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慧元
“一般来说我花几个月学习一首新作品,先弹给朋友听,再改进一下,然后再小范围地表演,再改进,最终能够公开演奏。这个试验-改进的过程一般持续一年,而对贝多芬的作品106号 (‘锤子键琴,),我花了八年时间。”
这是钢琴家陶 (RobertTaub) 在 《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 一书中的话。八年磨一剑,一个知名钢琴家的辛苦,竟至于此。学者JanSwafford 在 《贝多芬的愤怒和胜利》 一书中说,“这首曲子的英雄是它的演奏者和听众。”贝多芬在信中有几分得意地说,“困难的东西是好的。”作为一个普通听众,一个Op.106的粉丝,我知道自己能坐住把它听完就不容易,但不弹它的人,无法估量它的难处,它宽广似海,每一细节又如此浓郁而精致。细节堆积起来,放在不同走向的浪头里,难度和痛苦又不知增长几个数量级,实在太磨人。
仅就第一乐章而言,至少有两个问题让我困扰不已,一是它的速度—贝多芬标上节拍机记号,二分音符138拍,这个不可能的速度,弹贝多芬的圣人施纳贝尔做到了,一方面让音乐疯狂得无法入耳,另一方面,他的权威也让别的钢琴家坐卧不宁,尤其是,这确实是贝多芬本人标的数字,而且他标速度的时候不多,让人无法不重视。陶说,“贝多芬亲手标的速度如此被钢琴家们藐视,真令人难以置信!”我猜,一定有钢琴家跑到维也纳去看贝多芬的节拍器是不是坏掉了。我是真受不了太快的第一乐章,觉得八十几拍就算最快了,不然就会失去那种山洪涌动的层次感。不过,我崇拜的音乐学家罗森也认为速度不能太慢,因为他不认为这个乐章有那么庄严。“八十几拍,简直是慢得失去理智。”罗森说。多少年来,围绕着它的速度,人们不知发明出多少种说法,比如有人说138指最快的片段的速度。这些看法都很有意义,也可以看出人们为了自圆其说,付出的百般努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乐章的225至226小节中的A,是升A还是还原A。按音乐进行的半音模式,貌似是还原,但不少人认为,既然升A即降B,更合乎降B大调的下文。我无聊的好奇心升起,遂挑了二十几个钢琴家来听,最终,升A派在人数上小胜,只是我无从获知大家各自的理由。这个经过句只有几秒长,两种弹法听上去区别不大,而背后的道理滔滔,竟可连篇累牍。这个几秒的争议,倒是让我再次见识了“经典”的力量,它如同漩涡一般,吸纳那么多思辨,惊鸿一瞥的一瞬竟然会如此复杂。几秒钟短吗? 经典是供人重听的,用生命中许多片段去温习的,而一次次的温习,终将照亮那些细小的沟壑,升A和还原A,也能泾渭分明吧,至少严肃的音乐家相信如此,甚至我也开始相信了。这首曲子中,本来就有那么多奇妙的突变,比如第一乐章230小节,在音型类似的情况下,由强突然变弱,好像山峰突然坍塌或者烈焰突然烧尽。其实,钢琴上能做的有限,很少有人能把强弱表达得那么理想,贝多芬到底还是抽象的。但我猜他一定是在对应某些心理图景,他目睹过什么,然后决心把它还给世界。这样说来,总会有人去辨别那个升A和还原A,世上总有一个角落,因为这一个音而不同。
我近年来愈加喜欢大而长的作品,尤其喜欢漫长而激烈的。其实我自己的耐心和注意力都很差,得认真逼自己才能坐住。为了理解它的结构与和声,我的确小心尝试弹一些骨架和片段,当然这跟正式弹奏有天壤之别。即便如此,每次坐在琴旁试着练习几个小节,只能叹息一声“要出人命”,贝多芬,为何这么仇恨人类?在网络时代活得越久,我就越理解精神长时间集中的难处和妙处。这种妙处和“小确幸”相反,甚至跟快乐和幸福无关———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崇尚快乐和幸福啊,它简直能融化一切抵抗。可是,我们也没忘记过对“不快乐”的纪念,因为这个世界到底还是不快乐的。钢琴家和这首曲子的关系,在我看来能比拟的,是你站在孤船上跟大鱼的纠缠,大鱼挣扎时的震动,都嵌进你的手心,你不一定能描述它,因为这是你跟大鱼之间孤独的对话。你也不一定有力气去记录这个过程,因为你自顾不暇,随时都可能坠入海中。危急、焦灼、深渊在即,这就是我对音乐会中演奏过程的想象。
在贝多芬之后,其实“长”已经不新鲜了。阿尔康为独奏钢琴写的“协奏曲”五十多分钟,再晚些的艾芙斯的 《康科德奏鸣曲》 与之相仿,刚刚去世不久的斯蒂文逊 (RonaldStevenson) 的 《帕萨卡利亚》 则有一个多小时。我知道他们的作品,不会有人追在后面,为一个音符的升降号大动干戈,但对这样的音乐家,我一律很敬畏。贝多芬的世界,坚硬而孤独,让人摸不到,只能在它的反射下小心地观看自身。其他作曲者的世界,无论有多少人追随,其间的孤独和心智的付出都是相仿的。我是个迟钝的听者,又听又读又弹才能略微明白几分,把乐谱和书籍翻旧才稍稍知晓味道。我只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专心地听完这些“一个小时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