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辈出的明朝，有一位杰出的书画大家——莫是龙，他的才情与功力并不在董其昌之下，然而由于未能跻身仕途，政治地位与董玄宰不可同日而语，在书画史上似乎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他是松江画派的第一代画家，董其昌、陈继儒等人则是稍后兴起的人物。

可以说莫是龙对松江画派的形成和发展厥功至伟。

莫是龙(1537-1587)明代画家，得米芾石刻云卿二字，因以为字，后以字行，字云卿，更字廷翰，号秋水，又号后明，华亭人。莫是龙出身仕宦之家，其父莫如忠，嘉靖戊戌（1538）进士，是个学问渊博的人。

莫是龙从小就显示超人的感悟能力，相传莫是龙十岁能文,擅长书画。著有诗集《石秀斋集》十卷，《四库总目》又著《画说》，并传于世。书中各条，并见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诸书，文句小有出入。

书中论画宗旨倡导南北宗论，褒“文人士大夫画”，主张“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贬“刻画”和“画史纵横习气”，强调“画家以古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学古人亦需“一变古法”，不能“一与临本同”。这些论点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董其昌早年拜师莫如忠，在莫家私塾就读，得以结识莫是龙，与他谈书论画，奠定了日后的书画理论基础。

董其昌25岁时，观莫是龙作画，“咄咄称赏”（《画禅室随笔》卷二题莫秋水画），他对莫氏父子都颇为赞赏：“始知公（即莫如忠）深于二王，其子云卿亦工书。”（《评法书》）他评价其师莫如忠“似正反奇，超俗即雅”、“人地高华，知希自贵，晋人以外一步不窥”。

而对莫是龙的评价同样很高，“风流跌宕，俊爽多姿，酝酿诸家，匠心独妙”、“如五陵豪侠，宝剑金丸，意气自喜”、“游道既广，鉴赏之家无不遍历”。由此可见，莫是龙在书画方面对董其昌的影响不容置疑。

然而，莫是龙的仕途却异常坎坷，曾四上京都，其中两次赴考都折戟沉沙，这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万历四年（1576）莫是龙40岁，曾赴京一试，失利后、万历十年（1582）46岁的莫是龙再次赴京，“北试已获隽矣。 署榜时失卷，复不遇。”此时，他已经心灰了，说：“两就北闱之试，虽数遇知己者，而文卷误失，辄致遗弃，命运坎坷乃至如此。”这一年的冬天，莫是龙于长安旅邸，秉烛兀坐，对人生作了深刻的思考，写下了《笔尘》。

莫是龙极富文才，诗文皆情辞两美。莫是龙在32岁时便有《莫少江集》问世。当时锡山俞宪为刻《二莫集》，一时传为佳话。

35岁曾作《送春赋·并叙》，得到当时文人的激赏。王世贞题曰：“廷韩此赋，可谓文生于性，廷韩此书，可谓笔外有情，令人于翰墨外有章台走马之兴，几欲夺之，抑情而止。”当世王世懋、俞允文、欧大任、皇甫坊、梁辰鱼等均在幅上题跋称赞，也足见莫是龙文才、书艺之高超。

毫不掩饰好恶情感的外露，傲视世俗的各种陈规陋习，率然坦露自己的心胸，这或许是艺术创作最需要的素质。仕途的不幸反而成了莫是龙艺术上的大幸。

莫是龙的生活是艺术的，其艺术是诗意的。48岁那年十月，与沈周南等文友夜集小雅堂，莫是龙出米元章灵璧石置坐，焚香，各赋诗。诗成之时月满西楼，客人徐步月归。而他仍然独坐煮惠泉边，捡案头书翻检，兴致而书道：“人生各有嗜好，皆痴也。而乐此不为疲。虽我嗤俗子，而俗子得，复嗤我后也。书之以俟达观者定焉。”正是对书画的这份“痴”，这份执著，才使他到达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

可惜的是， 莫是龙正是在这个颠峰状态倏然而逝， 年仅五十一岁。“ 疾革时，尚与友人对奕，已较胜负，收其子，倏然而逝。” 他得的可能是心肌梗塞。

“师匠不古，终乏梯航”，莫是龙的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莫氏父子书法观念的核心：师古。可以说莫如忠打破了赵孟自元以来的笼罩以及明中期吴门书派对文徵明的盲目崇拜，直接上溯魏晋，寻求古法。其子莫云卿继承了莫如忠直入晋室、上追二王的师法观念，但不局限于此，还兼学米芾，注重个人性情的表达，创新求变。法度既得，任吾心匠，适彼互合，时发新奇。莫是龙提倡师法古人，掌握法度后，要使法为吾心用，二者相互融合，方能出新、奇，这便是他书法实践的真实表达。学习古人而不拘泥于古人，正是莫氏父子所提倡的书法创作观念，董其昌的书学理念与其有诸多相似之处。

莫是龙《半塘寺访镜泉上人诗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莫是龙《陶潜移居诗轴》

广东省博物馆藏

莫是龙《行书偶述文扇面》

上海博物馆藏

编辑：徐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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