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影片《黄金时代》海报

张莉

《黄金时代》：碎片与精神

看完电影《黄金时代》，我想到“小马过河”的故事。它既没有一些人夸得那么好，也没有另一些人批得那么差。事实上，这部电影严肃、有水准、也有追求，那个一直生活在书本里的女作家终于借由朋友们的讲述回到大屏幕，她的传奇一生被更多观众所认知。但是，电影也为观众留下了许多疑惑：鲁迅何以对二萧如此看重；萧红的文学贡献是什么；萧红死后为什么会令那么多人念念不忘？一部传记电影有义务忠实呈现这个作家的一生，但也有责任使读者去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位作家对于文学及人类的贡献。依我看来，对于后一要求，《黄金时代》显然力有不逮。

整部电影囿于史料及来自萧红朋友圈的讲述，而没有对萧红整体的理解和认识。可是，那真的是萧红的知心朋友吗？如果把电影中讲述者们放在一起会发现，大概除了许广平、白朗之外，他们中大部分人其实跟萧军关系更好，也完全称得上是萧军的朋友圈，他们的文学审美与当时“主流”的文学审美更接近，对萧军更认同。在当年，那些认为萧红写作有问题、认为萧红写作不如萧军的其实也是这些身边的亲密朋友。那么，在萧红死后有关其人生的讲述中，有没有基于各自立场、人际关系及审美趣味而导致对萧红生活选择理解的偏差？对此，电影主创是否应该有足够的判断和警惕？显然主创对此没有反省。电影里的萧红故事，更像是站在萧军立场的旁观与讲述，无论是对他们情感关系的呈现，还是有关萧红最后离开西北的决定很像是“找死”--朋友们记忆拼凑出来的萧红一意孤行、软弱而没有神采，文学精神尽失。

忽略了讲述者们的理解力和倾向性，对于本身叙述立场没有反思，这是《黄金时代》最致命的局限。这个女人到底写的是什么，写得怎么样？在当时，她的作品与时代的关系是什么？几是空白。电影里，文学青年们在一起讨论文学的场景都没有，甚至观众连他们的职业，这些人何以为生都搞不明白。我们甚至没有看到萧红著作的封面，更不消说对她文学精神的理解了。主创们死死盯着她的情感波折，几乎无视文学萧红的意义。

于是，在电影中，我们只看到疲于奔命不断抽烟的萧红，只看到一个生活中跟大时代选择背道而驰“找死”的萧红，却看不到她特立独行的意义，观众未曾通过电影得见一个在有生之年勤奋写作、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独特贡献的作家。事实上，从1931年到1941年十年间，萧红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怀孕、生子、饥寒交迫，饱受情感和疾病困扰，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她完整地把她的文学才华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充分展现了出来。萧红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在于“独具我见，不合众嚣”，她写作的独特性恰也是当时她的伴侣、她的朋友们所不能理解的。

才华，与永远的乡愁

萧红是那种天才型作家，她完全依凭艺术直觉。《生死场》写的是麦场、菜圃、羊群、荒山、生产的女人和病死的孩子。小说没有主角，也没有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的情节，一点儿也不符合我们对“好小说”的理解。可是，正是在这里，萧红作为作家的才华显现了出来。她像那些黑暗中生存的小动物一样，有强烈的探知黑暗和琐屑的能力，有敏锐的触觉。她能在那些混沌的场景中迅速捕捉到最细小部分，她把这些细小部分带到光亮处，使它们变得有意味。写《生死场》时萧红很年轻，可能她并不洞悉黑暗村庄里发生的那一切，但她拥有独特的审美能力。依靠这种能力，她勾勒出了“这一个”农夫、“这一个”农妇、“这一个”故乡。虽说小说看起来没有章法，不符合我们的常识经验，每一章和每一章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从小说技术上理解也没有那么完善；但把这色彩浓重的图片一张一张地拼接在一起时，整部小说就变得气质不凡、闪闪发光：“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从主观上来讲，萧红是想写“抗日”，但是，作为女人，她并未看到过战争。那么，她只能写她的间接经验。她只写她“小心眼儿”感知到的那个世界，从不去领会时代意图。有很多“聪明的”书写者会“识趣地”压抑和躲闪自己的感受，以求为大众所接受。但萧红不。她天然地感知到艺术家的职责。艺术家的职责是将生活中习焉不察的、容易被嘹亮口号所忽略的东西打捞起来，是坚定地不放过任何生活中瞬间划过的“中间地带”，用自己的方式将那些灰色地带照亮、点燃。那被生育和怀孕折磨的女人们，那些村夫村妇们如蚁子般的死与生，一切都将会因为战争的结束而发生变化吗？这是萧红的困惑和所思。这困惑没有人能回答，没有人能理解，理解这样的书写需要太漫长的时间。但是，不能因为不理解我们就有意视而不见。

萧红及其《生死场》的不凡气质是，作为写作者，萧红忠直无欺地表现她的所见和所思，面对困惑和犹疑不躲闪，即使有人批评她立场不坚定、写作没有套路也在所不惜。这是一个绝不自我规训、自我审查以使自己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口味的作家，这是立志要做那个世界“唯一的报信人”的作家，这也是具有“越轨”勇气的作家。

这世界上，很多小说家常常使用“真实材料”写自己，起初，也许这些材料看起来是坚固的，但很快它们就会挥发和风化，变成泡沫和垃圾，不值一提。萧红并不是这种作家。她不将自己的不快和疼痛放大并咀嚼。相反，她对他人的快乐和不幸念念不忘并抱有深深的同情和理解。有二伯、小团圆媳妇，冯二麻子……她的小说里几乎从不提自己身上的不幸，她绝不通过舔吮自己的伤口来感动他人。所以，一拿起笔，她身上的一切负累都神奇地消失了。

