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卢德罗教区教堂坐椅托板上的“吞噬头”绿人

在访问罗曼或哥特风格的欧洲大教堂或修道院废墟时，若你慢下脚步，仔细观察建筑阴影中的柱头或过梁，有时会看到一个神秘诱人、又隐隐令人不安的艺术形象：一颗男性的头颅，口中喷涌出植株，四周被浓密的藤蔓或树叶包围。这种头颅的雕像在英语中被称作“绿人”（Green Man），从古典时期到中世纪甚至现代，它一直蛰伏在诸多异教和基督教建筑的角落，别名“绿叶中的杰克”（Jack in the Green）、“五月国王”（King of May）或者“花环人”（Garland）。该形象同样盛行于欧洲各地，它的法语名字包括：“绿人”（l’homme vert）、“树叶头 ”（la tête de feuilles）、“叶面具”（le masque feuillu）和“树叶人”（le feuillu）；在德语中它同样被称为 “绿人”（der grüner Mensch）或者“叶面具”（Blattmaske）。“绿人”作为一个贯穿古代至文艺复兴艺术的有力形象，一直被看作大自然力量的象征，一种生命力的缩影，一个拨开叶片向外窥视的精灵，一类魔法师、恶作剧者或者罗宾汉。这一形象看似沉睡在文明的背光处，两千多年来却从未销声匿迹，在今日英国，仅仅伦敦一城中就有至少11座名叫“绿人”的酒吧，它们的招牌常是一颗吹着号角的绿人头颅，暗示着绿人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关系。

▲阿兰·凯格-史密斯设计的“小绿人”圆碟

现代民俗学家们常把 “绿人”形象追溯到前基督教时期的异教文明，尤其是古凯尔特和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中的“头颅崇拜”。在这些文明中，头颅是神灵栖居的地方，是人类的肉身唯一能“分享”神性的部分，亦是灵魂的居所。头颅是容纳知识、灵感、预言的宝座，甚至具有抵御魔鬼入侵的辟邪之力。因此，古凯尔特人有在神龛、门廊或井边安放头颅的习俗——经过处理的真人头，或者木雕石刻的人头。许多中世纪圣徒传中亦保留了种种围绕“头颅崇拜”的叙事，比如 12至13世纪中古威尔士语神话集《马比诺吉翁》（Mabinogion）中记载的“有福的布兰”就是这么一位凯尔特圣人：他的头颅被砍下后，7年内持续与友人们谈笑风生，又过了80年才陷入沉默，被埋在一个名叫Gwynfryn（威尔士语“白山”）的地方，即今日伦敦塔所在地——埋时面向法国，因为这颗头颅具有守护不列颠免受外族侵略的魔力。至今萦绕伦敦塔的乌鸦据说亦与布兰的头颅有关，“布兰”在威尔士语中意为“乌鸦”。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境中，冰岛史诗《埃达》（Edda）中记载了奥丁曾将霜巨人密弥尔的头颅保存在井中，每当遇到无法决断之事，奥丁便会前往密弥尔之井，向这颗仍能说话的头颅索要神谕。

▲德国班贝尔格教堂梁托上的爵床科树叶人面

除了作为知识和灵性的宝座之外，“头颅”还是另一组紧密相连的概念的象征：生命力、生殖力、季节更替、时光流传。这或许也是“小绿人”形象流转范围如此广泛、影响如此深远的原因之一：“绿人”口中喷涌而出的树叶仿佛自然界力量的凝缩，是植物乃至一切生命能量最直观的视觉符号。建筑与雕塑中“绿人”形象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大类：“枝繁叶茂头”（foliate head,被绿叶萦绕的头颅），“吞噬头”（disgorging head,口吐藤蔓的头颅）和“吸血头”（bloodsucker head,从七窍均喷涌出绿叶的头颅），三者都与一些表现为“头颅”的异教神的艺术形象十分相似。在凯尔特神话中，头颅神名唤刻努诺斯（Cernnunos），是野性生命和自然的守护神，常被雕刻成一颗生着雄鹿犄角的头颅，见于地界石、立柱和大型器皿的外表。在希腊神话中，头颅神由酒神与大洋神的艺术形象结合而成（盘绕于酒神发间的葡萄藤变为海藻，缠住大洋神的头颅），因而被称作狄俄尼索斯-俄刻阿努斯（Dionysius-Oceanus），一些学者将这一形象溯源至狄俄尼索斯秘仪中使用的酒神面具，或是古希腊羊人剧中演员佩戴的面具。

