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作为“民联”代表参加民革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0年我父亲调到上海。在此之前，1949年年底，民革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并不叫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开一个全国大会，“第二次”是这次会议结束后才定下来的，因为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时召开了代表大会，所以这次大会也成为民革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49年底召开大会后，在大陆的所有国民党革命派、民主派团结在一起，都用民革的名义进行活动。参加1949年底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有来自四方面的代表：第一就是1948年1月1日以李济深为首在香港成立的民革方面的代表，有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著名左派，我们民革后来就沿用了这个名称，1948年1月1日这一天也成为我们民革成立纪念日。民革的全称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明确它就是国民党里的革命委员会。第二是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委员会方面的代表，简称“民促”。第三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方面的代表，简称“民联”。第四方面人士，是从国民党主流派中分化出来的，有一部分人原来是蒋介石集团里的核心人物，比如张治中、邵力子，还有一部分主流派就是地方实力派，像龙云、程潜，地方实力派起义的人物，还有一部分是国民党上层的主流人物，这部分人也作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所以这第二次代表大会被称为四方面联合大会。

我父亲去北京参加了这次大会，他的身份是“民联”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民革历史上比第一次代表大会还要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次会议实现了国民党内几个革命派别组织上的联合。另外，1948年时各民主党派、各界反蒋派人士都表态拥护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号召”。响应“五一号召”的实际意义不在于口号怎么样，而在于大家都表态拥护共产党领导，这是核心中的核心，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表态支持中共的领导。各民主党派相继发表声明，或者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这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过去是兄弟党派，大家好像是同盟关系，一起进行反蒋，现在明确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响应“五一号召”的精髓就在这里。而这次会议再次明确接受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两个因素在这次代表大会中都得到了肯定，一个是联合团结，一个是拥护共产党领导。自此以后，民革走上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新中国政治活动，参加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道路。

这个转折也是我父亲人生的重要变化。前几年民革中央编写了《民革新编党史》，它里面对我父亲的记述有这样一段话，我看了很奇怪，我过去一直没有这种理解。这本书里面把我父亲排在第四方面，有龙云、张治中、邵力子，他们过去都是国民党的头面人物，把我父亲跟他们摆在一起。书中有一段话的大意是这样的：由于龙云、张治中、程潜、武和轩等人的参加，以及他们的努力和活动，使这次代表大会获得成功。书中对我父亲评价很高，说明我父亲在民革里面活动能量还是很大的。实际上我父亲确实有他的特点，第一，他认识各方面的人很多；第二，他跟共产党里的很多领导关系很密切；第三，他是国民党里很著名的反蒋人物。

1980年，民革上海市委举行纪念上海解放31周年座谈会时赵祖康（前左三）、武和轩（前右三）、徐国懋（三排左三）、刘昌义（前左二）、陆大公（后右二）等合影

这次代表大会从民革历史讲是一次很成功的会议，周总理、董老（董必武）、林老（林伯渠）他们支持了这次大会召开，还有时任中共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都贯彻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再加上一些在民革中的共产党员，他们在民革中起了主要作用。当然，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他也是老共产党员）、柳亚子他们贡献也很大，这些人都是国民党里面反蒋的左派领导。

我父亲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从这次会议到他去世，他一直都是历届民革中央委员，他故世前被选为中央常委会顾问，因为他年纪大了。

父亲调任上海，参与民革上海市委筹备工作

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我父亲就等着民革中央给他安排工作。

1950年3月，民革中央第14次常委会决定丁超五、何遂（始终未报到）、陈建晨、戴戟、诸尚一、梁弼群、赵继舜、吴艺五8人为民革上海市委筹委，并指定以丁超五担任召集人。丁超五资格老，但身体不好，也不是天天管事。筹委会中有几位很有名的人物：戴戟，他是一·二八事变中上海的抗日名将；还有一位女委员叫陈建晨，她是一个老的国民党员，是立法委员，也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成员，后来很快调民革中央担任组织部部长，“文革”后我们还到北京去看过她，但是老太太已经双目失明了。还有一位是诸尚一，人称“尚公”，他是江苏武进人，是工商业者、资方代理人，他很早就参加地下民革，他父亲是曾任上海总商会执行委员的诸文绮。

至5月间，又加派我父亲和周旧邦两人为筹委，他们于6月1日到职。1951年，再加派赵祖康、汪季琦、刘侠任、梁佐华4人为筹委，至此实际到职的民革上海市委筹备委员共达13人。常务委员会推定由丁超五、陈建晨、吴艺五3人担任，在丁超五留闽尚未来沪就职期间，一度由民革中央指定陈建晨以召集人名义代行职务。1950年8月起丁超五因病请长假，由我父亲代理常委职务，并自此时起，召集人职务改为由三位常委共同负责。1955年3月27日，上海民革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民革上海市委第一届委员会，后经一届一次市委会议推定，我父亲为常务委员和秘书主任，实际上负责民革市委的日常工作。

民革上海市委筹委会办公地点在复兴中路襄阳路口一座小楼和南京西路上一幢二层楼房内，1955年3月民革上海市委成立后，机关办公场所是愚园路864号一栋三层楼房（今同仁医院西边长宁区教育学院内）和陕西北路457号大花园洋房（原为英国何东爵士财产，今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在这期间，举行了两次党员大会和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丁超五、赵祖康被选为市委主任委员。

