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行吟图

历来关于《资治通鉴》为何不载屈原的意见，不外乎两种：或讥司马光疏漏，或强调《资治通鉴》有不录文人的原则。笔者认为，如果能从《资治通鉴》史料来源，及其去取原则入手，重新考察这一问题，或许能找到新的可能性答案，并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资治通鉴》打开一扇窗。

对《资治通鉴》不载屈原的质疑

《资治通鉴》不载屈原事迹的质疑，在这部经典著作问世后不久就出现了，而且是来自与该书颇有渊源的刘羲仲。刘羲仲字壮舆，是司马光编集《资治通鉴》三助手之一刘恕的儿子。他曾编过一部《通鉴问疑》，记录了司马光和刘恕之间讨论 《资治通鉴》编纂若干事项的对话，是后世学者了解、研究《资治通鉴》的重要参证资料。

《通鉴问疑》还有一部分是刘羲仲读《资治通鉴》产生的疑问，共八题，其第一题即讨论屈原：

汉之薛包、茅容等，旧史止附别传，《通鉴》具载事迹，不可不谓广记。而淮南王、太史公皆称屈原《离骚》与日月争光，《通鉴》乃削去屈原投汨罗、撰《离骚》等事。历代儒林、文苑、隐逸传，直十削去七八。《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此羲仲所疑一事也。

刘羲仲把这些疑问汇编之后，向当时硕果仅存的 《资治通鉴》编修元老范祖禹请教。很可惜，在现存文献中，没有留下范祖禹的正面回答。这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争辩空间。

刘羲仲这句“《通鉴》掩日月之光”，被后世很多讥议司马光的学者引用过。如清代学者蒋骥在《楚辞余论》卷下中说：“呜呼！沅湘沉流，温国乃削而不书，《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宜为刘壮舆所讥也。”李光地也有类似议论：“《通鉴》于己所不喜者，并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于己所疑者，辄删去之，如《隆中对》是也。昔人评孔子作《春秋》，录毫发之善，温公作《通鉴》，掩日月之光，指屈平也。”（《榕村语录》卷二十一）李光地认为《资治通鉴》不载屈原，是司马光主观上的“不喜”。这个判断本身也很主观。

通过改写《资治通鉴》而自成一格的《资治通鉴纲目》，显然也对司马光不录屈原持异议，故在其书中作了补充交代：

初，屈平为怀王左徒，志洁行廉，明于治体，王甚任之。后以谗见疏，而眷顾不忘，作《离骚》之辞以自怨，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终不寤也。其后子兰又谮之于顷襄王。王怒，迁之于江南。原遂怀石自投汨罗以死。（《资治通鉴纲目》卷一）

《资治通鉴纲目》虽出自赵师渊之手，考朱子《楚辞集注序》云：“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晦庵集》卷七十六）想来这个补充也能体现朱熹的意见。托名王应麟所作的《通鉴答问》对《纲目》的这一补充大为赞赏：

或问：屈平之事 《通鉴》削之。《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昔人尝有是言，亦必有意矣。曰：《春秋》编年之法，至《通鉴》而始复。若屈平、四皓之见削，扬雄、荀彧之见取，其于《春秋》惩劝之法，若有未尽用者。此朱子《纲目》之书所为作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余亦曰，屈平虽忠，得朱子而心益着。（《通鉴答问》卷二“屈平”条）

为司马光辩护

以上是质疑《资治通鉴》不载屈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字。相应地，为司马光辩护的声音，也早已出现。生活在南宋前期的邵博就试图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淳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沈汨罗以死。所著《离骚》，汉淮南王、太史公皆谓其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 《考异》中无之。（《闻见后录》卷十）

文中虽然也引用了刘羲仲“掩日月之光”的讥评，但整体上邵博还是相信司马光这番取舍“当有深识”，只是作为读者，他没弄明白司马光的“深识”在哪里。纠结就在于，邵博能够理解 《资治通鉴》不载空文的原则，但《离骚》明明不是空文，屈原也不是与政治绝缘的纯粹文人。

针对邵博的疑问，年辈稍后的南宋学者费衮给出了一个解释：

予谓三闾大夫以忠见放，然行吟恚怼形于色词，扬己露才，班固讥其怨刺。所著《离骚》皆幽忧愤叹之作，非一饭不忘君之谊，盖不可以训也。若所谓与日月争光者，特以褒其文词之美耳。温公之取人，必考其终始大节。屈原沈渊，盖非圣人之中道。区区絺章绘句之工，亦何足算也！（费衮《梁溪漫志》卷五“《通鉴》不载《离骚》”条）