▲几位著名的“持头圣人”

这些异教神祇的头颅实际上就是一种“绿人”形象，若要追溯到比凯尔特与北欧“头颅崇拜”和古希腊酒神秘仪更古早的“去文明化”的过往，我们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一种植物的拟人化形象（anthropomorphosis），尤其酷似老鼠簕等爵床科复叶植物。爵床科植物大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覆盖能力，善于寻找缝隙或钻透坚硬表面为自己开路。传说古希腊建筑师卡利马库斯在游历柯林斯时，偶然在一名少女的坟头目睹了从瓷砖中探出头的爵床植物，遂用这一植物形象设计了柯林斯式柱头。在基督教艺术中，已知第一次出现的“绿人”形象也是在墓葬装饰中找到的——位于法国普瓦捷的圣女阿布蕾（St Abre）的墓石上雕着一尊从鼻孔里喷出爵床植物的人面（约作于400年）。进入中世纪后，诸多异教图像都在基督教向欧洲全境扩张的过程中遭受打压进而湮灭了，何以“小绿人”不仅幸存下来，还至今占据着不少罗曼和哥特大教堂门楣、廊柱和檐角的显赫位置？

▲奥丁手持密弥尔的头颅

艺术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绿人”入侵发生在6世纪的德国特里尔：尼科提乌斯主教为了重建5世纪时被法兰克人烧毁的特里尔大教堂，从附近一座哈德良时代的神庙废墟中搬来了大量巨石，并把一些四面刻有“绿人”的柱头直接安在了新修大教堂的柱基上——还是在中殿和耳堂交叉口的醒目位置上，这座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教堂之一就这样堂而皇之地为一个异教图像提供了合法的位置。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合法性源自《约翰福音》中基督自称是葡萄藤的章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约》15：1）；“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约》15：5）。我们认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十字架”一词在诸多印欧语言中都源于“树”一词）本就与树木意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仅是通过《旧约·创世记》中的生命之树 （到了公元3世纪，生命之树通常已被描述成一种位于各各他的世界中心之地标，树根处喷涌出一眼救赎的泉水）；在《新约》次经《黑马牧人书》中亦提到一棵“遮盖着山岭平原和整个地面”的巨大柳树，它被称为“天主圣子”的象征（《黑·寓言第八》）。“绿人”背后植物神灵的重生能力同样蕴含在“复活”这一核心基督论事件中，异教的“头颅”就这么缓慢悄无声息地渗入基督教艺术深处，甚至狡猾地化身为圣子的头颅——几乎算得上艺术史上最惊世骇俗而又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一场变形记（metamorphosis）了。

▲法国巴黎圣母院左门廊处持头的圣德尼

不管怎么说，由于圣徒叙事图像学中有将圣徒与其受难时的刑具画在一起的肖像传统（比如圣凯瑟琳执轮子，圣劳伦斯执烤架，圣巴多罗买执匕首），而死于砍头的圣徒又人数众多，我们今天可以在雕塑和手抄本中看到大量提着自己脑袋的基督教圣人（120位之多），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持头圣人”（cephalophores）。当然，这些圣徒肖像距离“绿人”和异教头颅神的艺术形象已相去甚远，但我们仍能看到受难、死亡与新生的主题在“头颅”中不断发展和变奏。

作者：包慧怡 复旦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讲师

编辑：周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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