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想写一写悦恒。他已经死了四十年。

我最早的模糊记忆里，他家有高大的头门，门槛很高，门扇的榫头下是雕着不知是麒麟还是什么动物的门墩石，我们小孩子雨天常在他家门道儿玩泥巴，或者两手抓着门环，脚蹬门扇下端的大泡钉，一推一拉，一开一合，做着自己发明的健身体操。大门里是大房，紧挨大房是一座砖砌照壁，壁龛里供着土地爷。绕过照壁，左边是一片木槿花和石榴花树，右侧是一排厢房——应当说是一排已被拆毁的厢房，屋面的瓦已被揭去，只剩下房子的框架，里面一无所有，惟见屋顶上一丛一丛下垂的原来吊顶的苇秆，如半张的伞。再往里是二门，砖刻的“徳曜日月”四个红字高居于门楣之上，老远就扑来眼底，门扇上双钩的空心字“耕读传家，诗书继世”却要走近些才看得清。门内“倒座”的小门厅连着一个小院（据说这里原来也有房），被一棵扭曲而上的葡萄笼罩着，夏日，青枝绿叶筛出一片清凉，悬挂其中的蚂蚱笼里传出欢快的歌唱。小院往里则是两明一暗的砖箍窑洞——通常所说的“正房”了。

此时——上世纪40年代前期，悦恒家已明显处于衰败之中，但观其残山剩水依然可以想象它早先的富华。窑前的砖地上正对葡萄架竖着一架木制大屏风，至今记得那上面工笔正楷书写的杜牧《秋夕》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不同于穷家的土世界，进了他家的窑洞你看不见一寸泥土，连通常说的“土炕”也是砖砌的。住窑洞的人家，常在炕边上坐，所以光景好一些的便给炕边镶上青砖，而悦恒家的炕边则是木料包的，炕里边挨墙处放着起明发亮的深红色漆板，供人休憩时依靠。炕头的灯桌上方挂着相框，照片中人长袍短褂的，“洋楼”眼镜的，全是陌生面孔。对面墙上是关中名家何惠玄的墨宝，木牌上雕字，绿油漆涂饰。方桌的四边装有雕花牙板，厚厚的祭祀香案两端呈云纹状卷起。折叠式木枕，铜质暖手炉……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小村子里独一无二的。

悦恒本人有文化，先在扬州为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吴氏经管一处商号，据说因为父亲突然遇难，他上无兄下无弟，于是被叫回来掌管家事。不晓得是他一下子适应不了这个转轨，还是天生怠惰，懒于理家，更不想致富，总之从此啥事不管，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烟来吞吐，成了一个彻底的闲人，懒人。

如果悦恒是一般的懒，也可能日子越过越烂，但靠着先人留下的二三百亩土地和其他家产绝不至于迅速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可悦恒的懒实在超出常态，作为农户，竟然完全不事稼穑，——自己不耕不种，也不雇工“剥削”，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以及他沉溺于鸦片的大量开支全靠卖房卖地支撑。死水怕勺舀，咽喉似海深，金山银山也会被吃空。40年代后期，他家已经陷于真正的贫困，往往吃了上顿没下顿。不止一次，我看见他的大女儿站在村中大路上，双手倒背着，盛面的升子扣在后腰上，北望望，南望望，不知该向谁家去求借，一脸的难怅。但我猜，悦恒此时很可能仍旧在烟盘子前侧卧着，烟枪葫芦上的黑色脂膏经灯火的熏烤，烟扦的拨弄，嗞嗞地响着，一边冒出青烟。

1948年秋，国民党骑二旅招兵，悦恒家里已穷得揭不开锅，就把大儿子扬娃卖了壮丁。一个雨天的中午，我和母亲去邻居焕彩家的井上抬水，正碰上悦恒女人跟扬娃也在那里。十四五岁的扬娃穿着肥大不合身的灰军装，显得越发稚嫩懵懂，怯生生的全没了往日的欢畅。军装已上身，表明不日就要离家远行。当时母亲和扬娃妈说了些什么已然模糊，但目送他们雨中离去后母亲的感叹却至今记得：唉，那尔大个娃，兵荒马乱的，真是……

算来大约是从30年代后期到1949年不过十余年时间，一份雄厚的家业竟被悦恒踢打了个净光，或者说都化作烟雾从他的喉咙眼里下去了。

像悦恒这样的人，人们通常会送给他“烟鬼”、“二遛子”、“大少爷胚子”、“败家子”、“家门不幸”等等评语甚至更难听的唾骂与嘲讽。然而，我的村邻却很少有人使用此类字眼，而只用相对平和的语气把他定位在一个“懒”字上：“这人太懒了，十指不点水，放着金筷子银碗不用偏要讨饭吃……”就是对那最不能原谅的卖儿行为，也只道：“悦恒这人真没法说，卖啥也不能卖娃呀！”感叹、埋怨而至于深责，却有别于鄙视、贬损和冷嘲。

