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 所周知，萨义德也是一位自小就客居他乡的流亡者，圣维克多的雨果的，或者说奥尔巴赫的“异乡说”，在他这里引发了十分强烈的共鸣。显然，萨义德也是一位要把整个世界当作异乡的完人，在他的著作中，萨义德多次引用了雨果“论异乡”的这个段落，并对它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诠释。

例如，于《东方主义》（Orientalism）之“全盛时期的现代英法东方主义”（Modern Anglo-French Orientalism in the Fullest Flower）一节中，萨义德讨论了“世界文学”与东方主义的关联，提到了奥尔巴赫的力作《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和他的宏文《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他对作为语文学家的奥尔巴赫对当时的“世界文学”所作的深刻反思推崇备至，指出奥尔巴赫强调的在涉及其他民族文化和文学时的那个人文主义传统对于理解东方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萨义德认为奥尔巴赫将《知识论》中那个“论异乡”的段落作为他那篇宏文的结尾绝不是平白无故的，它所要传达的意思是：“人越能离开他的文化家园，他就越容易能够对它做出评判，对整个世界也是如此，若要真切地看清［世界］，人就必须带着这种精神的超脱和大度。带着这个同样的亲密和疏离的结合，人也就越容易对自己的和他人的文化做出评价。”［5］换句话说，若要真切、客观和理性地认识自己的家园和世界，我们就必须把它们当作异乡，与它们保持精神上的独立和超越。

奥尔巴赫

继《东方主义》之后，萨义德发表的另一部很有影响力的著作是 《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出版于1994年。耐人寻味的是，萨义德竟然也将对圣维克多的雨果的这段话的引用和他对之所作的进一步的诠释，作为这部力作的结尾。他说：

我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一位来自萨克森的十二世纪的僧人、圣维克多的雨果的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美丽的文字：……。奥尔巴赫，那位作为流亡者在土耳其度过了二战岁月的德国学者援引了这个段落，将它作为每一个希望超越帝国、民族和地区范围之局限的男人和女人的榜样。例如，一位历史学家只有通过这种态度才能够开始在所有他们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中领会人类的经验和它的文字记录；否则，人将会依然更多地致力于对偏见的排除和反动，而不是对真实知识的消极自由。但请注意奥尔巴赫两次表明“强大的”或者“完美的”人取得独立和超越靠的是消解执着，而不是拒绝它们。流亡是以一个人的故乡的存在、对它的爱和与它的一个实际的联结为基础的；流亡的普遍的真实并不是人已经失去了爱和家园，而是在每一个中固有的是一种没有预期到的、令人难以接受的损失。于是，从各种经验来看，它们似乎将要消失了：将它们固定和根植于现实之中它们又会是什么呢？你要拯救它们的是什么？你要放弃什么？你要恢复什么？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你就必须独立于和超越那些人，即［那些认为］他们的故乡是“甜美的”，但他的实际状况又使得要找回这种甜美是不可能的，而且甚至更少可能从依靠幻觉和教条所提供的替代物中获得满足，不管［这种满足］是得自对自己的遗产［传统］的自豪还是对“我们”是谁的确信。

没有人今天纯粹是一个东西。像印度人，或者女人，或者穆斯林，或者美国人这样的标签，不过只是各种出发点而已，假如紧接着进入实际的经验，那么一会儿它就很快会被彻底丢弃。在一个全球的范围内，帝国主义巩固了各种文化和认同的混合。但是，它的最坏的、最荒谬的礼物是让人相信他们只是、主要是、完全是白人或者黑人，西方人或者东方人。然而，就如人类制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一样，他们也制造他们的文化和族群认同。没有人可以否认悠久的传统、持续的居住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地理的延续不断的连贯性，但是，除了恐惧和偏见，似乎没有其他理由让人坚持执守他们［与他人］的分离性和独一无二性，好像这就是人类生活的全部。事实上，生存就是事物之间的联结；用艾略特的话来说，现实不能剥夺“住在花园里的其他回响［花或者相应物］”。与只想“我们”相比，具体地、富有同情心地、设身处地地去想想别人，则更有益处，也更困难。但这也意味着不要试图去统治他人，不要去将他们分类或者在他们中间划分等级，最主要的是，不要反反复复地重申“我们的”文化或者国家何以是第一（或者就此而言，不是第一）。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没有那些也已有足够的价值可做了。［6］

于此，萨义德有鉴于他当时所处世界之现实，且以他一贯的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立场，给圣维克多的雨果的“异乡说”以新的解释和新的意义。与八百年前雨果生活的那个时代相比，于今日这个世界，诸如故乡、民族／国家、世界等，从概念到实际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如萨义德所说，“没有人今天纯粹是一个东 西”（No one today is purely one thing），人们对自己的种族、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划分和构建，都是一件十分复杂和困难的事情；然而，对于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却是各个民族、文化和社会之间的互相联结，所以，只有超越帝国、民族和地区的划分施加给人们的局限，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我们这个世界才能生存下去，才会变得更好。圣维克多的雨果所说的“把整个世界当作异乡的人是完美的”，到萨义德笔下则成了一种用来批判和取代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的理想。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人们不再需要经历实际的流亡就能感受到失去故乡的无奈和痛苦——不但故乡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瞬息之间或就已经面目全非，让人感到陌生和淡漠；而且也很少有人一生能固定地住在一个可被称为故乡的地方，更多的人为了生计或者生涯持续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而每一次的移动或都是一次爱和家园的失落。本来令人们魂牵梦系的故乡，却早已是不折不扣的异乡。同样发表于1952年的L.P.Hartley的小说《送信人》（The Go-Between）劈头来上这么一句，“过去是一个异乡，那里他们不一样地做事”（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没想到它却成了不朽的至理名言。它用文学的语言告诉我们一个哲学的道理：人的记忆或者历史都是很不可靠的，往好里说它亦真亦假或半真半假，往坏里说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和建构。人们记忆中的故乡，与Hartley所说的过去一样，都不过是寄托心中美好的愿望的地方，它们都是异乡，它们的甜美多半是人们向往、想象和虚构出来的东西。所以，有着成熟心智的人们，只有超越对故乡和过去的执着，才能客观地认识故乡和过去。

［6］EdwardW.Said，Cultureand Imperi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4，pp.335—336.

作者：沈卫荣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