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田圣山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禅宗学者，他擅长禅宗文献的梳理，特别是在初期禅宗文献的历史研究方面，如前所述，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与此同时，柳田又是一位富有思想个性的禅宗思想史学者，他关于临济以及《临济录》长达二十余年的“寻梦”，可以说如实地反映了他在禅宗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奋斗历程。           

然而，柳田关于临济义玄和《临济录》的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柳田正式发表临济义玄和《临济录》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之间，而开始着手研究，似乎时间更早，可以追溯到50年代。他回忆自己研究临济的动机时，明确指出他结合河北的历史地理环境，试图重新解释临济义玄，是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切为了抬高战意的一种反省”；阅读《临济录》，目的是“以摆脱战争中的咒符”，而且，还说，“临济以及《临济录》，是人性解放的一种票据”，等等。由此，我们不难知道，柳田关于临济的“自由理想人格”的叙事、批判宋代临济禅的“格式化”、重唐轻宋、强调应该把临济义玄视为一个历史人物还原到唐末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临济义玄到底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呐喊者，赤裸裸的“人”思想的表达者，不能不说多少也参杂着柳田对临济的一种想象；就像他评价铃木大拙的临济解释是“战后民主主义的第一步，并不是什么临济的思想”一样。             

柳田圣山基于自己独自的问题意识而对临济义玄禅学的“自由理想人格”的想象和关于《临济录》的“寻梦”，其实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他精神世界的一个客观的映照。柳田在前述《禅思想》一书中这样叙述他对自己寺院出身的身世和现代化日本社会世态的看法，指出他很早就对自己的出身感到厌恶，曾不只一次地憎恨，下决心什么时候偷偷地离寺出走，还一度决意以参加战争来清算如此无用的自己——许多朋友战死在沙场，自己却被留下；青春时代，曾一度阅读过的《资本论》《精神现象学》、克尔凯廓尔、陀斯妥耶夫斯基，然而自己心量狭小，与这些长期无缘，而唯有宿命性地注定自己出身的禅的传统，是自己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柳田感叹经济高度增长给日本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说自己曾经在禅寺中感到的相同的空气，现在业已扩散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还说，故乡也不复存在，曾经是墓地的山岭遭到削割，汽车所排放出来的气体使树木绿叶惨遭伤害，乡下也不是公害列岛的世外桃源；水俣的病菌已进入村庄的友人们的家庭之中，等等。结合柳田这些心灵独白式的文字，我们对于柳田之所以将毕生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寻梦”《临济录》的思想背景，似乎并不难以理解。在宗教与学术、僧侣与学者、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柳田感到了一种困惑，这种困惑促使他在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孤独感，而《临济录》中所塑造的“疯狂”临济和“疯癫”普化的形象，便给他孤独的精神带来了慰籍，成为他向往的对象和讴歌的偶像。柳田对《临济录》的一系列的“格义”，其实是一位思想孤独的禅宗学者的心灵写照。

作者：何燕生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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