这段文字可以和前揭朱熹《楚辞集注序》对读。与朱熹的观点相反，费衮并不认为屈原的行为是出于爱君之诚，不仅恚怼怨刺，且有悻悻露才之嫌。所谓可与日月争光者，仅为文辞之工整。虽然屈原不是单纯的文人，但他的爱君只是表象，所以《资治通鉴》仍然有充分的理由不予记载。通过这样的解释，费衮弥缝了令邵博感到困惑的问题。

后来顾炎武也专门谈过这个问题，仅仅聚焦在《通鉴》不载文人这一点上，反而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日知录》卷二十六“《通鉴》不载文人”条：

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 ‘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

‘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

顾炎武似乎没有注意到邵博和费衮的“对话”。这两位南宋学者早已意识到，屈原并不是纯粹的文人，仅仅用不载文人来解释，理由不够充分。且《资治通鉴纲目》所补屈原事迹，也正是体现其忠君爱国的行为，早已跳出“文”的范畴。难怪为《日知录》作集释的黄汝成要在这一条下加案语：“不载文人是也，而屈原不当在此数。谏怀王入秦，系兴亡大计，《通鉴》属之昭雎而不及屈原，不可谓非脱漏也。”所以顾炎武的判断，只可用来解释 《通鉴》为何不载李、杜。

一点反思

黄氏案语可玩味者在于，不仅回到了质疑司马光脱漏的立场，还具体指出了脱漏在哪里。但如果不拘泥于《资治通鉴》文本，从司马光的其他文字中寻找蛛丝马迹，我们会发现，简单的疏忽、脱漏的批评是值得反思的。

司马光写过一组《五哀诗》，凭吊五位遭遇谗言之祸的古人，序中写道：“孔子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甚矣。谗之为害，不可一二数也。聊观战国以来，楚之屈原、赵之李牧、汉之晁错、马援、齐之斛律光，皆负不世之才，竭忠于上。然卒困于谗，不能自脱，流亡不得其所而死。或者国随以丘墟，此其尤可大哀者也。”不仅其中第一首就是凭吊屈原的，司马光甚至在诗中认同了 《楚辞》可与日月争光的说法：“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穷羞事令尹，疏不忘怀王。冤骨消寒渚，忠魂失旧乡。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此外，司马光还有一首以《醉》为题的小诗，也是借屈原事迹抒发幽情的：“厚于太古暖于春，耳目无营见道真。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作独醒人。”除人之外，司马光也论过屈原的文，对骚体的成就有很高的评价。在《答张尉来书》中，司马光说道：“窃见屈平始为骚，自贾谊以来，东方朔、严忌、王子渊、刘子政之徒踵而为之，皆蹈袭模仿，若重景迭响，讫无挺特自立于其外者。”

两首诗一封信，分别让质疑派和辩护派中两种比较极端的意见站不住脚。首先，司马光并不像李光地所说的那样，删去屈原的原因是  “于己所不喜”。另一方面，也未必如费衮所想象的那样，司马光是嫌屈原大节不足取。在这些问题上，司马光恐反不如替他辩护的人辨析得那么细、那么清。

把前文所举的几种意见作个总结，争论的核心点在于：屈原到底该不该算在《通鉴》常例摒弃的文人范围之内？如果话题一直这样纠缠下去，始终得不到确定的答案。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其实是观念对立，不是事实判定。人们也不可能起司马光于地下，当面质询。

不如换个思路，回到《资治通鉴》文本中去，假设屈原可以出现在《资治通鉴》中的话，会是在哪些段落？而事实上司马光又是如何处理这些段落的。从分析《资治通鉴》如何用史料入手，看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认知。

屈原为何失去出现于  《资治通鉴》的机会

《资治通鉴》中，屈原有机会出现的地方有两处，都在第三卷。一是周赧王四年（B.C.311）第二条：“秦惠王使人告楚怀王，请以武关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此后有张仪再度入楚事。《通鉴》这段叙事以“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乃许之”终结，即又听从了张仪的游说之辞。主要文字是根据《史记·张仪列传》改写的。《史记·张仪列传》在“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欲许之”这句之后，尚有以下文字：“屈原曰：‘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

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后而倍之，不可。’故卒许张仪与秦亲。”

