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正在做什么？答案很简单，在阅读这份报纸。但从一个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你正在做别的事情：你在发出某种信号，让别人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或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经济学家罗宾·汉森（Robin Hanson）和作家兼软件工程师凯文·西姆勒（Kevin Simler）在他们的新书《头脑中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Brain）中所提出的一个大胆的假设——你看报纸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展示或炫耀，不仅可以吸引伙伴，也可以让你的对手们“瑟瑟发抖”。

在汉森和西姆勒看来，超过90%的人类行为可以解释为释放关于自己的信号。我们的大脑会“自欺欺人”，隐瞒那些我们羞于承认的动机。汉森和西姆具体分析了一些人类行为背后的隐藏动机。比如，人们做礼拜不单纯是为了宗教信仰，也是为了寻求在共同体中的归属感。再比如，兰德公司一项为期7年的研究表明，使用更多医保的人们并没有比那些没有医保的人更加健康，有些人看病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治愈疾病，也是在释放一种对自身疾病感到忧虑的信号。

汉森和西姆勒最具颠覆性的解读是在对教育问题的讨论上——教育不仅仅是在传授知识，也是一种驯化方式，是为了有助于将来的工作这一隐藏动机。书中提到一项研究：来自世界欠发达地区的未受过教育的工人比起发达地区的工人更没有效率，即使是那些简单的重复性劳动。在他们看来，未受过教育的工人不会按时可靠地工作；他们比较迷信；更喜欢通过间接暗示而不是直接命令的方式获得工作指示；无法接受与其预设的文化身份相冲突的任务和角色；完成任务时的路径依赖。但在相对发达的社会，学校教会了这些事情——老师奖励学生遵守纪律，孩子们也被训练得接受测量、评分和排名，由此产生的想要位居前位的进取心，通常会持续十多年，是人类得以驯化的系统性练习。

然而，单一的经济学视角和有意规避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也使得他们的思考存在许多问题。前不久，多伦多发生枪击案，造成十人死亡，根据警方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可能是发泄对女性的仇恨。他曾在Facebook上发文称:“为‘INCEL’（‘非自愿单身’的英文缩写）的复仇已经开始。”该事件发生后，汉森在博客中表示：“那些更难获取性生活途径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和那些低收入人群的遭遇是一样的，他们也可以争取在这个方面的再分配，当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可以暗示性地以暴力相威胁。”针对这番言论，Slate杂志发表批评文章称：“罗宾·汉森是美国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经济学家吗？”显然，汉森的议论缺乏更多维度的视角。从经济学来看，INCEL群体的诉求也许可以被理解甚至应当被满足，但从社会学或是心理学角度看，对女性的歧视、“重度直男癌倾向”可能是他们单身的主要原因，这时就不能仅仅以需求满足的经济学模型来理解。

总的来看，《头脑中的大象》中对“信号的释放”以及“无意识的动机”的强调意在表明，我们行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隐藏的动机本身，而非行为的结果。然而，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并不完美，我们是竞争的社会动物，自私且自我欺骗，但是我们能合作登陆月球”，却反过来承认我们行为的结果比动机更重要，这就自相矛盾了。其实，“我们在发送关于自己的信号”不是新论点：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就在讨论我们发送的信号如何被他者所诠释；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他最知名的著作《区分》（Distinction）中也提到，一个人如何做出选择以便向他者呈现其个人的社会空间，这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这些文本均展示了人类行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头脑中的大象》对信号和无意识动机的关注则是以另一种方式：试图将人类复杂多样的行为简化为单一的规则。

用单一的等式解释复杂的人类行为，这似乎是经济学家们一贯的做法，也是他们的理论目标。文学评论家加利·索尔·莫森（Gary SaulMorson）和经济学家莫顿·夏皮罗（Morton Schapiro）在《美分与感性》（Cents and Sensibility）一书中借鉴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著名的“刺猬与狐狸”的比喻来描述经济学和人文学的差别。狐狸与刺猬的区别，来自古希腊诗人阿尔奇洛克斯的残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莫森和夏皮罗以此类比：人文学家就像狐狸，总是在试图呈现和反映人性以及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经济学家则像刺猬，永远在寻找对复杂现象的统一解释，他们喜欢将庞大而复杂的人类行为简化成等式和模型，诸如供需曲线、反映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关联，等等。

