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金娜

现在国内有许多高级的幼儿园，都改名叫幼稚园了。不光听着有港台味的时髦，而且非常幼稚———大概要的就是这效果，提醒人们“幼稚”是园内人最重要的特征，要拿出全副的爱心与心理学知识来对待他们。“幼儿”毕竟沿用太久，已经失去了提示的力量。

我一共上过两个幼儿园，或者说我记忆所承认的幼儿园就只有两个。

在第一个幼儿园里只呆了一天，但我对那环境还有明晰的印象，四方土墙，红砖平房，擦得不太干净的锈绿窗缝里飘出炸鱼味，墙边长着野生的桑葚和苍耳，有现在人怀念的复古放养氛围。我站在沙土地上，被女老师夹在热烘烘的胳膊中间做介绍。小朋友们脸上明显的警惕，让我也对自己的从天而降感到巨大的羞愧。老师走后，有个矮胖的小男孩走过来，毫无预兆地掀起我的裙子，然后撅腚就跑。小朋友的笑有传染力，接下来所有的小男孩小女孩都放下手中重要的娱乐，把我围起来，吱吱窃笑或哈哈大笑，笑风的不同大概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性格和星座。反正不是道德感的高下，那是完全不相干的东西。我的记忆卡在那一幕就完了，剩下的都不吸收。再后来是什么时候，怎么离开幼儿园，回家后怎么跟家人说起，或者到底说了还是没说……都成了灰扑扑的一片糨糊，捞不出任何细节。只记得我像风干腊肉那样在床上躺了好久，乍一看连呼吸都没有。

家人没对我施行法西斯的强迫力。我说不去，就再也没去了。代价是我又一次落实了自己“敏感，心事重”的名声，让大人预备长久的担心。我隐隐觉得歉意，但三岁时的自私是全心全意的，带着一触即发的委屈，独自对抗外面垮大垮大的世界，语言还跟他们不通。那个掀裙子的小男孩，虽然个子还没有灌木丛高，在我眼里也是“他们”的一部分。“无知者无罪”那样成人世界里开脱彼此的漂亮话，我是等到许多年后才听说的，听说之后也没多赞成。

第二个幼儿园我喜欢，是那种一回忆起来就觉得温暖，乐意带着柔情叫它“母园”的地方。我在里面常年穿花裙子，再也没受过惊吓。那是我妈妈工作的学院的附属幼儿园，奶油黄石砖小楼，内部装修和所有幼儿园一样，宽敞明亮，家具滥用色谱上所有鲜艳的色彩。有些屋铺着红地板，有些铺着清凉的方块瓷砖地。不过节的时候天棚也挂着闪亮的蓝红玻璃纸拉花，小朋友的蜡笔画挂在最近门的地方，让家长一看到那些写意的树与太阳，就被自己孩子的创造力所感动。二楼有个开阔的大露台，从上面能瞭望到我妈妈工作的办公楼，这带给我无限的安全感。傍晚时分家长下了班，一起从办公楼溜达过来接我们，满屋子的人都互相认识，撤退的过程中充满聊天笑语，孩子在家长腿间跑来绕去，有种大家庭富足安定的气象。

幼儿园里有两个女老师，都年轻，都随花朵取的名，一个叫芳，一个叫梅。芳长着瘦削的淡姜色脸庞，骨感的鼻子上架着细腿眼镜。我没见过修女，但觉得她有电影里修女那种雅致的宁静。梅脸蛋更圆润些，总扑着香喷喷的粉，京剧演员式的黑亮眼睛，樱红嘴唇儿，黑辫子里也香气氤氲，有种泼辣的媚气。但并不过于媚，不然女家长们早不干了。她们两人的外表也毫无悬念地照进性格：芳羞涩，温和，衣着朴素；梅走路生风，嗓音脆亮，爱穿花朵图案的连衣裙。她们在园内很自然地分配了红白脸的角色，我们自然对芳更亲近，对梅更敬畏，但看在她好看的份上也讨厌不起来。其实梅从没在我们身上落过一根手指，只是脸上色彩分明，稍微皱眉就有风波顿起的情势，让小朋友害怕。

