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你我住在哪一国哪一城，我们每天都必定会经历一个自然现象——日出，或天阴的话，天亮了。而且，除了南北极圈半年天黑之外，我们习惯上都把日出或黎明当作一天之始。尽管理论上一天之始，始于每日零时那一刹那。

可是，就美国来说，纽约日出要比加州日出早三个小时，加州日出又比夏威夷日出早两个小时。而夏威夷日出虽然比北京、上海、台北、香港日出早好几个小时，却晚一天。

道理谁都知道，这是因为世界各地不同时区　(timezones)　而出现的时差　(timedifferences)。那时差的科学定义是什么?　至少按照中国现代汉语词典，是“(天)　平太阳时和真太阳时的差”。听起来有点玄，又好像与人无关。但凡搭乘喷气飞机十几个小时穿越好几个时区的旅客，尤其从西飞向东，却因之而身心受苦，于是英文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jetlag。但此一名词却没有恰当中译。有的话也只是一种解释，并非相对名词。英汉大词典jetlag的中译是“喷气飞行时差综合症”。你听过有谁如此形容因时差引起的身心之苦?　还不是把这个解释简化，一句“我有时差”，就打发了。

我去年秋天跑了一趟北京、上海、太原、五台、香港和台北，那几个城市都在同一时区，跑来跑去，都没有出现什么“喷气飞行时差综合症”。是从台北飞回纽约之后，才再次感受时差造成的身心之苦。

我们的祖先，流动性不大，也不够快，不会有什么时差的概念。当人类交通还处于马车帆船时代，也无从感受这个现代烦恼。即使后来有了比较快速的火车和螺旋桨飞行，时差即使有，也不严重。是二十世纪中喷气飞行的出现，才让我们尝到了时差滋味。

可是，我们的祖先，虽然没有亲身感受，却隐隐知道东西各地的日出日落有些时间上的差异，各地古老文明，单靠以太阳辨别时间的“日规”(sundial)，就已经知道或猜到东部某地的正午，和五百里或三千里外西部某地的正午的时间，并不相同。

在比较实用的钟表出现之前，人们只能根据日规上的“真太阳时”(truesolartime)　来记时，可是当相当精确的机械钟表在十九世纪初问世之后，各地开始使用当地的“平太阳时”(meansolartime，钟表的24小时)　来记时。

英国在十七世纪已经建立了海权，全球各地都有了它的殖民地，为了使其远洋海军和商船确定海上经度，以确定航行位置，而在伦敦近郊刚创建的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制定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reenwichMeanTime，GMT)。

今天英国被划分到西欧时区，但因其面积较小，全国只有一个时区，因此，首先在那里出现的铁路火车，也不会因距离而出现任何时间上的差异。可是当美国也继之而工业化了，也有了铁路之后，再考虑到美国版图那时已经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时差问题也就自然出现了。不但出现，十九世纪中以后，美国大大小小的私营铁路公司，足有八十多个，而且各有各的“平太阳时”标准时间，混乱可想而知。

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看过的一本书，叫做　《太平洋兴起》(PacificRising，作者赛蒙·温切斯特，SimonWinchester)。他书中提到今天我猜只有专业人士才知晓的一位人物，时区和时差就是这家伙搞出来的。

他名叫查尔斯·岛德　(CharlesDawd)，纽约州一家女子学校的校长，可是他又精研铁路火车。

在美国各个私营铁路公司，各自使用各自地点的“平太阳时”的时代，是岛德教授1870年发表的那部　《供各铁路使用的全国时间制》　　(ASystemofNationalTimeForRailroads)，才把至少美国的时间标准化，同时也出现了时区和时差，但“时差综合症”却还要等到二十世纪中民间喷气飞行普及全球，才让我们经验到这个不太好受的后果。

既然地球是360度，一天24小时，地球转动是每小时15度经度，岛德就按15度的经度间隔，把美国大陆给分成四个时区:东部时区、中部时区、山地时区、太平洋时区，每一个时区比其西邻时区早一个小时。

不到十年，美国各个大小铁路公司都采用了这个时间制。1883年11月18日，北美洲所有钟表都正式改用此一标准时间。之后一年，岛德标准时间制全球化，1884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子午线会议”(InternationalMeridianConference)　也决定采用。因而全世界，整个地球，都给分成一个个时区，并以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原址的“本初子午线　(primemeridian)　为标准线，其地方时间，即“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MT)，为全球标准时间。格林尼治以东12个时区，以西12个时区，全球共24个时区。

这还不算，因格林尼治位于本初子午线(经度为零度)，那它的地球那边正对面的“对跖点”或“对踵点”(antipodes，也就是东12时区和西12时区相接的那道线，就出现了一个决定一天开始和一天结束的“国际日界线”(或“换日线”，InternationalDateLine)，不论你住在哪一国哪一城，你住的地方时间是几点，地球新的一天，世界每一个新的日期，都是从这条日界线开始。

1884年“国际子午线会议”只有26个国家出席，亚洲只有日本参加。民国初年，中国也加入了这个全球时间制，从极东的“长白时区”到极西的“昆仑时区”共5个时区。1949年之后不久，中国即以“北京时间”(“中国标准时间”)　取代，全国今天只有一个时区。

我去年11月陪我的两个侄女去了趟山西省五台县金岗库村，去探访她们二人的父亲和祖父，亦即我的二哥和老爸出生地之家。我从上海飞，她们从香港飞，在太原会合，我们几个人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在同一时区，都没有出现时差问题。

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从台北飞回纽约之后出现的喷气飞行时差综合症早已消失。不过我在想，如果这次去探访的金岗库老家不在五台山脚，而在中国极西的一个沙漠地带，那除了感受少许时差影响之外，还会出现什么情况。

这时我脑海中浮出一幅令纽约客难以想象的画面——深更半夜，“北京时间”12点，我坐在村外小绿洲之旁沙丘上，目送太阳渐渐西下。

附记:金岗库祖宅现在变成一个纪念馆，但不是为了我们张家——它前门立着一个石碑，上面注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纪念馆内设司令聂荣臻展览室。司令部于1937年11月国共二次合作联合抗日期间成立，聂帅即在此座宅院起居工作。张家后代固然高兴见到，并感激政府给予祖宅的保护，只是觉得石碑上似应加一行字:“原张氏家族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