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贺绍俊

真记不清也说不清我俩是如何开始合作写作的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行为绝对既没有事先的“预谋”，更没有周密的“策划”。其处女作的“诞生”好像就是我们曾经就某一个话题讨论过且争论过，于是其中的一人将这个过程形成了文字，因其内容终究是彼此讨论的产物，很自然地也就署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如果说我们的“处女作”诞生于偶然，那后来的合作则的确是有意而为之了，客观上是因为我们处于那样一个环境，只要不是自己懒惰，想不研究不讨论问题都不行，而研究与讨论的结果之一则必然是不断激发表达与写作的冲动;主观上则是由于有了第一次的合作，再往后便是谁也不好意思“单干”，于是无论是哪一方有了表达与写作的冲动时，便去征求对方的意见尔后成文。

说来也奇怪，当时像我俩这样“合伙”的还绝非“一花独秀”，比如李洁非和张陵、费振钟和王干、辛晓征和郭银星、汪政和晓桦、盛子潮和朱水涌，等等，以至于有人将此称为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界值得研究的一种“双打现象”。

作为“批评双打”选手中的一对，我们也曾觉得那个时代热衷于“批评双打”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并没有细想过这是否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直到30年后的今天，当我俩重新捡拾起过去的那些合作成果，便在缅怀80年代那一段峥嵘岁月的同时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也许，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的批评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双打”的方式进行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与80年代的文化精神有着某种契合吧。

那是一个让文学理想之花激情绽放的年代，我们沐浴着80年代的文学精神一路走过来，因此一直心存对她的眷念。那时候，我们被各种新奇的理论所震撼，这些新奇的理论也激活了我们的大脑，各种“奇谈怪论”由此应运而生。我们聚在一起，就愿意“高谈阔论”，每一个人都有新的想法和新的见解。相聚和讨论，成了80年代的文化时尚。“沙龙”一词在当时并不流行，可那时候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有着大大小小的“沙龙”式聚会，或者在我们的单身宿舍，或者在下班后的办公室，或者在某一个周末的郊游，或者在某次会议的间隙。我们的讨论是热烈的，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心态则是平等的，谁都可以反驳他人的观点，谁同时也会认真倾听他人的申辩。现在回想起当年的场景，才体会到那种心灵的自由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精神享受!　我们能够在当时为自　己开辟出一个心灵自由的空间，实属不易，当然我们也在这个空间里真正享受到　自由的愉悦。

还得说说我们在讨论中的态度。在刚刚经历了一个知识荒芜的年代后，我们开始参与到文学批评时，备感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这样的条件客观上带来了一种良好的讨论风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于是在讨论中，我们多半都愿意听到补充、修正、甚至反驳的意见，通过对这些意见的听取和消化，忽然就觉得自己的思想更加完善和成熟。“批评双打”就是在这样一种良好的讨论风气中悄然敲定下来的。

行文至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批评双打”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在当时自由平等的讨论中，想必会有其中的某两位发现互相之间更容易理解，思维方式相对接近，两人通过互相之间的切磋总会将思想观点变得更完美。于是他俩便说“我们一起合作吧”。由此看来，促成一对又一对的“批评双打”的外在条件是:自由的意志、平等的讨论、真诚的对话和互补的思维方式。这一切，应该同时也是80年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当然，这些并不是80年代文化精神的全部，但却是格外珍贵的部分。今天我们一谈起80年代便流露出浓郁的缅怀之情，这其实并不意味着我们想要回到过去，而只是希望80年代的那些珍贵的精神内涵能在今天再一次复活。当然再一次复活的目的也决不是为了产生出新的“批评双打”，而是为了疗救当下文学批评的病症，让文学批评变得更加真诚也更加有力量。

重读当年的旧文，特别是比照今日之批评，不说整个话语至少也是不少话语，夸张点说就是基本的话语体系都颇有恍若隔世之感。这不知是滑稽还是讽刺?　我们不敢说自己当年就是“先锋”“新潮”，但起码属于“青年批评”之流，至少不保守、不封闭。二三十年的时光，在人类批评的历史上不算短但也不是很长，居然就会有“隔世”之感?　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还是将缘由归结于时光，正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特别是当时代巨变之时，这种更迭或许也会随之更快。因此，产生所谓“隔世”感很正常，大可不必失落、不必惆怅。不过就文学批评而言，变与不变其实又总是并存的，批评的话语体系可以变，也必然要变，无非是变的节奏、变的时间不同而已，但有一点则应该是变化中的永恒，那就是无论你操持什么样的语言，秉承哪样的体系，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的深切感悟、纯真体验和生命的投入不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不同年代、不同时代的文学批评，既要观察变的地方，也要体会永恒之处，这或许也是“陈言”存在的价值与理由吧。

坦率地说，其中一些看法我们自己今天也未必赞成，或者至少也不会像当年那样生涩地表述。尽管如此，在编辑　《批评双打》　时，我们除修改了若干错别字外，其余一概保持原样，因为这就是80年代文学现场的一个缩影。一篇篇旧文，看似碎片一堆，但拼接起来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文坛的一幅小小缩影?　那真是中国文学的一段流金岁月!　之所以称其为“流金”，其标志大致可以用如下两个句式来表达:一是文学逐渐走向开放与多样;二是从事文学活动基本比较纯真，没那么多功利，也没那么多恶俗。

先说开放与多样。那个时代的文学与批评，其技艺或许不及现在娴熟与绚丽，其语言也没有今日之洋气与深奥，但它们的确好似一个怯生生的稚童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从本能地大声疾呼到逐步地安静下来，继之为反思而蹉跎、为改革而欢呼、为“寻根”而跋涉、为“现代派”而彷徨……从80年代开始文学的风光无限直到后来的“轰动效应”虽然逐渐失去，但一个开放与多样的文学大格局则是不可逆转地固化下来，比之于单一与封闭，这自然既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文学的幸事。

再说纯真。相比于当下，80年代绝大多数从事文学与批评活动的基本态度与氛围的确值得怀念与尊重。在我们合作的一些文章中，有的记录了那个时代频频争鸣的场景，有的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一些当红作家的当红作品，这些行为如果放在今天一不留神或许就要惹上官司，或许也会被恶炒得失去本真意义。如此这般既不意味着今天人们的法制观念或维权意识有了多大的进步，也不证明今日传媒之如何敏感，而只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纯真的失去与恶俗的泛起，透出了变态的名与利二字。有人将这一切归咎于文学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其实未必。的确，伴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市场化转型，文学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去。客观地说，文学的市场化可能会对少数人的趋名逐利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市场化绝对既不是文学的灾难，也不是影响文学发展的洪水猛兽。无论文学的市场化程度如何，都不能成为从事文学活动失去纯真而沦为恶俗的借口与理由。纯真之于文学，与“写什么”和“怎么写”无关，它更是从业者的一种基本素质与内在情感，缺乏纯真注定不可能为文学的大家。至于恶俗则更永远是文学的天敌。

(作者分别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

20世纪80年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潘凯雄、贺绍俊二人曾经合作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发表在多种报纸杂志上。日前，作家出版社将这些文章收集出版，以　《批评建构》　《理论视角》　《文本分析》　《二人论辩》　《跨界反弹》等栏目予以分类，计50万字。阅读这些文章，约略可以窥知那一个文学气场极为强盛的时期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主要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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