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因封锁饿死，要么让病毒肆虐。”
4月12日，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的这句话，道出了疫情下，全球社会普遍面临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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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伊姆兰·汗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全球金融机构负责人和联合国秘书长帮助发展中国家度过这场经济衰退。
人们不禁开始担心：疫情，会将世界变成什么样子？
有分析人士将目光集中在了当下国际政治形势与二战前的相似性上：全球化退潮，本位主义兴起，民粹主义抬头……他们认为，历史中黑暗的一幕，也许即将在我们生命中重演。
神奇的是，不管支持方还是反对方，他们都提到了阿信的看家经典——《瘟疫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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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伴们于是纷纷给留言，要求阿信用最短的篇幅，来给这本书来一次深入的解读：比如，瘟疫与人的关系究竟是啥？在新冠疫情的当下，读这本书，有啥意义？
覅慌。今天，阿信请来了《瘟疫与人》的译者、历史学者——余新忠教授，把他对这本书20多年研究的研究心得，一次性全打包给你。
没有一种瘟疫会一直存在下去
眼下的疫情，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上面的问题，即可以从医学上回答，也可以从历史学角度上回答。 毕竟，这和人类与瘟疫数百万年来的纠葛密切相关。但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核心概念：微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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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图片来源：Nature。
“微”就是指微生物，特别是一些致病微生物（《瘟疫与人》没有直接说“微寄生”就是病毒和细菌）。但整个概念真正的精髓，则是“寄生”，就是说，微生物和宿主始终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
《瘟疫与人》用“微寄生”这样的概念来切入，意思就是说细菌和病毒虽然很可能会导致我们人类的疾病，但它们也是生物，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既然是生物，那就要跟人共生共存。
这是一个与以往叙述非常不一样的理念：人类和微寄生（或者说致病微生物）相处的最佳方式是努力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而不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的：消灭病毒。 我们知道早期人类有可能起源于非洲，但是后来其他大洲文明后来居上，影响力和传播力都远超非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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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杜威峡谷，有时被称为人类的摇篮，因为在峡谷的遗迹中发现了多处早期能人的遗迹和遗骨化石。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为什么呢？《瘟疫与人》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虽然非洲热带草原虽然有足够的食物可以供人类出现，但这里也有非常丰富的致病微生物，一旦人类的种群数量超过了与微生物的平衡点，就会被微生物压制下去。
随后，人类步入农业文明，人口的密度增加了，感染传染病的机会也迅速增加。在这样一个历史的突破进程中也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瘟疫模式：传染病会走出本地的文化圈，而在各个文化圈之间实现再平衡。
《瘟疫与人》在这方面有一些解释很有意思： 比如，蒙古人远征欧洲，将黑死病也带了过去，黑死病无药可治，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泛滥、夺走大量生命之后，就突然消停了，实际上是因为鼠疫杆菌和欧洲人形成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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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例子还有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实际上，西班牙军事实力根本没有那么强大，真正让美洲人崩溃的是天花病毒，美洲人从来没有与这种新型微生物形成稳定的平衡关系，因此人口大量死亡。
随着人类生产方式进步带来的是生态模式的改变。传染病于是伴随着蒙古人、欧洲人形成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疾病圈，而这正与全球化的历史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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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瓦赫特莫克受刑》，描绘的是阿兹特克末代帝王经受酷刑的场面。
通过这一次的新冠疫情，我们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中国的疫情刚刚好转，全世界就开始爆发。全球化已经让我们不可能真正的自我隔离，我们也无法做到隔岸观火。
人类在寄生物面前的脆弱性不会改变，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与人类一直同在。
从历史来看，瘟疫虽然能毁灭一个人、一个家，甚至灭了一个村，但它从来没有毁灭过一整个族群。
事实是，微生物绝对会与人类形成和平共生的关系，而一旦它们找到与人类的这个平衡点，瘟疫就会自行退去。
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觉得
传染病是外国人带来的
上面，我们讲到世界上先后形成了几大文明圈，有印度、中东、中国，还有欧洲，这些文明圈逐渐达到了平衡，也形成了各自的疾病圈，但随着蒙古帝国的西征，原有的逐渐形成的四大疾病圈开始发生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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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描绘黑死病传播路线的地图。
