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枭：胡学文老师，你好。刚刚看完电影，好像大家都还沉浸在剧情当中。作为原作者，对电影《一个勺子》整体看法如何？看完影片后和预想的有差距吗？

胡学文：嗯，看过。差距的话，有点儿吧，比如结尾，仓促了些。整体上看，还是不错的。

于枭：据说从小说到电影，还有一个戏剧性的画面——2013年，在重庆拍摄电视剧《兄弟兄弟》时，闲着没事的陈建斌看了当期的《人民文学》，一个电话打给了朋友：“快去买《奔跑的月光》版权。”您接到版权购买电话，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是第一时间答应还是思考了很久？

胡学文：有影视公司或导演找我谈版权时，我一般问对方拍过什么，我尽量选择和大公司合作，这样拍出的片子能保证质量。有一部小说，用了不到十分钟就谈完了，第二天就把协议签了，是最快的一次。只要合适嘛，也不用考虑太久，《奔跑的月光》也没有多长时间，一个星期吧。最初是陈建斌的朋友联系的我，说想改电影。我觉得还合适，就与对方合作了。签协议时，我才知道是陈建斌。

于枭：您原著里“宋河”或者说电影里的“勺子”这个形象以及他的象征性的意义让人不禁想起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宋河一家人和贝约拉一家人对待勺子或者老人的态度完全相反，两家人的境遇和结局也是截然不同，勺子最后不知所终，老人最后振翅飞走。如果说《巨翅老人》的荒诞性在于反映拉美在世俗化中人性迷失、道德混乱的现实，《奔跑的月光》的荒诞性想要表达的又是什么呢？

胡学文：勺子是西北方言，在小说中，就是傻子，没有地域特色，谁都明白。你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确实，在文学作品中，傻子的形象并不陌生。如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还很多，就不一一再提了。不同的是，在上述作品中，傻子还兼有叙述者的身份，在我的小说中，更多的是一个被动角色，没有选择的权利，没有说话的权利。在和笛安的对话中，我说过傻子具有物的特征。我没有在小说中打开现实的通道，不过是开了半个窗户，傻子就是那半个窗户。现实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没给出答案，也给不出答案，但我们不能无视。所以，我没有明确地要表达什么，我和小说中的宋河一样，也是困惑的。

于枭：《一个勺子》上映之后，很多媒体包括多位影评人都指责《一个勺子》缺乏“怜悯”，然而我们看《奔跑的月光》原著，其实是更为冷峻甚至冷漠，您怎么看待这种批评言论？

胡学文：我也看了一些影评，对《一个勺子》的评价还不错，当然，也有批评的声音，这是免不了的，很正常，说明大家在关注。没有对与不对的问题，因为每个人出发点不一样，思考的角度也不同。我们喜欢温暖、习惯温暖，稍冷一点，就受不了了，这是审美的固化。但艺术从来不是为了粉饰而存在的，小说不是，电影也不应该是。

于枭：陈建斌在剧本改编的时候还是比较尊重原著的，但是电影中依然有几个不起眼，但争议很大的改动。一个是陈建斌让拉条子拿回了被骗走的5万块钱，而原著中宋河只要回了1万，还有一个就是添加了主人公儿子被减刑的桥段，您认为他的这些改动是为什么，是不是有一些讨好观众的成分在里面？

胡学文：改编改编嘛，总是要有一些变动的。这么改可能观众们不会感觉心里那么堵得慌，让电影有那么一丝亮色。另一个问题就是，即便宋河把被那么多人骗走的钱都要回来，他的困惑依然还是存在的，此时对他更重要的早已不是钱的问题，他的困惑因为这样甚至更深了。

于枭：结尾往往是倾注了一个作家心血的地方，融入了作家最多的思想。陈建斌对结尾的这种改编，他的这几个处理难道没有影响到原著想要表达的意义？

胡学文：我觉得不会。因为小说和电影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而且，在我看来，《一个勺子》呈现了小说的内核，它的基本走向是没有变的。再说了，剧本怎么改，那也由不得我呵。