莫森和夏皮罗还以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为例来说明知识分子们对经济学的高度崇拜。贝克尔认为经济学方法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综合方法，他经常强调“所有人类行为都可以被视为追求功效最大化的参与者在各种市场中，在一系列偏好中积累最适量的信息和其他输入的行为”。这一逻辑被贝克尔用来解释一切，包括生育、教育、时间管理、犯罪、婚姻、社会互动以及其他社会学、法律和政治问题。在关于家庭的研究中，贝克尔将孩子视为婚姻关系中特有的资本，这种资本产生的利益是，一对夫妇从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所能获得的快乐。在莫森和夏皮罗看来，贝克尔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钱人相比穷人更不愿意生孩子，因为他们在养育孩子上投入的时间更加昂贵，这意味着“投资成本”更大，因此他们更愿意少量而集中地投资，以获得相同收益。这种解释当然忽略了文化、心理、道德等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

那么，当缺乏道德维度的经济分析作用于实践时会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典型的案例是世界银行曾对非洲盘尾丝虫病控制项目作出的一项评估。盘尾丝虫病也被称为河盲症，是一种寄生虫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流行，会致人失明。1974年，七个西非国家聚集在一起，与捐助者联系并开始创建由世界卫生组织监督实行的盘尾丝虫病控制方案。该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它防止了成千上万人失明。然而，参与该方案的经济学家无法证明这项计划是值得的，因为受到帮助的人实在太贫穷了，拯救他们的视力不会带来经济效益。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称，“减少由盘尾丝虫病引起的失明和痛苦有人道主义好处”，但是，“这些好处从本质上讲是不可测量的，在这里我们不能计算”。换言之，盘尾丝虫病控制项目改善了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生活，这是该项目如此令人敬佩的原因，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项目在经济学上并不值得。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差点中止一项被广泛认为是非洲历史上最成功的卫生干预措施。幸好，这个故事有个圆满的结局：1987年，拥有伊维菌素（一种防止河盲症的药物）专利的制药公司默克决定永久地将它送到需要它的国家。

莫森和夏皮罗总结道，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存在三种偏见：第一，它忽视了文化的作用，总是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纯粹结构性解释；第二，它不能真正解释规范或者处理规范性问题；第三，它不注重叙述，忽略了要了解一个人就必须讲述关于他的故事这一事实。对此，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利用人文学科的研究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来拓宽视角，并将这三个缺失的因素重新引入经济学——“现实主义小说是狐狸的领地。人们普遍认为的‘情境伦理源于实际案例’的这种说法是非常糟糕的。托尔斯泰已经在他的小说中意识到抽象原则不应该超过人类现实。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明确阐述过的一个哲学中的古老概念：有些事情不能只靠一般陈述解决问题。”因此，莫森强调，要通过阅读伟大文学来锻炼我们的思考习惯。夏皮罗也举例指出：“阅读小说时会发现，有些主人公好像不知道该使用哪个叉子，有错误的乡下口音……这能让你更好地预见现实生活中那些更贫穷的学生在刚接受精英教育时的不适应，并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断裂。没有人比简·奥斯汀更好地解释这一点。”

类似观点也出现在哈佛商学院教授米希尔·德赛（Mihir Desai）的《金融的智慧》（The Wisdom of Finance）一书中。“智慧”正是金融领域所缺少的。德赛为金融与社会其他领域的脱轨而感到遗憾，并试图通过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来解释和理解经济学概念，将基本的金融原则与人文学科中对应的实例相结合，“通过人文科学的棱镜考察金融，将有助于我们在金融中注入人性”。

反对声音也有。《伦敦书评》编辑、小说家约翰·兰彻斯特（John Lanchester）对经济学思考中融合人文视角的想法就不置可否。他认为：“刺猬不想向狐狸学习，现实主义小说是公式的庄严敌人，将行为简化为规则与关注人类的各种复杂性和特殊性，这两件事情是截然相反的。”

（本文综合编译自John Lanchester发表于《纽约客》的文章“Can Economists And Humanists Even Be Friends?”和Richard Bronk关于《美分与感性》的书评）

编译：陈瑜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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