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首席记者 王彦

还记得浑身都是痒痒肉的小铃铛吗？还有那个生来带电的孩子呢？曾幻想过能听懂动物的语言吗？或者干脆牵只大熊猫出门遛弯？

不出意外，80后的人会记得，这些分别出自《小铃铛（续集）》《霹雳贝贝》《大气层消失》《姣姣小姐》。记忆神经挑动的时候，说不定还能哼上一两句“北京小妞，果然风流……”当60岁以上的长辈伴随《祖国的花朵》成长，50岁人的记忆中还有《马兰花》的芬芳，40岁的朋友迷过《城南旧事》，30岁人的童年有《霹雳贝贝》们，20岁一代尚有《长江七号》，新世纪里出生的孩子拥有什么？

眼下的院线里，《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摩尔庄园》是家长们仅有的选择。再过些日子，两部《爸爸去哪儿》也能勉强凑数。明明寒假连着春节已能算作一年里儿童电影相对丰富的时节，可为什么还教人生出无力感——孩子们的电影午餐，难道只剩动画片与综艺节目衍生品了吗？怎奈时间奔流向前，中国的院线票房逼近300亿元时，孩子们却没有故事片可看了。

一个人一家厂，一边孤独“长跑”一边拒绝标签

要想知道儿童电影的现状，看看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境遇即可一目了然。一个人一家厂，一个厂名、一位厂长，建厂30余年，曾拍出过《霹雳贝贝》等65部大电影，获得过120多个奖项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已经沦落至斯。

虽然其直接原因是中影集团的成立，儿影厂被合并入集团后，其制片任务主要由中影动画产业有限公司来承担，“儿影厂”只作为一个出品单位厂标被保留了下来。但深层原因不言而喻，即国产儿童电影的整体衰落。进入新世纪以来，国产电影的票房突飞猛进，儿童电影却举步维艰，专门奖掖儿童少年电影的奖项“中国电影童牛奖”也在走过20年后，于2005年委身为华表奖一个单元——此命运与儿影厂如出一辙。

令人玩味的是，即便一直在制作儿童电影的道路上孤独“长跑”，但儿影厂的光杆司令江平常常拒绝外界在其作品前冠以“儿童电影”的标签。“一说儿童电影，院线里就很难有生路了。”江平坦言，困于投资紧缺、制作简单，近年来的儿童电影在院线经理眼里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在名导视线中更是沦为难以名利双收之作。殊不知，许多人才都曾与儿童电影结缘——尹力的第一部电影是《我的九月》，冯小宁由《大气层消失》首执导筒，彭晓莲则是从《我和我的同学们》起步的，就连张艺谋还在1999年拍摄过《一个都不能少》。

然而，当新世纪里社会的日新月异不断侵蚀着人心的安顿与平静，张扬与躁动便不足以概括浮泛的市场指向。比起料理“小儿科”，给90后们拍青春片仿佛才是现时制作人的“正道”。

一年50部，一小半“见光死”一大半压仓底

资源单一流动，所以儿童电影的制作就无人问津？其实不然，按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侯克明的说法，我国2010年之后的儿童片年均产量70部，刨去20部动画片，还有50部故事片，“放眼世界，年均50部这一数字都是不多见的”。问题是，这50部中绝大多数在压仓底，仅有一小部分在院线里“见光”即死，匆匆下线。比起潘冬子、小英子、三毛、张嘎，这些记忆深处鲜活的形象，2000年后还有什么能让人印象深刻，或再降低些难度，能叫得出名字的儿童电影吗？几乎一片空白。每年有多至50部儿童片面世，可为什么多数影片闻所未闻？

《霹雳贝贝》编剧张之路直言：“除院线不够支持以外，片子本身质量也有问题。保障质量的，是人力与财力。但可惜，现在的投资人倾向简单：一看导演，二看明星。对于儿童片，这两方面都不具备，也就成为此类电影的发展死结。”关于儿童片演员难觅的问题，曾于2年前拍摄《孩子那些事儿》的王竞有深刻记忆。她去面试儿影厂签约的小演员，却发现他们的表演简直程式化，“连笑容都是固定的，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这样的小大人”。

当编剧们不屑与孩子平等对话，以他们的视角观察世界；导演们不愿俯下身姿，以责任而非票房来衡量价值；小演员早早染上世俗，不再有未经世事的眸眼与漫无边际的想象力，那儿童片的拍摄必将进入恶性循环、举步维艰。

所幸，还是有人意识到该把儿童电影当作公益，他们固执前行，希望为孩子们求得一方诗意的栖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