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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94年一个冬日，《博览群书》编辑部请客，我和一些朋友跑到鼓楼大街旁的马凯餐厅小聚。熟人来了许多，大家聚在一起胡乱谈论些什么。那时侯我做记者，也染上了夸夸其谈的毛病。桌子旁边有个高个子的青年一声不吭,谁都没有注意到他。不一会儿他挪到另一张桌子边和熟人聊天，最后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这样的聚会有多次，我们从未说过话，印象里他是闲散之人,并未在意。直到很久之后,传来王小波的死讯，大家热议他的时候，我才把照片与他的名字对上号来。

在人们谈论他最多的时候，我没有去阅读他的文章，可以说对其一无所知。后来找到其文章看看，没有被强烈吸引的感觉。友人高远东曾问我对其文字印象如何，我说无多大审美价值。高远东叹道:不喜欢王小波，那是审美的眼光有问题，没有看到另类的美。此后多次有朋友说起我的阅读习惯的问题，只在一个类型的阅读中消遣娱乐，那是单一的。朋友们的玩笑开始只被当作玩笑,但不久我意识到并非那么简单。

周围那么多人喜欢王小波，这刺激了我。看到那些谈论他的文章，思之再思，好像找到了一点感觉。后来在崔卫平、李静的文章里,才了解到王小波红火的原因。那完全是不同的审美风格，他受到的文学影响显得复杂，以英美和南欧文学为主，哲学影响主要是罗素，亦颇有古希腊哲人之风。思想在罗素与波普尔之间，意象取自卡尔维诺与尤瑟纳尔,和我们先前阅读的作品风格完全不同。我猛然发现，在自己的审美基因库里，从来没有这样的闪光，恍若在两个世界，对其艺术陌生极了。我竭力在说服我自己，去习惯那样嬉皮笑脸的叙述。当我意识到那也是一种美的表述的时候，那一刻，我忽地觉得自己老了。 中关村的街市是喧闹的，这是他生活学习过的地方。但我却觉得，这里的一切似乎和他无关。讲到王安忆，我们会想起上海；谈王朔，自然离不开北京。但王小波似乎和北京没有关系。他生活在这里，却不属于帝都。我接触了几个王小波的熟人，他们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这些都那么奇异地搅动着我的心，这刺激我潜心去阅读他那些文章，希望寻找到他叙述的隐秘。我在那个年龄上本来应该自信自己的选择，但却不得已放弃一些什么。对我这样习惯于道德话语的人来说，其实早把文学的智性的因素忘掉了，以为只有悲壮的美才是艺术，那自然漏掉了虚构与超越极限的认知快感。没有料到小说还可以飞翔地书写。没有庄重的庄重，没有诗歌的诗歌。人可以放下架子,在非正统的笔法里点染情趣，放大欲望，这是我过去所未接触到的。王小波比王朔还要富有张力，他的精神盘旋在高远的天空，而问题意识是在泥土里的。五四时期形成的悲慨感伤的文字，被他的嬉笑跨越了。

九十年代的北京，各类风格的文学涌动，我感兴趣的却是新京派那几个人物。我那时候正沉浸在其中的快慰里，觉得那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存在。那个部落多有点民国气，其实也有旧式的余音。但王小波是远离这个群落的人，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与所有的人物都没有关系。李银河说他是独往独来，是对的。他的精神进入了形而上的层面，做的是前人很少做的工作。疏离他的文字的人，认为他的太随意，没有深远的雅致。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认为。希望雅致，其实乃士大夫的毛病，王小波要颠覆的就是这些。我后来也想,在王小波的述说里，我自己也是他嘲弄的对象吧。读书人不能从自恋里走出，大概就不会和他这样的人亲近。

王小波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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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漂亮，高高的个子，气质却是不同常人的。许多认识他的人，都对其颇为欣赏。低调、友善，还有点蔫损。还有人说他表面洒脱，其实内心是感伤的时候居多。2002年,我偶然参加他的粉丝的聚会，才猛然发现，这个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文人，社会上把他的价值低估了。

