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作家巴比塞（1873—1935）说得好，对于文化人来说，“重要的是在死后还继续活着”。集著名编辑家、作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于一身的范泉，正是“死后还继续活着”的文化名人。读完《范泉文集》（钦鸿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我脑际闪过的正是巴比塞的这句话。

范泉（1916—2000）早年编辑过多家杂志、报纸副刊，但他在编辑界的知名，则是因为他从1944年10月起主编的《文艺春秋丛刊》，使长期处身于黑暗沦陷区的知识青年耳目一新，受到鼓舞，看到未来。抗日战争胜利后，《文艺春秋丛刊》改为定期出版的《文艺春秋》月刊。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王统照等一大批进步作家为《文艺春秋丛刊》和《文艺春秋》写稿。谁要研究1944年10月—1949年4月的沦陷区文艺和国统区文艺，就得参阅《文艺春秋丛刊》和《文艺春秋》。这是范泉编辑生涯中的光辉年代。新中国成立后，范泉全身心地投入建设事业。但是，1955年肃反，范泉竟被怀疑为“南京暗探”（国民党特务）而遭受两年半的重点审查。虽然审查结果，否定了“南京暗探”这一“莫须有”罪名，不过到了1957年，范泉在鸣放中仅仅说了“肃反运动不应该先审查后调查”这么一句话，又被戴上“右派”帽子，流放到青海劳动改造长达二十二年，受尽折磨，多次从死亡的边陲线上逃生还阳。直到1979年，他六十二岁时才得到平反。1986年调回上海。他在只有一位青年助手的艰苦条件下，用了整整十年时间，编纂成功一部两千万字、十二专集、三十分卷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全书在1996年8月出齐。它与已经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前后衔接，“是国内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权威性的近代文学巨型系列丛书”，荣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该书的成功编纂，成为范泉编辑生涯继《文艺春秋》之后的又一丰碑。”（《范泉文集·出版说明》）作为编辑，范泉“死后还继续活着”。

范泉对编辑工作不是一般的敬业，而是抱有一种为编辑工作“九死而犹未悔”的献身精神。临终前，他强忍癌痛，编成《遥念台湾》；为了纪念他曾经提携过的青年作者，又“用左手食指推着右手执的笔，一笔一笔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范泉致陈映真的信》，《遥念台湾》第七页）。到1999年11月17日，范泉给陈映真写第三封信时，“我因经过X光放射治疗八十七次，耳朵已经不容易听了，而且舌头割去三分之一后，说话也不清楚了。”“写到这里，我已精疲力尽，不能再写了。”还没有看到《遥念台湾》问世，范泉就和我们永别了。

范泉不仅是名编辑，他也是知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他在20世纪40年代，曾发表《绿的北国》《创世纪》《哈巴国》等八部著作。有反映抗日题材的小说和散文，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民主真独裁的童话。其中《绿的北国》散文集在上世纪40年代就三度再版；80年代，又作为“现代文学创作丛刊”在台湾再版。其中《绿的北国》和《篝火》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十一集《散文卷二》，《篝火》还被选入《二十世纪散文精编》。范泉的怀人散文，如写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等人的散文，情真意切，诚挚感人，且写得很大气，有灵气。几笔勾勒，三五句刻画，人物形象就跃然纸上。范泉的小说，有倾向，有故事，有人物，思想是现代的，艺术表现是民族化的、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五月》从小学生余小风的视角，呈现了普通民众的艰难生活和他们对未来美好前途的向往。《神灯》是范泉的儿童文学作品集。范泉从台湾高山族的传说中取材，以符合儿童心理的艺术手法，表现儿童的思想境界，无意间沟通了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之间的联系，出版后，被誉为“东方《伊索寓言》”。《哈巴国》《幸福岛》则是童话，富有现实意义，发人深思。范泉的散文、小说、童话，不但显示了他的创作才能，而且更凸显了其爱国爱民、追求光明、坚持理想的人格魅力。因此，作为作家，他“死后还继续活着”。

