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传统历法中的“二十四节气”去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既非常合适，又别出心裁。如今申报成功，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新贡献，实属可喜可贺。估计想进一步了解“二十四节气”的人也会渐渐多起来。

日历中的两套历法

如今在中国及中华文化圈中，我们日常所见的日历　(月份牌)　上，往往有两套历法系统同时呈现。一套是现在全世界通用的公历，即格里历，现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日程，都使用这套系统。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日历上还标注着农历。要不是和节庆及对应的放假有关，许多人其实根本不关注农历，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也确实可以完全不考虑农历。

许多人知道，农历的月初总是对应着新月，农历的十五或十六总是对应着满月。但因为人们通常并不关注农历，所以相信还会有不少人并未注意到我们日历中的这个特点：新月和满月在公历的日子中似乎是随意浮动的，没有什么明显的规律，但是农历的二十四节气在公历中的日子却相当固定，在通常情况下，至多出入一两天：例如每年夏至总在公历6月21日左右，每年冬至总是在公历12月21日左右。能够清楚解释上述特点形成原因的人，相信就更少了。

世界历法三大类型

在我们日常话语中，公历常常被称为“阳历”，而农历则常常被称为“阴历”。将公历称为“阳历”确实没什么问题，但将农历称为“阴历”，其实是错误的。

世界上的历法有三大类型：一是阳历，就是只考虑太阳的周年视运动———其实是地球的周年绕日公转造成的，现在世界通行的公历就是如此，一年的长度是365.2422日。二是阴历———真正的“阴历”只考虑月亮的周期运动，这样的历法今天伊斯兰世界仍在使用，即所谓回历，一年的长度，平年为354日，闰年为355日。三是阴阳合历，相对来说，阳历和阴历都比较简单，但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历法却比它们都要复杂，因为中国的农历是阴阳合历。

所谓阴阳合历，就是既要考虑月相的符合，即新月在初一，满月在十五，又要让一年的平均长度仍然为365日多一点　(和公历的年长接近)。这样历法中，就必然会同时容纳阴历和阳历两种成分，并且要将它们调和起来，所以比阳历和阴历都要更为复杂。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百余部历法，都是阴阳合历，这在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是难以想象的。

阴阳合历中的阳历成分

而此次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的二十四节气，正是我们传统阴阳合历中的阳历成分，是对太阳在黄道上的周年视运动　(实际上是地球的周年运动)　的描述，所以二十四节气在公历中的日子才会如此固定。

二十四节气首次完整出现于汉代《淮南子·天文训》，其中部分名称则已出现于先秦典籍中。二十四节气很有可能是从初民对物候的观察记录发展而来的，因为每年的物候变化正是地球周年绕日公转造成的，所以物候变化与太阳周年视运动是对应的。在传世历法中，每逢列有二十四节气表时，常将“七十二候”与之对应，附于每节气之下，每气三候，这明显提示了二十四节气的来源与先民的物候观察大有关系。

二十四节气体系成立之后，古人对节气的推求又精益求精。开始时只是简单地将一年的时间作二十四等分，每一份即为一个节气，每个节气的时间完全相等，这样划分出来的节气称为“平气”。后来古人发现了太阳周年运动有不均匀性，即一年中太阳在黄道上并非匀速运行，而是有速度变化的，因此“平气”并不能准确反映太阳的周年视运动，乃改为将天球黄道作二十四等分，太阳每行过一份之弧，即为一节气；因太阳运行并非匀速，所以每一节气的时间也就不再精确相等，而是有所参差了，这被称为“定气”。

“农历”这个名称也有问题

如上所属，将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称为“阴历”固有不妥，实际上“农历”这个名称也有问题。

在中国古代因为不存在另外的历法，我们的阴阳合历是中土大地和周边属国行用的唯一历法，自然没有在名称上区分的必要，所以就用一个“历”字　(繁体字是“曆”，有时也写成“厤”)　来称呼。

进入民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签署的第一号命令就是“改用阳历令”(这份命令的文本上真的有“天字第一号”字样)，从此中国有了两套历法，这就需要在称呼上有所区分了。西方进来的公历也称阳历，中国传统历法则经常被称为“旧历”或“废历”。围绕着“旧历”要不要废除，有过许多争论，但事实上一直未能废除。不过到此时仍然没有“农历”这个称呼。

将中国传统历法称为“农历”，应该是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流行起来的。这个名称的来源，显然和下面的观念有关———认为中国古代历法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这个观念后来流传甚广，深入人心，已被许多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历法真的是为农业服务的吗

“历法为农业服务”之说，初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但实际上很难经得起推敲。

问题首先出在对历法内容的想当然的假定上———想当然地将古代的历法与今天的月份牌　(学术性的名称应该是“历谱”)　混为一谈。月份牌上印着日期和季节、节气，而农民播种收割是要按照时令的，所以历法是为农业服务的。理论上的逻辑似乎就这么简单。