我记得芳和梅都挺喜欢我，芳尤其对我疼爱。我对此没有具体记忆，主要是我妈妈后来转述，但我至少对在芳身边的安全感有记忆，很少因想家而焦虑。但总体来说，我对被偏爱的待遇习以为常，因为我小时候长得非常好看。是那种缺乏特点但老少皆宜的甜美，“小红花照”里扎着两根朝天马尾，脸上洋溢着小孩特有的夸张作势的笑，使人简直能看到二十年后的我成为淹然百媚的民歌手，拖着波光粼粼的大红纱裙去朝鲜交流演出。小时候颜值高而长大后没保持住，对

童年手册

于人的心理有哪样的伤害，可以另外辟一个独立篇章来讲。

我从小最爱观察人，对其他事物的回忆就靠不住，蛋花汤似的东一缕西一缕。我记得坐在灯光微暗的游戏室里玩击鼓传花；芳和梅每隔一段时间就带我们去商场的儿童乐园里坐有轨小火车；下雪了就不停堆雪人，找纽扣做眼睛。平时园里也总有五花八门的运动会，歌舞演出，我们一年到头穿着亮晶晶的衣服忙个不停。

有头有尾记得的事情有这么一件。梅和芳新学会一种健身棍子操，要我们回家拿旧挂历和纸壳做棍子。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做好了一根白滑的纸棍子，但我还不满意，另外买了翠绿彩纸，裁成细长条，一圈圈斜绕在棍子上，绿白相间，类似发型屋的滚动招牌灯。那晚上我兴奋得没睡好，又怕挨说的可能性，因为并没从芳、梅那里得到可以自行装饰棍子的指示。第二天梅验收棍子，一眼就看到我的作品，叫我出列，用简短而权威的语气向大家宣布：“这个棍子做得好看。”然后对我说，“回家再另做一个。”随即就把我的棍子拿走了，用作示范之棍。

“我真厉害。”我心里估计是这么想的，劳动果实被无故没收的不快很快就被剧烈的陶醉感代替了。尤其是小朋友们拖着他们平凡的白棍或牛皮纸棍回头瞪我，更加剧了我的快乐。我回家后又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绿白相间的棍子，因为手边只有那一种彩纸，再说我本来就最喜欢绿色。我隐约觉得梅对于两根绿棍子的出现不太高兴，证据是她没有再次表扬我，也可能是我对表扬上瘾了。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温暖干燥的春天里，梅每天都在露台上挥动我的绿棍子优美地领操，我对此很满意。

我人生第一次体验“Déjà　Vu”(进入似曾相识的场景)　也发生在露台上。那时大概是深秋，天色阴沉，校园四周墨色的柏树挡住了淡白的太阳。在那种天气里我总是问母亲，天上的到底是太阳还是月亮，真分不清。休息时间，许多小伙伴都选择不出屋，我和一两个要好的小姑娘还是跑到露台上透气。突然我就觉得有点异样，对着一个每天都爬上爬下的长木凳发起了呆，后来又森森惘惘走过去，仰面躺在上面。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十秒。小伙伴问我在做什么，我解释，之前梦到过一模一样的场景，所以我必须按梦境的内容让它发生，不然就不得劲。用的当然都是儿童语言，用来解释这样一种现代科学还没做出解释的神秘现象，力不从心得脸快憋炸了。好不容易说完，小伙伴的粉团脸上露出惊恐之气。我心里倒很得意，得意自己的古怪，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跟岸上抻脖子眺望的围观群众之间拉出了距离。我猜每个人心里都储存着这类事，跟外人讲起来毫无华彩，但自己永远会觉得刺激，诡丽，十分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