我决定为他搞一个展览。在他逝世八周年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跑遍了他在北京呆过的地方，拍摄了大量照片。李银河配合着大家一起找寻他所有可能找到的遗物，收获是大的。有趣的是，有个女孩子亲自跑到云南，在王小波插队的地方拍下了照片和录像，还提供了当地老乡珍贵的资料。那么多人为这个展览奔走，真的是感人的。 在短短的时间里，我采访了他的母亲、姐姐和几个生前好友。还看到了大量的手稿，他的汉字写得并不好，稿子多写在破烂的稿纸上。那些笔迹很好玩，像嬉笑的小孩的舞蹈，跳跃着灰暗里的童话。在纸张的选用上也随随便便，看不到书卷气的痕迹。我看他的笔记觉得是在游戏中与时光赛跑，他想绕过人们日常精神的暗区，奔跑到精神的高地。那个时代的人的书写多是自恋与焦虑的，惟独他远离了这些。而且在没有意思的地方诞生了趣味。我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值得做的事，好像触摸到他的生活的场景。这个有血有肉的汉子，在我的面前渐渐清晰了。

显然的，作为文坛的写手，一生选择都与世人不合，往往走的是相反的路。在云南插队时，经常一个人呆在床上去读一些别人不读的书，身体似乎也不好。后来回到北京,没有户口,是多余的人。在工厂大概也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事迹,一切平平，甚至也有点窝囊的样子。不过那时候在小的圈子里悄悄流传着他的小说手抄本，写作的才华已经显露出来。他在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也并不显山露水，还是默默无闻的样子。改变他命运的是美国之行,与李银河过上了几年浪漫的留学生活。那是他一生最洒脱的日子,匹茨堡大学的安宁与沉潜,强化了他的散漫的个性。

此后,他完全变成一个逍遥的人,似乎比过去还要潇洒。而那时候他也觉得,写小说对自己也许更为重要。他相信有一个美丽的世界在召唤着自己，那个世界是心智的舞蹈，不需要伪饰和张扬。其实有一扇进入这个世界的门，别人没有感到，而王小波踩到了那道门槛上。身后是雾绕的灰色，眼前则一片朗照的空间。在奔向那个炫目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还在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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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回国后曾有着很好的工作。先在北京大学,后来去了人民大学，大概是讲述社会学和计算机一类的课。他讲的课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可是这些单位都不理想，无形的网在包围着自己。他也许想，这样下去,大概连一点激情也没有了。

他的辞职得到了李银河的支持。他觉得应集中精力去写作，也许，这样才可以完成一些别人不能完成的工作。 在他生前,许多作品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他对自己是自信的，而许多无声的读者却在默默阅读他的文字,至少在《读书》上的文章,赢来了一些喝彩。

为什么他的作品那么让人喜欢，我想，在根本上是剔去了士大夫气和精英气的缘故。他的文字一直有无聊的影子相随。主人翁多是不得志的、失败的、智力冲动饱受摧残的人。《黄金时代》的王二，很有精神的张力。他的调皮与捣乱，其实也是个隐喻的符号，反射了那个时代的无趣与无味。也正是对这样的人的叙述里，产生了趣味和精神之力。他描写这些失败的人的时候，有着汩汩流淌的智慧，在此可以自由无伪地游弋着。小说多是漫画的笔法，读起来让人忍俊不禁。在许多作品里，人物的样子都很搞笑。比如《我的阴阳两界》，对“我”的描述，就是从讥讽自己开始，把主人翁写成丧失了男性能力的人： 我住的地方就是这样。我就是门上写的那位王工程师。其实我行为怪诞，是因为我有阳痿病。因为我有阳痿病，所以和前妻离了婚。我现在四十多岁，还在独身，而且离群索居，沉默寡言。 我不得不离群索居，沉默寡言，因为无论我到了哪里，总有人在我背后交头接耳，说我是个阳痿病人。这就使我很不好意思见人。