这反映出了人类瘟疫史上的另外一个亘古不变的定律：一旦瘟疫开始蔓延，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觉得这些疾病都是外国人带来的。
欧洲人觉得要么是非洲，要么是东方带过去的。中国人也觉得是西域或者是南洋带来了各种不同的疾病。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人想要努力证明黑死病是从东方带过去的，他们有很多相关的研究。但就中国的历史记载来看，中国鼠疫爆发的时间其实是要比欧洲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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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瘟疫
所以传染病，除了会对人类健康有损害、会带来生命的毁灭之外，更多的时候给人类带来的是社会恐慌和无序，这些东西有可能对我们人类的危害更大。于是，人性中一些恶的东西就都显现出来：本位主义、转嫁责任等等，自古皆然。历史上，由于对瘟疫惊慌失乱，人类更多时候的措施是：胡乱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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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人》中，长达数百万年的瘟疫史给出了人类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的经典模式：历史之下没有新鲜事，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总是一再在现实中重演。大家都觉得我们身处现代社会，我们有非常发达的科技，非常先进的医学，同时也有花重金打造的公共卫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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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对新冠肺炎这样一种死亡率并不是非常高的疾病时，人类依然还是会一团混乱。我们今天的认知往往都过于拥有现代性的骄傲。在现代化的叙事之中，我们只看到历史海平面之上的一种精彩、一种辉煌。这值得我们思考：在人性、道德、文化价值等方面人类是否已经真正做好全球化的准备。
人类应该抑制无处不在的自以为是
在《瘟疫与人》的最后几部分，作者威廉·麦克尼尔谈到了近代医学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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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麦克尼尔（1917-2016）
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 他认为在早期传染病和人类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的平衡，疾病原来都是存在于一定的范围内。随着环境或者说生产方式的变化，这种平衡被打破，但是又重新努力获得新的平衡。
威廉·麦克尼尔认为在全球化以后现代医学的发展在近代传染病的防治中取得胜利，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医学的进步，另一个方面是现代卫生制度的出现。公共卫生制度的出现使得天花被我们人类征服了。 但到目前为止，真正被人类征服的传染病也仅仅只有天花而已。所以，从历史上看，人类战胜病毒的几率微乎其微，与其说战胜，不如说是要跟病毒和平相处，让它更少地危害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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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会很自然地让人想到“群体免疫”这个概念。其实在专业领域“群体免疫”不是很新鲜，之所以会引起巨大的争议，其实与我们总是用一种战争征服的认知去认识病毒有关。
“群体免疫”不一定适合应对这次疫情，但是如果以《瘟疫与人》中的这种共生的理念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观点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上文说到的很多古代的恶性传染病，最后基本上是以“群体免疫”结局。
现代医学，如果说从19世纪算起的话，到现在已经有好几百年了，我们不断地在进步：20世纪中期人类发明了抗生素，人工免疫的普遍化让我们在1980年消灭了天花，随后，人类在病毒面前登上了自信心爆棚的巅峰。
人类由此错误地觉得我们可以真正地战胜传染病，它不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但事实上旧疾未愈，又添新病：从HIV病毒、MERS病毒再到我们今天的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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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用征服式的话语来形容与瘟疫之间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人类并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一部分，然后真正学会跟自然和谐相处。这就要求我们克服长期以来以人类为中心的意识，克服人类自身的贪婪，我们总是无时无刻地不把自己放在中心，而把自然界当作征服的对象。
人类应该抑制无处不在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自以为是。我们应该如何与致病微生物、自然更加和谐地相处？这需要我们重构和提高适应人类长远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秩序。
就目前和不久的将来而言，人类显然仍处于这个星球上最大规模和最不寻常的生态动荡之中。
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微寄生关系中解脱出来。
今年的新冠疫情给全人类都提了个醒：人类不要太自以为是，自然的力量依然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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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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