上海市政协在嘉定外冈创办的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

这时期我父亲除了在民革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协参加工作外，他在1951年3月和1952年9月曾两次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志愿军，慰问最可爱的人。当时赴朝慰问很艰苦，一是天寒地冻，二是生活条件很差，三是有生命危险，美国飞机经常来轰炸！他在赴朝慰问回国后，还到山东等地传达报告到朝鲜进行慰问的情况。第二项重要工作就是参加土改。1951年底到1952年初，他和上海民革陈建晨等44人，到皖北（现在的阜阳）参加土改，那也苦得不得了！尤其是皖北地区。他当时是上海各界人士赴安徽阜阳土改团的主任，戴戟当时也去了，戴戟是团委，他们一道去的。他们工作团分成若干小组，到阜阳的两个区，一个是姜堂区，另一个是苏集区，他们参加这两个区各个乡的土改，每个乡派一个小组去参加土改。土改就是斗争地主富农，给贫下中农分配土地，主要干这两件事情。

1955年3月，第一次民革上海党员大会召开，所有党员参加，大会由我父亲主持。这一次党员大会选举丁超五担任主任委员（简称主委），我父亲被选为秘书长。

1957年第二届担任主任委员的还是丁超五，我父亲担任副主委兼秘书长。在这期间，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赵祖康参加了民革。1958年第三届代表大会就选举赵祖康任主任委员，因为这时丁超五回到福建担任副省长去了，戴戟也回到安徽省，先是当体委主任，后来担任安徽省副省长。

1961-1964年这一届（第四届）也是赵祖康担任主任委员。在“文革”前赵祖康担任主委的两届上海民革市委，我父亲都是第一副主委兼秘书长。这段时间我父亲是春风得意，充分得到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充分得到赵祖康的信任，赵祖康把他视为左右手。我父亲到上海参加民革上海市委工作后，就有一个尊称——“和老”，政协、党委的同志都叫他武和老。赵祖康会前会后、会里会外都称他为“和老”，我父亲对赵祖康也很尊敬，称他为主委、赵主委、祖康同志，他俩关系非常融洽，很密切，不仅工作上很融洽，私人关系也很好。

极富特色的“家属工作委员会”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赵祖康的夫人张家惠（我叫她阿姨）担任上海民革市委家属工作委员会主任，就是后来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当时为什么搞个家属工作委员会呢？因为当时的民革委员都是旧社会过来的，要做这些家属的工作，所以就成立了家属工作会员会。我母亲被任命为副主任。所以人们都说，在市委赵祖老跟武和老合作，在家属工作委员会张家惠跟祁醒华合作，合作得非常好。他们的家属工作委员会工作做得很细致，经常走访家属，有困难就帮她们解决，有的人还被吸收到民革队伍中来，所以到后来有的民革老党员的夫人也成为民革党员。这是民革的特点，和其他党派不一样。

我父亲和赵老合作得非常融洽，一直到我父亲受批判，赵祖康不改初衷，仍然对我父亲非常关心。虽然那时候我父亲不负主要责任了，等于挂了一个名，但是他还是和老长和老短的。

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原址茂名南路58号（今花园饭店内）

父亲身兼数职

我父亲调到上海担任民革上海市分会筹委会常委后，就被安排到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它的常设机构叫协商委员会，同时我父亲还被安排到协商委员会任委员和常委。他从第二届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起就担任协商委员会委员和常委，1949-1953年总共开过三届，我父亲参加了后面两届。

我父亲1954-1966年期间一直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也就是从第一届到第五届的上海市人大代表），还被任命为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他的这个任命书我到现在还保存着，这个任命书是国务院任命、周总理签署的。

我父亲从1955年政协上海市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开始就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一直当了四届，50年代开始，我父亲就开始担任市政协副秘书长。市政协副秘书长这个位置完全是按照党派团体来安排的，每个党派派一个领导来担任副秘书长。中共的副秘书长是朱惠夫，也就是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这个职位历来是由统战部副部长担任，实际上是在市政协主持实际工作。

在市政协父亲还参与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建立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这个学院在嘉定外冈，现在的新侨学院嘉定校区就在老社会主义学院原址。当时这个学院主要是让民主党派的成员到那里去学习、劳动改造。我父亲是这个学院筹建委员会院务委员，也参加了学习、劳动改造，我母亲也去那里参加过学习、劳动改造。所以，现在他们两位老人安葬的地方就在当时社会主义学院的对面，钱其琛的祖墓就安放在那里。第二件事情，他参加了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的创建和管理。文化俱乐部当时在上海是很有名的！现在改了名了，改名叫上海市政协委员活动中心，文化俱乐部是毛主席、周总理在北京定下来的，在全国政协下面搞了一个文化俱乐部。老一辈都知道文化俱乐部是北京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各界人士到文化俱乐部可以打打牙祭，政协委员每个人可以领到十张餐券，一张餐券可以吃一次文化俱乐部的西菜或者中菜。我父亲是管理委员会委员，所以他可以多领十张，三年困难时期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我经常到那里去打牙祭！一张餐券一块钱，吃一次西菜，在当时很便宜，一开始是猪排、罗宋汤、面包，后来越来越紧张了，变成了红烧猪心。当时文化俱乐部是在北京西路丽都花园，后来拆掉了。南京西路当时也有一部分地方划给文化俱乐部。文化俱乐部实际上搞了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大家见见面、吃茶聊天、看看书报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餐厅。这是党对各界人士的关心，“文革”时被全部砸烂了。

朱学范（左二）、赵祖康（左四）、武和轩（左三）和姚国桐（左一）合影

当年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难忘的1956年”。除了解放初期的镇反、肃反这些政治运动，以及对知识分子改造之外，到了1956年确实是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那时候统一战线也是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大家心情比较舒畅，一直延续到1957年春天。

原标题《父亲武和轩与民革上海市委》

口述：武重年  撰稿：马长林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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