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社会正进行着剧烈的变革，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如果经常看新闻，会发现，舆论相对更关注城市，尤其关注大城市里外来的年轻人。当然，也有很多舆论是关注乡村的，但无论关注的广度还是讨论的深度，似乎都“浅尝辄止”。而且，据我观察，新闻舆论里描述的乡村状况，是非常单一的。

2018年3月17日，新经济观察微信公众号发了一篇访谈，《陈锡文：中国农村还有五亿七千万人，判断乡村情况要靠科学统计而不是返乡故事！》。访谈第一个问题，就涉及到这几年舆论场里很热闹的“返乡观察”。“和农业打了近五十年交道的陈锡文”说，那些回乡记录他大多都看过，“但那就是一个个‘故事’，故事具有特殊性，不一定有普遍性。”又说，“我们有三万多个乡镇，60万个村民委员会、317万个自然村。每个村庄状况怎样？作者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村、一个地方，整个农村到底是个什么样，不可能靠讲故事完整地反映出来。破败的、黑恶势力横行的农村，肯定有，但漂亮的、发展好的农村也有……现在一提到农村，就说‘空心化’‘老龄化’。我就在想：那年年粮食增长，这粮食是谁打的？农民收入年年增长，又是怎么回事？”

陈先生这篇访谈在网上很容易搜到，在此不多引用。我很认同陈先生对乡村的看法。稍微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当下的文学作品对乡村的叙述，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空心化”“老龄化”等等。前阵子在成都，听徐晨亮兄谈论当下农村题材的小说，说关键词仍然是“村长寡妇大黄狗”。中国那么多乡村，为什么呈现在文学作品里会如此高度雷同？我想，不是因为中国的乡村雷同，而是写作者的思维实在太过雷同。

我们书写乡村，究竟有多少是来自自身当下真实的乡村经验或调查？有多少是来自对过去的怀念？

更有甚至，有多少是来自新闻报道或道听途说？我不是要否认乡村的“空心化”“老龄化”以及乡村凋敝、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这些现象，而是想说，还有别的模样的乡村么？至少，在我的个人经验里，乡村不完全是这样子的。

我在很多个场合，也在不少短文里谈论过我的老家。比如前阵子发表在《文学报》上的短文《村中岁月新》，写简阳荷桥村，牵出我老家的一些情况。但那篇短文，毕竟主要是写荷桥，在此想更具体地说一说我老家。

我老家在云南施甸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汉村。汉村可不像很多小说或新闻报道里说的那样破败凋敝，很多人家盖了或正在盖二层或三层的小楼，我家的是七八年前盖的，三楼顶上摆了很多大缸，种了火龙果、柠檬等；二层楼顶有个底部镂空的亭子，亭子四周和底下储满水，水里养着鱼。我回家趟在床上，夜深人静时候，能听到鱼在屋顶哗啦哗啦游动。汉村当然也有很多人外出打工，但留在城市的至今没听说过，打工只是权宜之计，赚了钱终究是要回来的，回来做什么呢？盖房子啊，汉村才是他们的家。相邻的几个村子，莫不如此。站在家里三楼楼顶望出去，到处是白色小楼，村落之间都是水泥路，村外田畴整饬，四季轮替，种了水稻、油菜、荷花或者小麦，有的不再种粮食，而是集中起来种葡萄、西瓜、梨等等经济作物。

这些是我老家乡村的外观，再说说老家的年轻人。村里年轻人是少了，但也有一些。打牌喝酒赌博的当然有，但也有一些在认真做事，从各个层面改变着乡村。

比如一个朋友承包了大片土地，做了一家农庄，种植洋芋等农作物，还种植大片桑树和草莓，让人去采摘。我也去过几次，吃到了很好的桑葚和草莓。这或许还不够特别，不够成为乡村的“新人”形象。那以下几位，或许足以称为乡村“新人”吧？

施甸银川村有个“壹坤窑”。“窑主”庆坤到外面学习烧制陶瓷的技艺后，回到村里开设了壹坤窑，自己做自己烧自己卖。上次我回老家，在庆坤家布置得鸟语花香的小院，亲自体验了一把做陶的过程——当然，我做出来的肯定是歪瓜裂枣。过了几天，开窑了，我们又去，发现还有几个人是从隔壁县来的，他们很快挑选了一批买走。那天，庆坤家恰好有水稻要收割，都在讨论收割机怎么进到田里。那可不是一亩两亩水稻，而是二十多亩。庆坤和相距不远的永华、永平兄弟一起租的稻田，说是不施化肥不打农药，自己种了自己吃。庆坤的母亲和我们同桌吃饭，有点儿鄙夷地说，怕是五百斤一亩都收不起。

