，逆光给她弯曲的轮廓裱上水溶溶的金边，是一幅奇异的受难圣母图，我不知道怎么办。王老师听见我进屋，没有仓皇整理仪容，也不问我傻站着干嘛，依然把脸放在手里。我们俩就那么一站一坐，在慢慢逝去的阳光里一起待着。事后我觉得很感动。

我的第二个班主任是个不快乐的年轻男人，不喜欢孩子，也无法消化自己流落到小学当老师的命运。夏天里，他最喜欢的一种体罚是让我们在门窗关闭的教室里全体起立，长时间做“大臂向前看齐”。那是一种既无声又不留痕，但能够迅速让人肢体麻木、心神失常的消遣。加上教室本来就是个可大可小的奇怪地方，突然全体站起来，黑压压的头颅朝天棚顶去，给人一种异常臃肿的压迫感，好像空气都被抽走了。我们伸直蜡黄的手臂，很快陷入不可控的颤抖，模样非常愚蠢。班主任就在那汗味淋漓的森林里踱步，一边带着哀凉的笑容，发表对于我们未来的悲观预测。看见谁因为胳膊酸了而破坏身体的直角形状，他就高兴地竖起指头，宣布全体增加五分钟。有时他累了，回办公室休息，让我替他监督。我就侧身倚在门口，用哑语提示大家，什么时候能够坐下休息，什么时候要瞬间起立变形，心脏狂跳不止。心里感叹游走在黑白两道的不易。

六年级时我升到大队委员，戴上了三道杠。每天早晨梳洗时，最重要的收尾就是把三道杠妥帖地别在左臂衣服上。看着镜子里用别针别住的小白胶片，三道杠之间匀称紧实的排列，红与白的搭配，在我眼里都具有隽永的数学美。上学途中坐在爸妈自行车后座上，看到戴一道杠或两道杠的小孩，就忍不住替那红杠之间遥远凄凉的空隙感到难过，全忘了自己曾经心存敬畏地戴过它们好几年。碰见同样戴三道杠的小孩，才彼此正眼相扫，交换像电流一样酥酥流过的赞赏与荣誉感，心中特别对味。

也常常在自习课上被叫离教室，去忙大队文艺委员的事。楼上楼下奔跑，心里有一种轻盈的激动。因为校规禁止学生在楼里跑动，所以每当看见敢跑的人，你就知道他们担负着不可触碰的任务。升旗仪式上，站在露台俯视操场上密密麻麻的大队人马，也很容易培养出不利于自我认知的骄傲思想。

偶尔我会被大队部老师带去其他学校听课或参观，结束时间总比放学时间早，我就获得了突如其来的自由。在下午三点钟的闹市街头小心行走，身上罩着柔和的春日天光。四周看不到一个同龄小学生，炸香肠和涮豆皮的小贩争相向我招手。我会蹲在地摊前很久，翻来覆去摆弄那些塑料发卡和头绳，进入一种迟钝的冥想。再溜达到音像店门口，想想还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消磨，就把几十张明星海报一一翻完，仔细对比金城武和郭富城的发型。一直等到放学时间，才隐身到叽叽喳喳的学生队伍当中，暗自窃喜，谁也不知道我过了一个如此狂野的午后。

监督眼保健操也是我喜欢的工作。当所有人被迫闭上眼睛，他们在我的世界里就消失了，拥挤的教室变成一片广阔清凉的沙滩。我在每个过道里走来走去，像大人那样背着手，省得碰到同学的文具盒。我贪婪地盯着窗外的绿树和砖墙看，好像比别人多赚了几分钟生命。我还利用那段时间去看喜欢的男生。有时候赶上对方也大胆睁开眼望着我，那滋味很惊人，像碰洒了一碗静置的水，或是看见一尊塑像忽然成了精。

我数学不好，对于管理金钱只有一种看法，就是烦恼。班费虽然只是每人五块十块，却总是收不齐整。有些同学是家庭困难真拿不出，有些则是拿钱去了游戏厅；还有一些摇摆的群众本来要交的，看到别人不交，就也改变了主意。我印象里有那么一回，不配合交班费的同学格外多。大概是连续阴雨天气，大家都觉得春游的希望不大，不乐意投资。连续一星期，我书包里都躺着一卷脏乎乎的钞票。下了课我就在教室里垂头丧气地游荡，想尽一切催款办法，实在没辙了就去掐那些赖皮男生腰上的痒痒肉，逼问：“拿不拿钱？　拿不拿？”等我终于把班费全部收齐，哼着轻松的小歌回家一算，竟然少了二十多。我坐在床上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看着全部打钩的欠款名单，心情沉重得吃不下饭。最后，我决定拿出自己的零花钱把钱补齐。跟谁都没说过这件事。

一个人是要经历了多少人生跌宕，才能彻底忘记当初为班费焦虑时，心中那巨大的恐惧感呢？　我是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上了初中之后，我在惯性当中又参加竞选，当了班长。但青春期的叛逆已经在暗中贴地飞行，让我的精神世界开始出现了动荡。我依然勤勤恳恳地收作业，盯自习，但与此同时也偷偷买了黑色的指甲油，很渴望打耳朵眼。班干部开会时，我会把牛仔服的领子立起来，以詹姆斯迪恩的姿势坐在桌子上。

心态的彻底转变发生在一次运动会后。我们运动会有各班出节目的传统，我和班里几个女孩编排了一段现代舞，配那时最流行的“AQUA”乐队的电子舞曲。废寝忘食地排练一个月，我把家里美国电影VCD的收藏都拿出来，凡是有嘻哈舞蹈片段的，就一帧一停地研究，把分解动作画到本子上，给女孩们看。又几番去服装批发市场看衣服，最终选定了一套哥特风格的黑衣黑裤。

最终运动会上我们的表演非常成功，我还记得全场掌声雷动，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同伴们合影，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我的生活好酷。但运动会过后的第二天，我们的舞蹈被批评了。我五雷轰顶，追问为什么，老师说，我们的舞蹈看起来太怪异，再说一身黑的服装也不吉利。就是那一瞬间，我心里嘎巴一下。

那之后，我对“三条杠”的瘾戛然而止，以后再也没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