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搬家，从市中心搬到了西区。听朋友说，根据“风向玫瑰图”，我新居所处位置，空气质量在上海地区首屈一指。

　　原来，每个城市根据一年四季气象部门所测得的风向资料，都可以绘得一张闭合折线图，形似玫瑰，故名“风向玫瑰图”。风向玫瑰图可直观地表示年、季、月等的风向，为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提供依据，也由此可以找到适合居住的最佳点位。

　　从此我记住了“风向玫瑰图”这名词，不仅因为和我每天的呼吸息息相关，也因为好听，玫瑰两个字让人想到了空气中那丝丝缕缕的香甜。

　　后来，我看到一则记载，证实了朋友的话：60年代，上海曾进行过一次空气质量检测，名列榜首的果然是我现在居住的这个位置。

　　至今，我还没弄清楚我的居所在“风向玫瑰图”中的确切位置，在“玫瑰”的上端还是下端、在花边还是花心?我本是个粗人，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中浮悬着的颗粒物，多一点少一点，也没太多感觉，然而我却真切地记着搬来新居后早上第一觉醒来的那份欣喜：先是窗外小区树丛间许多鸟儿的欢快而婉转的啼鸣划破了寂静的晨空，接着是仙鹤、天鹅和鹳鸟的引颈高歌，一声声抑扬顿挫、此起彼伏;忽听得，有金属声穿越其间，清亮、纯美，宛如一个发光体在天际闪烁，细辨，方知有人在敲钟，告示新的一天开始了。

　　如此美妙、动听，市中心哪有?

　　仙鹤、天鹅们的歌声来自上海动物园繁殖场，离开我家约五六百米，那里是飞禽的月子中心，每天清早应该就是那些新妈妈的欢乐歌唱。动物园前身是西郊公园，那是我童年春游或秋游的圣地，却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动物们的邻居。

　　钟声则来自繁殖场旁、一家天主教堂的钟楼。天主教堂1925年由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属希腊拜占庭风格，钟楼毗邻一旁，狭长纤细，状如古城堡。

　　教堂旁有块碑，记载了教堂建造前后的历史，从中得知，当年附近皆为公墓，面积有75亩，被新泾港阻隔，进墓区要跨过一座桥，就在教堂门前，叫“公墓桥”。原先墓区还有大门，门楣上写有“上天之门”四个字。“文革”中，公墓悉数被毁，大门自然也没有了。公墓被毁后大多成了农田，后来生产队长成了开发商，农田也就成了现在的几个居民小区。

　　每天，当我在鸟的啁啾、飞禽们的引颈欢叫中苏醒，侧耳谛听教堂悠扬的钟声的时候;当我沿四周碧水微波的河道晨跑，看杨柳低垂、水鸟掠过潮起又潮落的河水的时候，我是多么享受，我甚至想，天堂苏杭的美妙也不过如此吧。这一刻，我心中的“风向玫瑰”变得无比具象，它沾着野地的露珠，含苞欲放，娇艳欲滴，它是来自天际的小精灵，一朵芬芳的野玫瑰。

　　然而，我明白，我多少有点柏拉图式的一厢情愿，把许多活生生的细节都忽略不计了，因为我总相信时间能够荡涤一切;对未来的希冀让我已经习惯将目光抬高一寸，越过眼前看未来。比如，以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店逐步取代那些杂七杂八的鸡毛小店，脏、乱、差的环境自然就得到了根治;小孩子长大了，街上走的都是知书识礼的读书人，应该不会再有人随地吐痰，或一开口声音大得像吵架了，也不会买几棵青菜非要剥掉几片叶子不可了……

　　只是，我已经等了多年，梦里依稀苏杭景，小店变幻大王旗，那些店不断易主，却终是大饼摊换成了葱油饼，洗脚店改成了洗头店，一如既往的上不得台面。

　　还有诸多陋习，娘胎里带出来的，改也难，怕要几代人的改良了。

　　记得那年去台湾访问，一位接待的官员指着满街跑的机车，自嘲地说，这是第三世界的标志。

　　如果有人问我，上海的“第三世界”最鲜明的标志是什么?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鞭炮多。

　　我们这儿，不少人对鞭炮的爱好就像老鼠爱大米，白天放、半夜三更也放，而且名目繁多：过年、过节、结婚迎新人、搬家乔迁、开张志喜、造房打桩、上梁封顶，就是移动一棵树，也得把二踢脚放得像当年迎接“最高指示”。

　　只是，当二踢脚遇到豪气冲天的烟火，就像二狗子遇到了大土豪，立马自惭形秽了。放烟火的大户来自一家几乎年年大兴土木的大院，一家不挂牌的“公司”。没几个人上班，却盖了一栋又一栋的楼，统一的灰色墙。一到夜晚，总有五六条大狼狗放出来巡视。这大院，初一看，并不十分耀眼，然而楼不在高，人均占有面积足够大才是真价实货;色不一定金，有时候灰头土脸倒也尽显土豪本色。

　　“土豪灰”，实至名归。

　　“土豪灰”里爱放烟火，节日放，有时明明平常日子也放，一放就惊天动地，硝烟滚滚。那阵势，简直可以跟官方庆十一有得一拼。时间也不打折，一放就一两个小时。只可怜了四周近在咫尺的居民，只有关紧门窗，龟缩屋内，心烦意乱地期待“庆典”早早结束。

　　我总怀疑一些痼疾来自根深蒂固的“守墓人”心态。虽然守着“上天之门”，其实是一直被迫守着一份清苦、寂寞与荒凉，真正憧憬的还是城里人的生活，眼热那里的市井热闹，巴不得天翻地覆、热火朝天，天天过年。

　　如今小区附近的一块空地已经平地起楼，那里将建起一个商业广场，这应该是朝许多人理想中的“高端大气上档次”近了一大步。而我更在乎的是，我们娇艳的“玫瑰”能不能出尘埃、雾霾而不染呢?

　　文/张重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雾霾也是如此。但是，对江浙沪的“小伙伴”们来说，许多人是在去年秋冬才忽然意识到兵临城下了，才对“同呼吸、共命运”这句话有了更为切肤的体认。

　　如何对付雾霾?口罩、空气净化机……各人有各人的招。而那些不容易察觉的变化中，包括了京津冀地区对钢铁企业污染的整治、长三角正式启动大气治理协作机制，等等。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在被问及对中国空气质量担忧时，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科学家莱维特说，“上世纪60年代的伦敦也同样空气质量欠佳”。熟读狄更斯的人们应该还会想到关于伦敦的更黑暗的年份吧。但如今，伦敦已经“华丽丽”地转身为设计之都、创意之都，其过程必然包含了各种痛苦——有批评、谩骂，但是更有持续的耐心和坚实的努力。后两者是我们今天更为需要的吧。

　　尽管不是与钢铁高炉或者焚烧秸秆、放鞭炮直接相关的人，但是，正如一位同事说的那样：“我们也并不是毫无责任的。”今天刊发的几篇稿件，都可以看出“笔会”与“笔会”作者对环境问题的态度——持续地关注，与自省。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