再说永华、永平兄弟。两兄弟一起合力盖新房，房子一共四层，面向院子的那面墙，整个一面落地玻璃。我头一次去，惊讶得不知说什么好。这样的房子出现在村里，和很多人对乡村的想象是严重不符的，甚至可以说，简直冒犯了那些觉得乡村衰败的人。永平原本在昆明电视台有工作，前几年选择回到村里来。永平说，他们盖这房子，还是和父母妥协后的结果。我想，如果不妥协，盖出来的房子会是怎样？

永华、永平兄弟还有更大的“野心”，他们和另外两位朋友，学斌、雪娇夫妇一起在深山里做了一处类似农家乐，但已远远超越农家乐的生活空间，叫做“东篱风雨”。这是升级了的乡村景观，田园、房舍、游乐设施一应俱全，俨然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说起学斌，他虽然居住在县城，但来自农村。对施甸这样的边疆小县来说，县城和乡村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去年吧，学斌组织了很多同辈人，每到周末便到县城三馆广场边弹吉他唱歌，渐渐聚拢起不少人气，现在是挪到某地产老板提供的专门空间去了。到学斌家闲坐，和他父母聊天，他父母言语间，对他们夫妻做的这些事也颇不能理解。

讲这几位朋友的事情，我都说到了一点，就是他们和父母的“矛盾”。之所以有矛盾，不是因为利益冲突，而是因为观念相左。他们已经全然不是父母那样把自己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了。他们从旧有的乡村传统里走出来，成了全新的乡村年轻人。这篇短文的题目叫做“乡村里来了个年轻人”，自然是来自王蒙先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而这“年轻人”怎么来的？不是像知青下乡那样，从城市里来，而是从乡村自身来的。

乡村自有其新陈代谢的一套运作规则，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看清甚至预知乡村的变化。

经常看到有些人感慨，乡村消亡了。真是笑话，我们当下活着的所有人消亡了，乡村都不会消亡。当然，也有人会说，感慨的是“传统乡村”消亡了。但我们感慨过“传统城市”消亡了吗？部分“传统乡村”已经在保护，这是另一个话题。我想说的是，我们允许城市不断更新，是否也该允许乡村不断更新呢？拿我身处的上海来说，现在的上海人有几个愿意生活在几十年上百年前的老上海？人类乡村几千上万年的历史，不是说没了就没了的，乡村自有其新陈代谢的一套运作规则，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看清甚至预知乡村的变化。

这阵子，展现乡村生活的网红李子柒引发了很多讨论。在博鳌论坛上，也有好几位同仁说到她，有的说她传播了中国文化，也有的说她美化了乡村生活。就在我老家，也有一位类似的美食网红，网名叫做“滇西小哥”，在网上也有几百万粉丝。她展现的乡村生活，没有李子柒展现的那样诗意，更接近本真，也更让我感觉亲切。但她展现出来的乡村，估计在很多人看来，也是大大美化了的。

这种觉得漂亮的乡村都是被美化了的认知，不是先入之见是什么呢？

李敬泽先生在博鳌论坛上作大会发言时说：“街上走着一个个农民，我们看得清他吗？还是我们带着一堆先入之见去写他？”比如前面说到的这几位乡村新“农民”，我们确定看得清他们吗？

面对剧烈变化的当下，我们且不要忙着做判断，且多看一看，多想一想吧。

当然，仅仅从个人经验不足以判断社会的发展。除了像陈锡文先生那样，有一个大的视野，还得有一颗冷静公允的心。博鳌论坛上，有一位前辈发言，说他回村看到有人在打麻将，那人站起来和他打招呼，想说“回来了？”却说成，“和了？”为此他说，乡村已经没有了灵魂（大概意思）。前辈是我很尊敬的前辈，但这粗暴的判断实在是我不敢苟同的。仅仅打个麻将，仅仅说错一句话，乡村就没灵魂了？乡村的灵魂也太脆弱了吧。那城市呢？城市人打不打麻将？城市有没有灵魂？

当下的舆论似乎有一种焦虑，普遍认为乡村的人就想着往城市走，小城市的人就想着往大城市走。看到过好几个类似的帖子，讲漂在大城市的人回到自己生长的小县城或乡村后，连个歌剧院都找不到了，没法“安放灵魂”了，找不到一个可以对话的人了。但现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说真的，我虽然长期待在上海，但每次回到老家施甸，从未有过没法“安放灵魂”的感觉，也从来没有找不到一个人对话的感觉。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没有哪一种生活是“终极”的值得追求的生活。到了小城市得去大城市，到了大城市得到北上广，到了北上广得去巴黎纽约，那到了巴黎纽约还要不要去月球？大城市生活有大城市生活的美好，乡村生活也自有乡村生活的美好。歌剧院是很狭小的，歌剧院外还有大自然和整个宇宙。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资格去俯视生活在乡村的人。我们可能自认为没法和他们“对话”，可他们就稀罕和我们“对话”么？

进入城市，也要了解乡村；贴近时代，才能理解中国。希望有一天，我能写出不一样的当下乡村中国。

作者：甫跃辉
编辑：张滢莹
责任编辑：李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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