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兰西瓦尼亚号海轮在大西洋上行驶了九天后,在1929年12月1日傍晚5点停泊纽约港。
为斯坦因的到来,凯勒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他委托他的审计公司在纽约的分部指派一位可靠的办事员,为斯坦因预订抵港当晚在纽约下榻的酒店,并去码头迎接斯坦因,还特意带上一百元现钞,供他入境后备用。
斯坦因
斯坦因历来做事缜密,启程之前就已经跟凯勒打招呼,说到自己随身携带了大量玻璃幻灯片,担心过关时受阻,让凯勒事先关照海关,以免出入境遇到麻烦。凯勒亲自致信海关人员,说明斯坦因携带的大量玻璃幻灯片是供他讲学使用。
至于斯坦因来波士顿的住处,凯勒建议他入住哈佛大学附近的酒店,但是斯坦因的老友蓝曼早就在信中和斯坦因说定,就住他家。这两位早年即开始专攻梵文的学者,先后师从图宾根大学的印度学家、吠陀语义学的创始人冯·罗特(Walter Rudolf von Roth),之后通信近半个世纪,却从未谋面,现在老友终于有机会在波士顿相见,以致于斯坦因行前就一直称去波士顿为“一桩美事”。在师兄弟过去多年的通信里,蓝曼对斯坦因的研究颇为欣赏。蓝曼是哈佛大学的首任梵文教授,陈寅恪在1919年就曾拜师于他的门下。虽然蓝曼年事已高,但是精力丝毫不减。一年之前,78岁高龄的蓝曼仍然能在查尔斯河上划船,沿河从康桥一直到波士顿,甚至其中有一段还得穿过海域,而结伴而行的那位先生比他还年长!
早在斯坦因刚开始准备行程时,蓝曼就和斯坦因商定来康桥起居和讲学的一些细节,同时也时时同凯勒和华尔纳、萨克斯协调。斯坦因乘火车从纽约来到波士顿之前,蓝曼先让凯勒及时告知斯坦因在纽约中央车站上车的确切时间,还特意让凯勒转告斯坦因,当火车进入波士顿市区后,后湾站下车的乘客多,一定叮嘱斯坦因千万不要随客流在那一站起身,得坐到终点南站。12月2日傍晚,蓝曼派人驱车到南站,把斯坦因接到康桥法勒街(Farrar Street)9号家中安顿。蓝曼把斯坦因既当贵宾,又当老友相待。斯坦因到来之前,蓝曼事先就在自家为他安排好了住处,并在信中向斯坦因一一做了交代:他已在家中为斯坦因准备了两间房,一间是他的起居室,另一间供他当书房用。书房里的一张大书桌有八个抽屉,斯坦因刚好可以把他八场演讲的讲稿一一分开放好。书桌上齐齐摆放斯坦因的所有著作,唯一缺的就是刚出版不久的《亚洲腹地》。另外,他还开诚布公地说,斯坦因的日程繁忙,他不会打扰他,但是需要什么,斯坦因尽管吩咐,他的助手会随时帮忙。
斯坦因到康桥安顿下来后,12月4日晚蓝曼在亨廷顿大街的哈佛俱乐部做东招待斯坦因。参加这一小规模接风晚宴的客人中有凯勒、福格美术馆的萨克斯和福布斯两位馆长及华尔纳,还有布莱克以及在哈佛任教的埃及学家、考古学家乔治·安德鲁·瑞斯那尔(George Andrew Reisner)。碰巧的是,瑞斯那尔前一天刚好也在洛厄尔研究所讲埃及考古。
斯坦因在安达尼亚号海轮上给凯勒写信
斯坦因的洛厄尔研究所系列讲座如期进行。从12月5日开始到12月21日,斯坦因的演讲圆满完成。系列演讲以“在亚洲腹地探险(Explorations in Innermost Asia)”为主题,囊括了他历次考察和探险的长途旅历、考古发现、探险传奇和在内亚研究领域内的专攻。他把自己1900年至1915年间在中亚的经历和收获,向波士顿的听众做了介绍。讲座安排在位于波士顿市中心的博伊尔斯顿街491号,也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罗杰斯大楼的亨廷顿演讲厅内。系列讲座的负责人曾担心一周内的三场演讲会影响听众人数,尤其是其中一场刚好在周六晚上,波士顿很多其他周末活动会分散听众,但是斯坦因一贯以紧凑、高效行事,最后还是按他的意愿,做了紧凑的安排。而凯勒也有一些担心,不过是出自另外一番顾虑——曾一同在英属印度政府任职的弗朗西斯·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以 前在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听过斯坦因的演讲,觉得他的演讲单调乏味,拉拉杂杂地足有两个小时;埃拉也曾在信里告诉凯勒,能邀请斯坦因前往波士顿演讲,当然很好,斯坦因的成就足以享受这一荣誉,她一直对斯坦因满怀敬意,但是埃拉同时表示,自己实在不敢恭维斯坦因的演讲技能。但是,八场演讲下来,波士顿的听众热情很高,兴致盎然。两年后,斯坦因把这八场演讲内容做了整理和编辑,汇集后由伦敦的麦克米伦出版社以《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为题出版时,他在自序里回忆:“一想到在亚洲腹部沙漠山岭之间所费去的那些美好的时光,至今还是和以前一样,觉得很新鲜,有价值。所以当哈佛大学校长好意请我在波士顿罗威尔(即洛厄尔的不同译法)研究院演讲的时候,我便欣然趁这机会把我这些年来的游历和发现,提纲挈领地叙述一番,以适合广泛的听众之需。”(向达译文)
作者:李若虹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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