文字的自嘲，显得极为轻松。拿“我”来开涮，在他是再快意不过的事情了。不屑于去写那些道德高大的、思想伟岸的人，在他有种种理由，假的、虚幻的文学理念他不喜欢，这是理念上的排斥。另一个原因，可能和他多年游离在群体生活之外有关。他过惯了独往独来的生活，更熟悉边缘心态里复杂的体验。王小波的小说，一方面是反讽的热闹，一方面极为寂寞。主人公的影子里有着些许忧郁的东西。在寂寞里写作的他，思想是异常活跃的，可是也有着独思的寡欢。在消解自己的时候，同时消解着对象世界。不像一般的作家，似乎得了什么真传，得意地指点江山。他对自己，毫无保留地挖苦，也抽打着内心的隐秘。可是那些隐秘，在我们看来，是何等的纯洁。那么多荒诞、灰暗、死灭的意象纷至沓来，却没有龌龊的感觉，反而证明了他的朗照的心是大而静的。

他的小说，延伸了一个滑稽的命题。在将精神的思索从天上回到了地下，回到了隐秘的世界。反雅化与反俗化，在他是坚定的。前者流于自恋，后者无智。颠覆自恋与无智对他是一种趣事。被作家们遗忘和作为盲区的世界，在他那里出现了。

王小波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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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那段特殊时期的人，对那段生活多是哭诉的东西。“伤痕文学”除了控诉和忏悔，别的就没有了。我们看孙犁的文章，内在的是伤感的叹息。王小波是彻底与那个时期的语言、风俗、逻辑无缘的人。他的文字在一开始，就无士大夫书写的做作与道德寓言的空幻。我读他的文字，是干净、劲健、阳光的。他在描述生活时，语态显得有些灿烂。但这灿烂的语序下面，却是无处不在的牢笼，无处不在的毁灭的黑暗。他的朗照的心，那么明媚地照着那个惨淡的大地。于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在此出现了。它洞悉暗夜，自抉己心，彻底背叛了那里的思维、意识、趣味。在清理旧物的作家里，他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为彻底的斗士。

王小波善于描写畸形的人生。我们以往的文学在控诉恶势力时，要么怆然泣下，要么义愤填膺。情感都是单线条的。王小波完全绕过了这些。他的文字很聪明，也很从容，有着别人少见的锐气。他以快慰、戏谑的笔法，轻松地掠过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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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古雷维克在讨论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时说：“大笑和欢乐是与憎恶和恐惧联手并进的。”如果用此来分析王小波，似乎并不都对。对待荒诞只能以荒诞为之，这是王小波的逻辑。较之孙犁的忧郁，张中行的逃逸，钱书的沉默，王小波是对抗性的存在——心理的对抗。

他所选择的既不是民谣体，也非政治笑话。他的笑与反语乃知识分子式的，但用的又是反知识分子的语言。这些构成了他的世界的复杂性。和王朔不同的是，他在气质上更接近罗素式自由主义的传统。 无论在小说还是随笔里，他喜欢寓言式的体例。以此来观照我们的世界。他的寓言都和身体的痛感有关。用伤风败俗的方式反衬正襟危坐者的可笑。他常常从“我”的畸形的内心出发来映衬对象世界。而自己的畸形反而照出对象的同样的畸形。于是那些圣界的灵光就消失了。这种对抗是智力间的辩驳，有着哲学与心理学的张力。在精神被普遍的反道德化语绪包围的时候，他从精神洞穴里凿出了一个天窗，将阳光照进来。那些黑暗里的存物一个个原形毕露。此时，作者获得了一种快意。

他的出现是静静的，没有一点张扬。在他那里，美学上的高蹈完全超越了口号的宣传。好像乔治·格罗斯的漫画，极具讽刺力。一切都变形了：人、事物、时空，好像在印象派的绘画里一般。１９９４年，当《黄金时代》脱稿的时候，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本世纪初，有一位印象派画家画了一批伦敦的风景画，在伦敦展开，引起了很大轰动——他画的天空完全是红的。观众当然以为是画家存心要标新立异，然而当他们步出画廊，抬头看天时，发现因为污染的缘故，伦敦的天气的确是砖红色的。天空应当是蓝色的，但实际上是红色的；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 

