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定

周立波《山乡巨变》有个人物叫亭面糊，他的原型叫邓益亭，是老实的作田人。周立波在湖南益阳农村写这部小说时，和他朝夕相处，互相都了解。早几年在一次禾坪里举行的纪念周立波的会上，大家请他发言，他站起来，大声说了一句：“周立波是个好人，他作田很里手。”一下子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他没有再说下去，这一句话就成了经典。

大概在1962年，在益阳看演出，我跟周立波打过一次照面，他个头很高，那阔长的瘦削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透过镜片，可以看到他的一双坚毅、智慧的眼睛。四人帮批“国防文学”时，周立波首当其冲，被点名批判，在批判会上，我作为“陪斗”，又见过他一次。

“‘国防文学’原为苏联所倡导。可是它移到中国来并不是毫无考虑的袭取，它有着客观情势的要求。除了少数明暗的汉奸，谁不要防卫我们的可爱的中国？同时它也有着和苏联的国防文学不同的任务。在苏联它是防卫国内的伟大建设的，在中国它是解放民族的一样特殊武器；在苏联它主要是对付国外的敌人的，在中国它反抗国外的敌人同时，更要进攻国内汉奸卖国者。中国的国防文学是反帝反汉奸的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识上的武器。”这是周立波对“国防文学”的诠释，即使在批斗会上，他也是据理力争，从不动摇。

对自己的意见，不能坚持，风向一变，自己的意见也跟着变，运动中很多这样的人，苦头吃了，名声也扫地，正是鲁迅先生说的，没有血性，没有骨头。而周立波在这一点上，让人敬佩，他是个堂堂的汉子！对自己的创作，他不认为有方向性错误，他悉心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研究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思想，主张学习应该为我所用，博采众长，自成一格，这有什么错？“文章做得和外国人一样还自以为清新。我在过去，就有这样的毛病。现在也还有些很好的同志写小说模仿契诃夫和莫泊桑，还没有踏出自己的道路来。”他说脚踏实地写自己本民族的题材，这个方向什么时候都没有错。会议主持人不止一次打断他的“检讨”，呵斥道：“你是做检讨还是在这里给我们上课？”他说：“我总要把事情说清楚啊，作检讨也要把事情说清楚啊！”他的主要著作《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取材于农村生活，小说语言很有乡土特色，情节描写，人物刻画，有血有肉，呼之欲出。同样是用中国农村风俗画卷，展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土地革命以后，农村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也正是这种乡土特色，再现生活的“有机”作品，具有强烈的号召力、生命力，赢得了读者。

我得感谢“革委会”，得以在周立波批斗会“叨陪末座”，接受教育，我“出身不好”，又写过一些“反动作品”，大凡所有这样的会，我都是必“请”的“常客”（专为我开的“小灶”，也不少，就不说了）。“躬逢其盛”，“亲聆其教”，也是一种机遇，他那一口益阳话，滔滔不绝的辩词，机智幽默的答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得益匪浅。

有一次批斗会休会时，周立波被押到展厅，看批“文艺黑线”的图片展览，当看到一个画家正在画他的漫画，他非常感兴趣，走到画家跟前，用地道益阳话说：“画得蛮像我呢，展出以后不要丢掉哒，就送把我好啵？”在场的人都笑了。其实他并不是说笑话，他说话很诚恳，态度很认真，真是物我两忘，大化之人。以后他被押回长沙，漫画的事再没有听说。

“周立波是个好人，作田很里手”，这一句话，概括了基层农民对这位与他们息息相通、朝夕相处的作家的评价，表达了农民对他的深厚情感。我想，农民对一个作家的评价，不是如何“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之类的谀词，而是说他“作田很里手”，从根本上给作家打了一个满分。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不算少，常年泡在农村，如果是全身心地和农民相处，作田、看水、打柴、植树、帮贫、排解纠纷……都里手，写出的作品就一定富有乡土生活气息，也才有生活的根基，才感人肺腑，农民才会用自己的语言赞扬他，肯定他。同样的，写其他题材的作品，作家也只有扎进去，有生活，才能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