因为：悦恒还有可爱的地方，——他是个嫽人。

关中群众口语中的“嫽”就是“好”的意思，但具体用法又有差别，“身体好”就不说“身体嫽”。它强调的是“有趣”、“别致”、“可爱”，给人以轻松喜悦之感，用于人，多半是指其达观风趣，或友善平易好相处。

悦恒之为嫽人，在于他不骄不吝，与人宽和。我跟他的二儿同岁，他家是我的走马熟地，我对他的熟悉一如家人。他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文化人，却从来没见他显摆自己的知识学问。直至读师范后，放了假我仍常去他家。一次，我兴奋地向他汇报我们的《文学》课本上全是古典文学，说到《史记》，他随意地问我读过《纲鉴》没有，我连《纲鉴》的名字也没听过，何谈读。但他也再无下文。他的意思是让我先读了《纲鉴》再读《史记》，还是说读《史记》可参读《纲鉴》，我至今也不清楚。但村人请他写个文书或对联、斗方什么的，他却有求必应，只有这时，你才可见他肚子里的墨水，笔底的功夫。

悦恒两口子尤其好客，他们家几乎成了一些人闲时雨天聚集闲谝的“聊斋”。他并不像开茶馆的那么殷勤客气，只是一副自己人的样子，你随便啥时来，随便呆多久，可以带着小孩来，可以带着泥足来，可以站着闲话，可以静坐无言，有茶喝茶，没茶饮水，客主都毫不拘束。解放初，天地一新，人心大快，村上组织了自乐班学唱秦腔。那时没有公共娱乐场所，自乐班不是在焕彩家房底，就是在悦恒家窑里。学戏的，听戏的，拥满屋子，嘁嘁哐哐，喊喊叫叫，一折腾一大晌，并非戏迷的悦恒夫妇却从未厌烦。记得最初学习“打开场”，一边念锣鼓点一边动手练，当念到“咣打打尺打打”时，有人开玩笑说：对，就这样整，“逛到阿达吃到阿达”，今天咱们就在这儿开饭！一片哄笑，震得窑顶嗡嗡回响……

一个“太懒了”的懒人，一个“嫽得很”的嫽人，这二者合为一体该如何论定呢？我的乡亲们给出了极简洁的答案：福人。

解放前啥事不干只抽烟，一直抽成“无产阶级”。解放后土改定为“破产地主”，不但没有挨斗，反而分得少量的土地。村人们都不叫他“破产地主”而叫“破烂地主”，强调其一无所有的经济实况，穷光蛋一个，什么地主。所以几十年间屡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从来没人提起过悦恒的地主成分，不管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他的日子比一些贫农还平静。至于大儿，当年随国军开到四川，没一年被解放，换了装归于革命，后来成了处级干部。人说：生就的福命，没办法。

说到“福命”，不能不说他的“妻命”。妻子比悦恒年龄大点，一直像恋人宠着他，又像姐姐一样呵护他。她比悦恒勤苦，但悦恒变卖家产抽大烟，她从不抱怨，随他。有件小事很能为悦恒妻传神写照：她家相框里有一个圈在椭圆形里的中年人头像，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此人远在天涯。某日，随便问她：“这个人这么阔气的，到底是谁呀？”她十分惊奇，不，是十分惊喜地说：“哟！这么长时间了，你连你的人都没认得？”我的人，什么意思？我的人相片却在她家里，我突然醒过来，莫非这人竟是我熟悉的“她的人”——悦恒？是的，正是我们的悦恒。事后仔细品咂，她之所谓“你的人”翻译过来其实是“咱（们）的人”。好个“咱（们）的人”，委婉温润，爱意盈盈。

悦恒有福，但更重要的是他会享福。解放后鸦片被禁，他也投身于农业生产，但他绝不拼命苦干，但求温饱可矣，儿子稍大后他便及时“退役”作了闲人。许多人七老八十闲不住，他却能静坐于门口的青石台上或场畔碌碡上，双手压着二郎腿，旱烟袋斜插在颈后的衣领里，悠然凝望浩荡天空里霞飞霞落，云卷云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如果不带偏见，悦恒可算是淡泊宁静的“村中高士”了。身处众声喧嚣的“人境”，心却能飘然而淡“远”，谈何容易。生命途中，多少事，多少情，你明知不必过分执着，一到实际却割舍不下，结果是自己找来许多苦吃。常会想到悦恒。可惜我打从参加工作后疲于奔命，失去了与之倾心交谈的机会，他的真实内心，已永成迷题。我于是安慰自己：悦恒，天生一派空明的心境，学不来的。

一辈子没出过大力，吃过大苦，遭过大罪的悦恒终于成了我熟悉的陌生人，这或许是我常常不免想写写他的缘故吧？

文/冯日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