然而，古代中国的历法，绝大部分内容与编制历谱无关。对此可考察有代表性的典型历法以证明之。

中国传统历法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很早，但第一部留下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为西汉末年的　《三统历》，这被认为是刘歆根据　《太初历》　改造而成的。就基本内容而言，《三统历》　实已定下此后两千年中国历法的大格局。故不妨先对　《三统历》　的结构内容略作考察。该历载于　《汉书·律历志下》，分为六章，依次如下：

第一章为数据，称为“统母”。共有数据87个，其中约三分之二与行星运动有关。这些数据都是后面各章中运算时需要用到的。许多数据都被附会以神秘主义的意义，比如“十九年七闰”法中的十九，是“合天地终数”而来　(《易·系辞上》)，等等。

第二章称为“五步”，依次描述五大行星的视运动规律，将每颗行星的会合周期分为“晨始见”、“顺”、“留”、“逆”、“伏”、“夕始见”等不同阶段，并给出每个阶段的持续时间，以及每阶段中行星的平均运动速度。

第三章为“统术”，推求朔日、节气、月食等与日、月运动有关的项目。

第四章为“纪术”，系与前两章有关的补充项目。

第五章为“岁术”，推算太岁纪年及有关项目，将十二次与二十四节气进行对应，给出二十八宿之每宿度数等资料。

第六章称为“世经”，是据　《三统历》　对上古至西汉末诸帝王所作的年代学研究。这部分实际上已不属历法范围，至多只能算历法之应用而已。

整部　《三统历》　中，与编制历谱直接有关的，只是第三章中的部分内容，在整部历法中所占比例甚小，位置也不是最重要的。

笔者还曾考察过中国历法史上极为著名的　《大衍历》。《大衍历》　于唐开元十五年　(公元727年)　由一行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法之一，该历的结构成了此后历代传统历法的楷模。笔者的统计表明：整部　《大衍历》　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内容与农业有关。如果“历法为农业服务”之说还有正确成分的话，那这种正确成分所占的比例，至多也就是百分之五而已。

通过对　《三统历》　和　《大衍历》结构内容的考察，可知中国古代历法主要成分为对日、月、五大行星运动规律的描述，主要目的在于提供预推此七大天体任意时刻位置的方法及公式，至于编制历谱，特其余事而已。这一结论对于古代中国历法而言，可以普遍成立。

月球及五大行星，它们的运行情况和农业生产有关系吗？　显然迄今为止还只能作出完全否定的答案，只有太阳和农业有关。古代历法中唯一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部分是对二十四节气的推求，但对节气推求之精益求精，则又与农业无关了。指导农时对节气的精度要求并不高，精确到一天之内已经完全够用。事实上，即使只依靠观察物候，也已可以大体解决对农时的指导，故“定气”对指导农时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价值，至于将节气推求到几分几秒的精度，那对农业来说更是毫无意义。例如，自隋代刘焯提出“定气”，此后一千年间的历法皆用“定气”推求太阳运动，却仍用“平气”排历谱，就有力说明精密推求节气与农业无关。

被用来支持“历法为农业服务”说的，还有　《尚书·尧典》　中“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一语，但其实所谓“观象授时”或“敬授人时”，其本义绝不是指“安排农事”，而是指依据历法知识，安排统治阶级的重大政治事务日程。

这样看来，常用的“农历”这个名称确实也不确切。当然，因为约定俗成，继续沿用也不至于带来多大问题。如果要追求确切的表达，则还是多用几个字，称为“中国传统历法”，更为无懈可击。

历法·历谱·历书

日常生活中所见的月份牌之类，即为历谱，此物古已有之，比如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　(公元前134年)　历谱。历谱初时仅排有每月日期、每日干支及个别历注，后来由简趋繁，于每日下加注大量吉凶宜忌等内容，篇幅数十倍于最初之历谱，遂演变为历书。典型的历谱与历书　(如元光元年历谱与宋宝祐四年会天历书)　之间区别极为明显，不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

问题出在“历法”一词，这是今人常用的说法。从表面上看，该词应是指编制历谱、历书之法，但这样理解只能是部分正确。今人通常将历代官史中　《律历志》　或　《历志》　所载内容　(律部分自然除外)　称为历法，而这些内容中的大部分，可以说与历谱或历书的编制并无关系，或者说，这些内容中的大部分并非编制历谱、历书所需要。此外，今人又常将历谱、历书也称为历法，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而古人往往将历法、历谱或历书统称为“历”或“历术”，虽较含混，从概念上来说倒反而无懈可击。在学术话语中，今人通常习惯使用“历法”一词指称历代官史中　《律历志》或　《历志》　中所记载的有关内容。中国古代历法实际上是工具性质的数理天文学，并非西方意义上的calendar，如果一定要用现代的词汇来表达，更确切的应该是“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astronomy)。

至于历谱与历书，则可以作明确区分：由历日及干支等构成的简单表格称为历谱，注上了宜忌之说的称为历书　(即所谓“具注历”)。一份历书中必含有历谱成分，而一份历谱则还不足以构成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