但同样是屈原劝楚怀王杀张仪，《史记》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在《楚世家》和《屈原列传》里有不同的说法。《史记·楚世家》：“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史记·屈原列传》：“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对比 《张仪列传》，《楚世家》《屈原列传》所讲述的内容差异之处有二：一是增加了屈原使齐而返的细节；二是怀王后悔，只是张仪已去，追之不及。尤其是第二点，明显与《张仪列传》中怀王坚持采纳张仪之说相悖。这个情节被《资治通鉴》删去，很有可能是《史记》自相矛盾的缘故，且删去之后并不影响之后的故事进展。故事最终是按照张仪设计的套路走的，司马光采用了《张仪列传》作为史源，于是屈原失去了第一次出场机会。

元代学者李冶在 《敬斋古今黈》卷三中对《史记》有这样一段评论：

《屈原传》原劝楚怀王杀张仪，其事纤悉备书。然 《楚世家》载劝杀张仪者乃为昭雎，而屈原没不复见。若以为简策繁多，要使姓名互着，则在《左氏春秋传》有之，在《迁史》故无此例。若以为昭雎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则《屈原传》略无昭睢一言，而原之事迹明白乃尔。两者皆无所据，何耶？此盖旧史去取失当，司马迁笔削时不暇前后照顾，随其所载，各自记之，遂使《世家》与《列传》异辞。

按，《史记》无昭雎劝怀王杀张仪事。《世家》与《列传》异辞者，乃谏怀王入秦事，即下文将提到的屈原第二个可能的出场机会，李冶误记。

《资治通鉴》周赧王十六年（B.C.299）第三条，秦昭王诓骗楚怀王入秦，楚大臣昭雎劝怀王勿行。在此，司马光取的是《史记·楚世家》中的说法。《史记·楚世家》：“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然而《史记·屈原列传》却说：“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

劝怀王勿入秦的究竟是谁，《史记》本文内有两说。关于这一点，上文曾提及，黄汝成也注意到了，他认为《通鉴》将此事属昭雎而不属屈原，乃是“脱漏”。这个判断恐怕有些武断。纪传体史书中，纪传异词是常见现象。在没有相对合理的证据、理由判定哪一说更为准确时，比较谨慎的方法是暂采本纪，这似乎是很多史学家在实践中常用的方法，《通鉴》亦有此例。如卷五周赧王五十一年（B.C.264）“秦武安君伐韩，拔九城，斩首五万”条，依据的是《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昭王）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而《史记·白起列传》所载这次战争的战果是“拔五城”，并非九城。

然楚国为战国之一，在《史记》中没有本纪，但我认为《楚世家》相对于《屈原列传》等楚国名人的传记而言，发挥着与本纪统摄列传相等同的功能。这样理解的话，《楚世家》的史料等级当优先于 《屈原列传》。《资治通鉴》前六卷关于战国的叙事中，是否有其他取世家而舍列传的例子？有，且仍可以《史记·楚世家》与《史记·屈原列传》的差异取舍为例。《资治通鉴》卷三赧王三年（B.C.312）春，“秦师及楚战于丹阳”条叙事，乃综合《史记》中的《秦本纪》《楚世家》《张仪列传》等文献而成。其下文有“韩、魏闻楚之困，南袭楚，至邓。楚人闻之，乃引兵归”，即采用《史记·楚世家》之文。此事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被表述为：“魏闻之，袭楚，至邓”，少了韩国的参与，也缺乏对楚国应对措施的交代，不为《通鉴》所取。

又如卷四周赧王三十七年（B.C.278）第一条：“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烧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徙都于陈。秦以郢为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这段整体上取自《史记·白起列传》，但相比之下，《资治通鉴》少了一个细节。《史记·白起列传》：“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遂东至竟陵”这个细节，《史记·六国年表》秦昭王二十九年的条目中也有。但对比《史记·楚世家》：“（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没有“东至竟陵”的说法。因是楚事，司马光落笔的时候虽主要参考了《白起列传》，但还是依据《楚世家》删去了“东至竟陵”一节。

通过以上数例，我们看到，当世家与列传相龃龉时，司马光舍列传而取世家的案例是多见的。即便不能说是绝对原则，也应该被视为是《通鉴》弥缝纪传矛盾的常用手法。以这一标准反观屈原事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治通鉴》不载屈原事迹，并非由于司马光对屈原其人、其文有何特殊看法而刻意删削，而只是史料选择的自然结果。《史记》所载屈原两次重要的政治参与，都自相矛盾，屈原因此失去了出现在《资治通鉴》里的机会。

当然，这个结论仍然无法完全解释屈原不见于《通鉴》的现象。比如《资治通鉴纲目》所补充的屈原沉江事迹，《通鉴》能补一笔也是可以的。本文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这个案例解示一点：重视《通鉴》的史料来源，及其取舍之意，不仅可以为很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开启新思路，也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部经典著作。

作者：姜鹏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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