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田圣山在日本的禅宗研究史中可谓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其著名的《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67年），第一次把禅宗研究从传统的重视“体验”的“护教式”研究中独立出来，开辟了相对客观的禅宗历史研究的新路径。对于以铃木大拙为首的重视“体验”的禅学研究路向，柳田常常示以“同情心的理解”，但他并不完全采纳。柳田向往以胡适为代表的“研究型”的近代历史学禅学研究，但作为临济宗的僧侣，他的笔下仍然流露着宗派上的偏好。柳田试图用历史学的眼光观察禅宗各个不同阶段发展、演变的历史及其特征，但他“重唐轻宋”，认为宋代禅是唐代禅的“异化”，是一种“体制化”了的禅，不足可取。柳田的禅学研究，充满着鲜明的自我个性。而这种鲜明的个性，其实也反映在他关于《临济录》和临济义玄的研究上。柳田先后出版6部关于《临济录》的专著，在柳田的禅宗文献学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临济录》被层层解构，被系谱化，甚或被“一分为二”，化约为“原来的”与“后来的”，甄别“真实的”与“虚构的”。至于临济义玄，柳田一方面反对把临济义玄视为一宗一派的祖师，主张应该把临济义玄从传统宗派观念中解放出来，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看待，还其本来面目，同时，在另一方面，柳田又对临济义玄充满着想象，并且将其人格进行理想化，甚至视为偶像式的存在。柳田同时对《临济录》中出现的“普化”这位符号性人物给予特别的关注，同一时期还对一休的《狂云集》进行研究，在柳田的笔下，临济、普化和一休，似乎构成了柳田版禅学叙事的一种符号——禅思想的“原型”。      

柳田圣山关于《临济录》的诠释以及对临济义玄人物思想的“格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过先前的铃木大拙等人的相关研究的影响，但并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柳田圣山关于《临济录》的诠释和对临济义玄人物思想的“格义”，充满着柳田本人的鲜明的“问题意识”。             

随着近年来中日佛教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我国学界对柳田圣山的禅学研究成果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于柳田禅学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意识”的认识却不很充分。

作者：何燕生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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