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禅宗稍有涉猎者，不难发现禅宗的语录和灯史都是一些非常特殊的文献。记载禅宗发展与演变历史的文献，当然是那些被称之为传灯录的书籍，即禅宗的史书。然而，在严格意义上，这些史书并非完全记述了禅宗的史实，作为史书，其可信度便成了问题。同样，禅宗的一些语录，也不同于佛教其他宗派的典籍和祖师语言，柳田称它们“充满着俗语和荒诞无稽之说”。柳田在对早期禅宗文献的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征之一，可以说是基于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论，对中国初期禅宗的文献进行批判性研究，去伪存真，还禅史以本来面目。柳田的这种研究方法，对后来的禅宗研究影响极大，成为今天禅宗研究的最一般性方法。

柳田圣山的《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第一次把禅宗研究从传统的重视“体验”的“护教式”研究中独立出来，开辟了相对客观的禅宗历史研究的新路径。

柳田还将这种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论应用到唐五代禅宗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关于禅宗语录的形成情况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即是发表于《东方学报》57卷（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85年）的那篇《语录の历史——禅文献の成立史的研究》。该文洋洋30万言，因此，与其说是一篇论文，倒不如说它是一部专著更恰当。从内容看，该文是在此前出版的《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两者之间应该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姊妹篇。

对于为何要重视“语录”的研究，柳田在论文中直接探讨了禅宗特有的“语录”的形成过程。柳田认为，作为禅宗“语录”的特征，并不在于它是一种著述，而在于它是关于“宗祖言说的听闻记录，是一种圣典”。他还指出，禅宗语录“一方面保持着圣典的权威，另一方面又包含着低俗离奇的言词”，是“具有两种相互矛盾含义”的典籍。

柳田还考察了“语录”这一名称在禅宗历史上出现的年代。他指出，“在语录这一名称得到一般化之前，即自六祖惠能的徒孙之后，禅的第一手数据，或被称为语本，或被称为广语，或被称为语要，或被单单地称为语。将它们集合起来，一方面编纂了通史，另一方面还编纂了语录全集，于是就诞生了通常称呼的语录”。柳田对“语录”形成过程的分析极其明快。

柳田的目的在于对“语录”在禅宗史上出现的经纬进行历史的考察。其中，他特别注意的是，在“语录”的形成过程中，《六祖坛经》拥有了作为真正含义的“经”的权威。我们知道，《坛经》虽然称作“经”，但在内容上实属于禅宗的“语录”之类。柳田认为，无论是神会的《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还是《六祖坛经》，它们都是关于戒坛授戒的说法记录，这些“坛语”的记录后来演变为《坛经》，于是出现了将祖师的“语录”称为“经”的现象。这一现象的特征，在于“将佛陀与祖师同格”，构成了“禅佛教的特色”。但是，柳田还指出，这种现象并非始于禅宗本身。他认为，从道宣的《关中创立戒坛图经》《祇园图经》可以看到，有关戒坛的规定，“并非单单是著作，而是经典”，因而与戒坛规制的性格应该具有密切关系。这样的观点极富新意，对以后的《坛经》和语录所具有的特性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何燕生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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