如此说来，作者不是对抗实在，而是对抗我们旧有的审美习惯。而在处理故事与情节的时候，他完全忠实于自己的生活感受。

在王小波看来，流行了几十年的所谓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是有认识论上的问题的。人们差不多把一些本质的东西遗忘掉了。什么是本质上的东西？那就是人不再是人，而成为非人。人们生活在一个虚幻和不真实的世界里。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些假象。王小波觉得那个假象的世界有自己要的东西。于是他从拉伯雷、萧伯纳式的姿态里找到了进入那个世界的通道。而一旦进入那个世界，思想与诗情就完全改变了。

一百年来的激进文学都是对抗的文学。王小波却走上了精神哲学的高地。我在阅读他的时候，完全忘记了自己，好像在一幅讽刺画与荒诞戏里找到思想的阶梯。他带着我们在险峻的山崖攀援着，丝毫没有惊恐与紧张。王小波学会了在轻松里腾跃自己的躯体，我们这些被驯化的读者也忽然觉出自己攀援的快乐。阅读的结果是趴在地上，那是过去的经验。而王小波却让我们飞动起来。飞起来俯瞰大地的时候，我们才恍然看到，已有存在，是何等的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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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王小波的藏书里看到了大量的外国小说。我注意到他对尤瑟纳尔与卡尔维诺的好感。于是也觉出他们彼此的联系。对王小波来说，这两个作家的价值不仅在于他们的基本的人文的立场，重要的是那种出奇的想象力。超出极限的想象力，才是他追逐的目标。 尤瑟纳尔与卡尔维诺都是学者型的作家。他们的笔下奇异的镜头和不可思议的境界，是中土作家中没有的。前者有厚重的历史感，精神可以穿越历史的盲点，直抵思想的彼岸。后者在寓言化的写作里，真假难辨，神乎其文，有高远的气韵，展开的是开阔的境界。这两个作家对王小波是迷人的存在，他们把历史模糊化的同时，却将思想现实化了。

一方面是虚构的迷宫，你不觉得是乏味，一切都那么有趣。另一方面，仿佛是今天生活的一部分，内涵就宽阔得多了。王小波的《红拂夜奔》、《万寿寺》，是有一点这样的影子的。他在荒唐的镜头下，反射的是极为迷人的东西，把时光揉碎，将人物俏皮地置于古怪的时空里。这样的想象里有对生活的复杂的理解，把简单的思维引入深远的、无序的精神洞穴里。那样变幻莫测，又那么吊诡和离奇。而在阅读它们的时候，你不觉得那就是我们的生活么?以神力的墨迹书写了人世间的诡秘，嘲笑与内省，高蹈和漫游，像数学的演算般，在意外的领域出现惊奇的效果。那个世界是没有疆界的，人能够穿越思想的底线而抵达幻想之邦。

王小波在反讽与戏谑里，把人们引向荒唐的嬉笑里。在最远离现实的地方，透视了最真实的现实。那不都是解释、批判、嘲讽，而是追问与舞蹈。这个在幻想里与现实对话的人，将思想的碎片变成迷离的宫殿。它颠覆了旧有的根基，把精神之厦高高地建立起来了。 卡尔维诺的叙述智慧，曾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方式。小说绝不是镜子对生活的反射，也非道德的载体。那里是心智的游弋之所，精神的天空无限辽远，而美的灵光也是四处显现，魔一般神出鬼没。王小波在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小说在那里变成了思想与智慧的游戏方式，那么开心、自如和无所顾忌的放松与畅达。王小波在《万寿寺》的笔法中，就吸纳了《帕洛马尔》、《命运交叉的城堡》的因子。他学会了这位意大利作家的幽默、出奇不意和游戏心态。卡尔维诺的叙述是超逻辑的，但内中的学识也让人敬佩不已。王小波在许多方面领略到其中的妙意，并且把它慢慢地中国化了。 《帕洛马尔》写了主人公与周围环境的隔膜与冲突，让人想起拉伯雷的放肆与诙谐。卡尔维诺写这位奇人用了多种有趣的笔法，那个与人隔膜的世界还有什么价值么？在王小波看来，卡尔维诺从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与言行里，发现了世间的荒谬。他一方面有哲学家的天赋，思考的问题玄之又玄；另一方面，在小说里发挥了想象的力量，把精神延伸在不可思议的时空里。《我们的祖先》、《意大利童话》都有出奇之笔。在《命运交叉的城堡》里，卡尔维诺以天才的手段，打破以往的叙述模式，迷宫般的线路，荒诞的存在之网，人在怪异与死灭间往来穿梭等等，把小说当成了智力的游戏。王小波看到这里时一定是开心的，他从卡尔维诺的作品里看到了叙述的无限种可能性。于是在《青铜时代》中我们读出了另一种叙述之维。

