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东兄的《上海与首尔》(载2015年12月24日文汇报“笔会”)　以三个细节的对比道出了上海与首尔的某些异同，情趣盎然。我在韩国待过三年　(1996年在首尔的韩国外国语大学，2007-2008年在大邱的庆北大学)，对安东兄的话题颇有共鸣，故也想谈些心得，以充续貂狗尾之备。

在首尔，看地图是日常必备的功课。有一天，看着看着，忽然觉得首尔地图标示的城市格局酷似上海地图。这一“发现”获得不少同样熟悉上海的外大教授的认同。这首先呈现在城市整体的地貌特征上。铺开首尔地图，一条由东向西流入大海的汉江把城市一分为二:江北与江南。而上海则被一条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注入长江口后融入东海的黄浦江分割为浦西与浦东两大板块。

其次，在城市的功能格局上，首尔汉江段北部板块是老城，在获名汉城之前旧称汉阳，“河之北为阳”之谓也。此也足见韩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密关系。因为是老城，以至于首尔的大部分政府机构、文化设施、医院、大学以及公司商店都集中于江北。韩国四分之一人口在首尔，这些人口又主要在江北。例如学校，紧贴我任教的韩国外国语大学后背的就是庆熙大学宏大的教学大楼。听不少学生说笑话:“我们是看了这么漂亮的教学大楼的招生广告才报考外大的，原来我们被‘骗，了。”首尔城市密度之大，以此可窥一斑而略知全豹。同样，多年来，上海城市的重心一直在浦西，浦东的大规模建设还是上世纪90年代实行浦东开发政策以后的事。之前，上海人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而首尔汉江南岸的大规模开发则是在1988年借助奥运会场馆建设之后。我在首尔的那年，从汉江北岸望去，南岸已初具规模，令首尔人自豪的、当时韩国最高的俗称“63层楼”酒店就矗立在江南岸畔。我坐校车去南部龙仁分校上课，途中虽然也能瞥见乐天百货等大商店的踪影，但是总体而言，离江北的繁华程度还是稍远。前两年一曲“江南style”在全球疯传，料想现在的江南定然已相当摩登了，貌似和浦东有一比。

上海在首尔人的眼里，是很占有一些分量的。部分原因是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中心以及它所具备的特殊历史地位。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后，上海便成了韩国义士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一个重镇。1932年4月29日，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者便在虹口公园　(今鲁迅公园)　举行庆祝“天长节”(昭和天皇寿辰)　和所谓的“淞沪战争祝捷大会”。当天，韩国独立运动志士尹奉吉潜入会场，炸死了直接指挥淞沪战争的刽子手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和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还把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给炸断了。对，就是后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甲板上代表日本签署投降书的那个拄着拐杖的重光葵。当然更有名的还要数马当路上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了，它象征了上海的博大情怀，一如上海的犹太难民纪念馆。2015年9月4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之后，旋即到沪主持旧址修缮后的重启仪式，并向中国政府与人民以及上海致以深深谢意。

爱屋及乌，韩国人的视界由此拓展到上海的方方面面。我任教的韩国外国语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专门开设有介绍上海和上海话的课程，甚至还有研究上海方言的博士生。一天下课后，韩国外国语大学的金相根教授打来电话说:“我有一个博士生，在写研究民国初年一本关于上海方言的书(具体书名忘了)　的博士论文，想请教你一些上海话的读音。”电话转到他学生手里，接下来我与她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对话。她不时夹杂的上海话虽然算不上地道，但是在异域和一个外国人讲上海话，我觉得既好玩又亲切。后来她专门请金教授和我吃饭，席间向我报喜说她的博士论文得了“A”。我惊奇地询问:“你怎么会选择这么难和偏的课题?”她回答说:“我对上海话有好感和好奇心。”金教授一旁点点头说:“韩国话里有不少吴方言词汇。”我虽然感到有点吃惊，但是我不是研究语言和方言的，这个话题也就没有深入下去。但是不久，金教授的话得到了应验。那天，韩国外国语大学研究汉语言的孟柱亿教授到我宿舍聊天，其间话题自然涉及了他感兴趣的上海和上海话。他突然煞有介事地问我:“上海话里‘赶快，这个词怎么说?”他脸上绽开了神秘的笑容。“‘咵地　(快点)，!”他笑着不做声。“不对吗?”我有点疑惑地看着他。“熬稍!”他突然像报出谜底似的大声喊道。我一愣，惊讶地说:“这个如今连稍为年轻些的上海人都不会说的‘熬稍，，你怎么知道的?”“我们这里比较年长的韩国人都把‘赶快，说成‘熬稍，的。这个词的读音，上海话和韩国话是一样的。”他一边说，一边挥动着手臂，做出催人“赶快”的手势。“太有意思了。”我也情不自禁地大声说道，此时耳边响起了金教授那天说的话音。后来我问了好几个学生知不知道“熬稍”，他们一脸的迷茫。看来首尔也和上海一样。语言是发展的，有些在消亡，有些则在诞生。

那天，孟柱亿教授的话题从首尔与上海的关系又转换到了与深圳的关系。之前韩国外国语大学已经和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建立了交流关系。他说，他们准备还要与深圳大学建立关系。我以为他们是看重深圳如今的地位，所以也没有太在意他所说的意见，但是他接下来的理由却让我刮目相看。他说:“上海话是从开埠以后不到100年间逐渐形成的。现在的深圳许多方面类似于当初的上海，大量各地移民带着方言与本地话和普通话慢慢融合，将来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方言。我们现在就要同步进入，跟踪研究，了解深圳话的发展轨迹。”我真的很钦佩他们的想象力。如今20年过去了，不知道他们的研究进行到何种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