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秉

南昌海昏侯墓发掘的消息尚未在媒体上公布时，早已在学术圈内传开，数千枚竹简的内容最令学人遐想，成为同道们的谈资。电梯里遇到做唐代专业的C老师，他关心地问了问情况：“就是被霍光废掉的那个昌邑王吧？”当我告诉他出了将近三千枚简，C老师瞪大了他那本来就很大的眼睛——毕竟我们都是古文献的同好。

伴随史家定论为淫逸无度的刘贺下葬的，到底有什么书？J教授在餐桌上推测：按照以前所出战国西汉简帛书籍的大势，《老子》很可能是有的；X博士说：这么高等级的墓，很可能有《堪舆》……随着当地考古部门的大肆鼓吹“全面超过马王堆”，期待值不断飙升；不久却又被出了一些奏折的副本、农书和保健养生书的报道弄得大失所望，后来知道，古书遗物并非仅止于此。从业人员的心情，大概一般人也很难体会——这似乎有些类似看体育比赛的起伏，不爱好那门运动的人，对粉丝疯狂式的呼号、沮丧决然无法共情。一般的正常问题是，出了几块马蹄金、几吨五铢钱？只消看看某度搜索你打上“海昏侯”之后跳出来的自动提示，就容易明白，这些金灿灿、明晃晃，闪耀着价值光辉的遗物，才是真正古今相通、不需任何译释的东西——台北故宫翠玉白菜、肉形石前的人流永远多过毛公鼎前，其理一也。

11月14日发现的那件稀罕的孔子事迹漆屏风，似乎是墓中沟通“雅俗”的唯一结合体。汉代以来，刻石、画像、雕塑的先圣形象不计其数，但西汉屏风上先圣画像，据陋见所及，似乎尚为仅见。而且漆木器上的图画，比起汉画像石上的一定更加鲜明直观，可惜所有的报道附图，都因为种种原因，难以看清实质性的形象。据零星的信息，也足以令人引发兴趣。汉代去古未远，当时人到底怎么想像孔子？

据说，屏风上记载的孔子身高是“七尺九”，以西汉尺推算约为1.82米。这是一个普通成年男性的身高，也基本能与《荀子》说的“仲尼长”相符合，却和《史记》给出的“九尺有六寸”（约合2.2米）相去太多。司马迁所言，大约是当时传说的一种，一般认为出于孔子被圣化的一种需要。其实与孟子同时、身长“九尺四寸”的曹交，说过“文王十尺、汤九尺”的话，曹交自然没有见过文王和汤，所言当虚；值得注意的，倒是战国时候的山东一带，真有身高两米出头的巨人。可见九尺六寸的数字虽然略嫌夸张，但和屏风的七尺九相比，究竟哪个更接近孔子的真实身高，还是不能确切知晓的。《吕氏春秋》不是说孔子能举起国门之关（门闩）么！恐怕在这种问题上，并不能以惯常的思维模式去推断一切。

孔子像暂未看到，却在微信的推送中看到了一张屏风文字题记的照片。和考古部门在正式报告发布之前刊发资料的惯例一样，这张图也是羞羞答答、半遮半盖（也有污痕未清的缘故），难以通读全部内容，但从我穷极目力辨出的这些很可能与实际有出入的文字里，还是可以知道屏风题记价值的极不一般：“叔梁纥”（孔子父名）、“……自齐多来学焉。孔子弟子颜回、子……”、“凡□六十三（此句似言从学弟子数），当此亡□周室□王”，“……夷吾……”，不但讲到了孔子的身世、名族，也讲到了他的经历，尤其是授徒讲学的故事，恐怕也有他的若干言论记载，甚或题记作者出于自身立场的叙述和评论，想来对于孔子的研究，这屏风的意义举足轻重——虽然它晚于《史记·孔子世家》，篇幅也不可能相提并论，却仍然是西汉人对孔子身世贯通性记载的一篇重要文章。题记墨书、墨栏，显然是模仿简册样式。根据一般的常识，这篇题记，很可能就是从简册上迻录的，也许未尝不可以看作缩略版的《孔子世家》。据知情先生透露，海昏侯墓是出了《论语》的，可见墓主人刘贺对儒家典籍尤其是与孔子相关的著作特别重视，除了独尊儒术的大风气之外，个人的喜好恐怕也是重要一面。《汉书》记载郎中令龚遂曾借覆瓦下的苍蝇屎为题，对刘贺大加劝谏，要他远离谗佞、故旧，并引用刘贺曾经读过的《诗经·青蝇》作譬，亦可见刘贺对儒籍的熟稔。不知刘贺读过的这部《诗经》，今在墓中否？

屏风上现在能够注意到的，最令人吃惊的一句话是：“鲁昭公六年，孔子盖卅（三十）矣”。这句话位于刊发照片的中部，文字最为清晰，前一句由“也”字结句，所以断读当没有问题。据天文学史和年历学权威张培瑜教授《孔子生卒的中历和公历日期》总结，文献中关于孔子生年只有两种讲法，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公羊传》《穀梁传》）和鲁襄公二十二年（《史记·孔子世家》），除此之外别无他说。张培瑜的讨论结果是以《史记》记载为可信（这也是过去的主流意见），一年之差可能是历法的原因造成，孔子的诞辰公历是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看来，孔子的诞生年，自来并没有太严重的出入，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甚至明确表态孔子生辰无关大局。但屏风上的记载，实在是出入得大了一点。鲁昭公六年是公元前536年，距离三种文献记载的孔子生年，才有十五六年。一开始我看到的那张照片比较小，图上的“卅”似乎像“廿”，所以觉得还可以用“约举成数”来解释（而且有个“盖”字可以搪塞）；及至看到一张更清晰的照片，才确信一定是“卅”。难道是旧说错了，孔子生年要提前十五年左右？还是屏风题记本身错了，无需当真？这些断想，大概只有当我们看到题记全文，才能有个了断，这也是研究出土文献的乐趣所在。不过要知道，《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史记》的写定或著成都在西汉，在这一点上，屏风的著作时代层次基本相埒，似乎还不容小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