王小波在与卡尔维诺的对话里，发现了与中国历史对话的途径。自己的精神就生长在这样高妙的哲思里。 小说是智力的竞技场。博尔赫斯、巴别尔都这样显示了自己的才气。王小波从智性出发所展示的叙述的魅力，得于域外小说家的启示。你看《青铜时代》的文字，诙谐可笑，打破时空与打破心理视觉的种种手段，那么深地吸引着读者。从《黄金时代》开始，他的罕有的才情流露出来，对这个世界表示出一种苦味的爱，和那些被遗忘的存在的感怀。和八十年代一些浅薄的模仿西洋小说的作家比，他的成熟和高妙，早被读者所认可了。 小说的智力的极端处，也不乏是一种政治。王小波选择的是那样一种政治。那些作品属于沉默的大多数，知识群落和官员未必喜欢。像卡尔维诺批评了西方一样，王小波对东方的旧的传统的批判同样淋漓尽致。只是他的这种批判有另一种色调。他从自己张扬的旗帜里，唤起了人们对身外世界的好奇与幻想，也唤起了自己的内省和批判。这些都是在智性与审美里完成的。我们在他的文本里，读出了想象的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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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个层面上说，王小波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作为逻辑学教授的儿子，他几乎没有染上文人圈子里的毛病，和旧式文人的距离更远。

读书人渐染古风，多少有一点儒家的气味的。王小波没有这些。儒生们好讲责任感，这责任有浅有深，不太一样。此外就是要带点中庸的意识，谈一点中和之音。但是王小波也没有这样的东西，他根底上就是无根无由，空穴来风一般。在先秦诸子里，他不谈老庄，鲜及孔孟，独赞墨子。以为自己是墨子之徒。墨子的有趣，在他看来是理智为第一准则。由于思路缜密，有辩才，他很是欣赏。王小波总是能以形象的笔触，谈论高深的理论问题。把儒家哲学看似人道而非人道的东西栩栩如生地点缀出来。所以，他的文字既不是学究腔，也远离绅士气。王小波以这样的潇洒，挣脱出了精神的枷锁。

什么才是知识分子应该高扬的东西？八九十年代对此的认识一直是混乱的。王小波以为是精神的下滑。他觉得摆脱桎梏的办法是智性的解放，就是在思想中无禁区地漫游。他在小说领域里很佩服杜拉斯的《情人》，以为那是了不得的创造。在杜拉斯那里，处处有经营，有突围，有出奇之笔，是智慧的高蹈。作者写出了人世的隐秘，和精神的高远。好的小说家和好的科学家在一个问题上是一样的，那就是在好奇与冒险里发现或创造未曾有的东西。王小波的选择不是向下，而是往上攀援，走前人未走的路。从普通的心出发，穿越高险的极地，再回到普通的心里。我们读了他的书，就会感到：在平庸的文坛内外，王小波，这个捣乱的孩子，是一个魔幻的画家。于是光进来，风进来，暖暖的雨进来。世界不再是一种颜色，而窗外的风景，是可以因智者的涂抹而变得更美的。 

2009年秋于人民大学

王小波在莎士比亚故居 

王小波（1952年5月13日－1997年4月11日），北京人，作家。1988年获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1992年后开始成为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11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北京。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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