长于形象思维的范泉又善于逻辑思维，他还是一位有独特个性的文艺理论家。《范泉文集》第三卷的六部文艺理论著作，充分揭示了范泉作为文艺理论家的特点。

范泉的文艺理论既无教条气，也无洋人腔，他从文艺实际中概括出理论，又密切联系文艺实际，解决文艺领域的实际问题，写得很实在。譬如，《创作论》（写于1942年夏至1943年春）从小说创作实际出发，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小说，便是真切地表现了人生的实在，或者根据了现实的生活，掺杂以理想的部分”。在如此小说创作的理论指导下，范泉评析了“短篇小说的四雏型”、“作家和创作方法”、“作为创作家的几个条件”、“题材的发掘和把握”、“小说的各种结构形式”、“主角·视点·情景创造”、“人物的描写”、“对话、情绪及其他”等有关小说创作的方方面面，把《创作论》写成了一部小说创作入门。范泉对儿童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对“战争与文学”的探索和评论，同样贯穿着理论联系实际这样一条红线。范泉文集中的不少文艺论著写于60年前，但直到今天仍葆有其理论生命力，根源即在于此。作为文艺理论家，他“死后还继续活着”。

范泉不只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密切联系实际，而且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表现了他的创新精神。台湾文学至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台湾有了新文学。但直到1946年，中国大陆还没有人发表过有关台湾文学的论著。这种情况，终于由范泉于1946年1月在《新文学》创刊上发表长篇论文《论台湾文学》而改变，他实为中国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第一人。范泉的《论台湾文学》一文传播到台湾后，在台湾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引发了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关于台湾文学的论争。他对埃及的古代文学的研究，对巴比伦和叙利亚文学，对波斯文学，对初期阿拉伯文学的研究，对朝鲜的戏剧运动、朝鲜作家、黑人文学、印度戏剧、安南（越南）的舞剧、暹罗（泰国）的舞剧和蒙古小说的评论，也都具有开拓性。范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还表现了他的鲜明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立场。其现实性、批判性、战斗性，可称当时一流。他在1940年写了《汪精卫的清算》《陈公博的交友论》《江亢虎献计日本做亚洲的领袖》《褚民谊还没有读懂王外长的论文么？》《张资平也要混水摸鱼》等文章，揭露和抨击了汪精卫、陈公博、褚民谊、江亢虎、张资平的丑恶嘴脸和认贼作父的汉奸本质。

难能可贵的，范泉还是个不可多得的名翻译家。在翻译工作中，他遵循“信”（忠于原著）、“达”（让读者易于接受）、“雅”（翻译成华文后，努力加强文字的艺术性）的原则，因此他的译作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他翻译的《鲁迅传》（日本作家小田嶽夫原著），是鲁迅去世后出版的第一部传记。《朝鲜风景》，译自朝鲜作家张赫雷创作的散文随笔集《我底风土记》。该书于1946年7月在上海出版后，至1950年5月，共出四版。1982年8月，台湾又再版了该书。《文章》译自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一部文艺随笔集。《黑白记》系根据张赫雷的日文本《福宝和诺罗宝》翻译成书，1946年4月上海初版；1948年2月再版。《译丛拾遗》有的译自英文，大多则译自日文，可见范泉既精通日文，英文造诣也很深。《范泉文集》第10卷所收的范泉的译作并非范泉译作的全部。譬如，范泉翻译的《断片》，复旦出版社1943年出版，该书至今尚未找到。但即使是现存的这五部译著，也足以使翻译家的范泉“死后还继续活着”了。

在文化名人中，一身而四任（编辑家、作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的人并不多，而“死后还继续活着”的文化名人就更少了。范泉恰恰是“死后还继续活着”的编辑家、作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范泉文集》的出版就是对范泉最好的纪念。我们希望，《范泉文集》出版后，能有更多的学者研究范泉，弘扬范泉，让范泉能够“死后还继续活着”到永远、永远！

文/陈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