于枭：我认为电影的这种改编明显弱化了原著的荒诞性。

胡学文：电影的受众与小说的读者不同，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兴趣、他们的关怀，都是不同的。这里面有一个接受的问题。

于枭：在结尾的处理上，《一个勺子》显得有些突兀，有些刻意，它的沉重感令人生疑。与之对比，原著的结尾更加开放也更加绝望，这两个结局冲突感都十分强烈，您能简单地谈一下看法吗？

胡学文：我认为电影与小说的结尾都是开放式的，小说中的宋河是困惑的，电影里的宋河也没有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同的是，电影里宋河拿回了那5万块钱，且不管那钱是怎么回来的，但总算回来了。就这个意义上说，电影是比小说温暖了一些。但对于宋河，更重要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他的困惑。在小说中，我把宋河的困惑放得更大，他连回家的路也找不见了。那就不仅仅是困惑了，他陷入了人生的困境。一个农民，没有多少思考能力，可他偏偏要思考，这不可笑。如果谁觉得他可笑，那才真是可笑的。

于枭：您是一位小说改编电影产量丰富的作家，《大风起兮》《婚姻穴位》《奔跑的月光》等多部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小说语言和电影语言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们所需要的冲突、所需要的矛盾、所需要的人物形象都有巨大的不同。所以在您的小说改编电影的时候您比较在意其中的什么？

胡学文：有人打过一个比喻，说小说版权转让出去，就等于把女儿嫁了出去。我觉得不是太恰当——如果是自己的女儿，永远有说话的权利；而小说就不同了，别人怎么改编，作者是参与不了的。当然，我希望改编得好一点。故事、语言都可以改，小说与电影的语言方式毕竟不一样，我在乎的不是这些，而是电影有没有自己的想法，有没有自己的思考。

于枭：那您的小说改编了这么多的作品，您最中意、最满意的是哪一部？最不满意的又是哪一部？

胡学文：《一个勺子》还好，算是不错的。那些不满意的呢，你可能都没听说过。

于枭：呃，好吧。您或多或少参与《一个勺子》的改编工作了吗？相比起原著的隐晦与含蓄，电影的剧情和对话显得有些夸张和直白，电影最终的拍摄效果有没有表现出您想要表达的东西？10分满分的话，您给陈建斌的剧本打几分？

胡学文：我没参与，以前被改编的电影我也没参与。电影的语言是直白了些，这让它的丰富性打了折扣，但电影把小说的内核呈现了出来，没拍成娱乐片，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如果打分，我打8.5分吧。

于枭：文艺片普遍存在叫好不叫座的情况，反而是一些毫无营养的特效剪辑片场场火爆，是因为文学和电影不太兼容？观众普遍不喜欢文艺片的慢节奏？还是其他什么别的原因？请您简单地谈一下。

胡学文：文艺片确实是叫好不叫座，节奏慢，故事不刺激，没有特效只是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在这个时代，愿意思考的人越来越少了，愿意安静的人越来越稀缺了，快餐、娱乐、消费成为主流和追求，不跟风就觉得自己落伍了，审美已被遗弃。文学和电影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并不相违，好电影，我指的是有一定深度和想法的电影，都有文学的厚重感。

于枭：最后再给我们的书迷影迷们说两句好吗？

胡学文：一个人喜欢吃快餐是自己的权利，但适当看些有营养的电影，尝尝别的滋味，并没坏处。看电影不过瘾，那就多读点书。

于枭：最最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很幼稚但可能也是大家都想知道，小说《奔跑的月光》，为什么它会叫这个名字？您是在什么情况下为这部小说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胡学文：嗯，其实我在初稿的时候想要写宋河陷入了巨大的疑惑，到最后连回家的路也找不着了，于是他就在月光下来回奔跑，化作了一缕月光。后来又觉得这么写太虚了，再稿就改成了现在这个版本。其实现在想想，让他化作月光也没什么不好的。

于枭：呃，原来是这样。初稿这个结局有些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意思了。

胡学文：嗯，是有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