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写作中却换了一个人。《呼兰河传》中，她不厌其烦地书写着老祖父的后花园，它俨然是她的亲人，是她的主角。萧红用描写自然的方式描写着人类情感，描写那些伤感和喜悦。她笔下那肥绿的叶子，烧红的云彩和作浪的麦田，那亘古不变的大泥坑和牛羊都不是点缀，不是装饰，而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光。正如吴尔芙评价艾米莉·勃朗特所说，我们在她那里体会到情感的某个高度时，不是通过激烈碰撞的故事，不是通过戏剧性的人物命运，而是通过一个女孩子在村子里奔跑，看着牛羊慢慢吃草，听鸟儿歌唱。

想要理解这个女人对大自然的情感表达，我们得弯下腰来，把自己变“小”，但是，这可不是“强迫”。当她“话说当年”，当一个童稚的声音响起，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回到“过去”，自然而然地变“小”，变得“单纯”，眼睛仿佛戴上“过滤镜”：孩子看到的天空是远的，孩子看到的花朵是大而艳的，孩子闻到的泥土是芳香而亲切的，孩子是游离于成人文化规则之外的。感受到不染尘埃的美好，便会体察到陈规习俗对于一个人的扼杀，对异类的折磨：长得不像十二岁高度的小团圆媳妇被抬进大缸里了，那大缸里满是热水，滚热的热水。“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的头上浇。”小团圆媳妇因不似“常人”而“被搭救”和“被毁灭”了，无邪的女童大睁着眼睛看着她的挣扎和无路可逃；--病床上的萧红则默默注视这一切，微笑中带泪。

《呼兰河传》不是关于人类家园、人类故乡的赞美诗，萧红有她的严厉和理性，她有审视、批判以及反讽的态度。在纷繁华美的后花园中，她感受到荒凉，在万物生长的盛景中，她看到命定的没落和衰败。《呼兰河传》是萧红最为完美的作品，愉悦、欢喜奇妙地和悲悯、批判混合在一起，纵横交错：纯净和复杂、反讽和热爱、眷恋和审视、优美和肮脏、刹那和永恒、女童的纯美怀想与濒死之人的心痛彻悟都完整而共时地在这部作品呈现出来。

借由《呼兰河传》，萧红完成了她对于世界的整体认识和理解，完成了关于我们情感中有着暧昧的艺术光晕的“中间地带”的书写，也完成了属于她的既单纯明净又复杂多义的美学世界：写彼岸时写此在，写生时写死，写家乡时写异乡，写繁华时写悲凉。想念故乡时她也在严厉审视，书写眷恋和怀念时她也带有微妙的讽刺和冷冷的疏离。《生死场》《呼兰河传》为什么可以历久弥新？萧红跨越时代的负累，以她一生的文字书写了这个世界的普遍性。《生死场》里是天地不分，生死无常；《呼兰河传》里则是人与自然唇齿相依，万物自由生长。在《呼兰河传》里，萧红书写了永远的人类最复杂意义上的乡愁。

一切都交付在作品里

2011年，在萧红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作为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我有幸和翻译家葛浩文先生对谈萧红（《亲切感与持久力：两代研究者关于萧红的对谈》，《文艺争鸣》2011年5期）。《萧红评传》是他的博士论文，这本小册子开创了萧红研究的新时代。在那个对话中，他谈到了当年他读萧红时感受到的亲切感、他理解的萧红作品的持久力，也提到了他当年与萧军交往：

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萧军到过美国参加一个三天的学术会议。我也参加了。有一天晚上大家边喝酒边谈天，我跟萧军说我想问他一件事。“好，随便问吧！”我说：“萧老，我看了一篇梅林写的回忆录，里头说，有一天他去过你们在法租界的房子找你们谈话。萧红开门，他吓了一跳，她的眼睛似乎给打青了。是不是您打了她？”哇！萧军很不高兴，火了，我怕他也要打我。他开始骂。旁边有人--可能是俄文翻译家戈宝权或小说家吴祖缃，记不清楚--看情况不妙，就说，“算了，算了，你们两位'情敌'可不要吵啊！”大家哈哈大笑就完了事。然后，萧军跟我说，“小葛，听说你有意思写我的传。我看不要写。”我说，“萧老，您放心，我不写。”

关于端木蕻良，他说，“我见过他两三次，每次谈得都很投机。有一天在他家里谈萧红在香港生病的过程。他说到她开刀，效果不良，他突然蒙着脸放声大哭，然后说他应该反对那次动手术，因此萧红之死，他认为他自己多少要负责任，他非常自责。”

葛先生说的这两件事情给我以深刻印象，它们使我认识到作家对身后声名的那种忐忑。即使对萧红作品的成就并不认可，萧军依然在意他在萧红故事中的形象。晚年的萧军和端木看起来各有内心挣扎，也都敏感于传记作者的理解。而萧红，这个当年软弱的、被辜负的人似乎完全不用担心这些了。她的一切，都交付在她的作品里。

也是在那个谈话中，葛浩文先生回忆起他当年来到呼兰的龙王庙小学。在要离开那所小学时，一个小朋友走来，把有多处摺角和磨损的课本递给他。“我一看，里头有从萧红《呼兰河传》取材的'火烧云'一小部分。我心里的感触可想而知。小册子至今还保存着。”这是让人感慨万千的场景。那本书让人意识到，早逝的萧红早已从死灭中飞翔而出。不因由传记和电影，而只因为文字本身。纯粹以文学本身回归人间，这对一位死去的作家而言是多么好的事情。那个场景使我想到，这是命运对作家萧红最好的回馈，也是对作家萧红最好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