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访途中，陈校长告诉两个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女孩，外面的世界很大

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

——蔡元培

引子

2018年，我在《收获》推出知青专栏“兴隆公社”，其中有一篇《乡村教师》，写的是半个世纪以前，为北大荒农村孩子们奉献青春的一群知青教师。

文章发表后，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之后不断地有人来和我探讨乡村教师的话题；也有不少热心的读者，主动给我提供当下仍在乡村从教者的新的采访线索；一家著名的大学出版社社长深夜给我打电话，希望出版《乡村教师》一书。

为什么半个世纪前的一群知青教师，在偏远蛮荒的北方农村展开的乡村教育，会在五十年以后的今天，依旧散发出不灭的光彩？为什么当时代进程已经跨入高科技、网络化，中国教育的各种条件和硬件设施早已今非昔比时，还会有这么多人怀念那些曾经在茅草棚和田间地头给孩子们上课的乡村教师？中国大地的版图上，还有多少像当年的兴隆公社一样边远、落后的穷乡僻壤，睁着一双双渴望读书的眼睛？那儿的乡村教育是不是至今还停滞不前？当今天的精英教育越来越成为无数家长疯狂追逐的梦想，争先恐后地往孩子身上砸钱时，还有多少具有奉献精神和教育情怀的老师，能不为名利所动，不被钱财驱使，真正为广大中国乡村基础教育，为中华民族最底层的基石，奉献自己最温暖的爱心，坚守一个老师最神圣的职责？

当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上来时，我终于明白，从我采写《乡村教师》开始，我的心已跌落在中国贫困落后地区千千万万个孩子们中间，我的目光再也无法离开中国乡村教育这块阔大深广的土地。

2019年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前夕，也是第三十五个教师节到来的时候，中央宣传部为贵州省台江县民族中学校长陈立群颁发了“时代楷模”的荣誉证书。一时间，中央和地方媒体密集地报道了这位曾经是发达富裕地区浙江省名校校长的感人事迹。

早在2001年，陈校长就率先在自己时任校长的长河高中创办了浙江省第一个“宏志班”，尝试分出一部分学校教育资源，为那些家境贫寒、面临失学，却学习努力、成绩良好的孩子，开辟一条提供优质教育的绿色通道。这个“宏志班”，一办就是十几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贫困的农村孩子。

陈校长退休后，又婉拒了多家学校的高薪聘请，在同是当老师的妻子陪伴下，不远千里，来到贵州黔东南贫困地区，在一所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苗族孩子，教育基础相当薄弱的台江民族中学担任校长。而他开出的唯一条件就是：分文不取。

好评如潮中，也混杂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不会是沽名钓誉吧？如今这年头，还有谁会放着白花花的银子不要，跑到那么贫困偏远的地方去受罪？

当年在浙江创建第一个“宏志班”的，就是这位陈校长，“宏志班”火了，他这个创建者依旧默默无闻，不甘心呗！是否想再折腾一把，重新扬扬名！

退休了，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玩玩，修身养性，何乐而不为？还捎带教育扶贫，做公益了……

怀疑嘲讽也好，调侃揶揄也罢，当我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心里滚过一阵苍凉。曾几何时，我们的社会变得这么功利，人心变得这么冷漠，追名逐利似乎很正常，无私奉献反倒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也许不该责怪这些质疑者，因为在生活中，我们确实见过一些不太真实的先进典型，让老百姓对“劳模”、“楷模”这样的光环人物，有时候难免敬而远之，总觉得他们身上贴着某种时效性的政治标签，雾里看花，遥不可及。

与能够见到的种种公开报道相比，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

采访陈校长的想法，就是那一刻冒出来的。

(一)

辗转打听到陈校长的手机号码时，我并没有贸然拨打。

我知道陈校长一定很忙，追逐他的全国各大媒体早就蜂拥而至，报道他先进事迹的文章也已经连篇累牍，我一个普通的写作者，凭什么让他接受你的采访？

我在微信中输入陈校长的手机号码，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搜索他的微信号，并加了他。加他时，我介绍自己是作家。

微信发出后，我其实没有多大信心，如今作家太多了，陈校长这样一个正被大众瞩目的“时代楷模”，恐怕不会随便接受一个自称“作家”者的微信。

没想到陈校长很快就回了我的微信：袁作家好！

我首先注意到陈校长的微信头像，既不是本人潮拍，也不是虚拟头像，更不是许多人常会采用的卡通漫画、四季花草、自然风景之类，而是一张破烂木板房的照片。

陈校长的微信头像，是一所破烂不堪的木板房：贵州省台江县小江村小学

我将照片放大，仔细端详了半天。

照片中的木板房摇摇欲坠，门就是一个长方形的空框，窗户是一根根木条钉起来的，没有玻璃，透着宽大的缝隙。黑乎乎的屋顶上，颤巍巍地支着一个白色的圆盘，像是电视天线，这大概是唯一还能和当下联系起来的标记了。

这是什么房子呢？陈校长为什么用它来做自己的微信头像？我将照片拷到电脑上，进一步放大，终于在碎鱼鳞一般的黑瓦屋顶下，看到一块带字的木牌，上面写着：小江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

原来这是一所学校。我无法想象，今天的乡村，还会有这样破败的学校！

我不由地想起自己为采写《乡村教师》，走访北大荒农村时，看到那些正在消亡的乡村小学，曾经拍下一张据说晚来两天就要被扒掉的茅草棚小学校照片，和眼前陈校长这张微信头像中的破烂学校何其相似！

我似乎隐隐体悟到，陈校长用这张破烂的乡村学校照片做微信头像时，某种感伤的心境。

我将自己写的《乡村教师》一文，用微信发给了陈校长，并在下面写了一段话：

这是我去年发在《收获》杂志的文章，请陈校长指教！

明年我将继续在《收获》开中国教育话题的专栏。你离开学军中学后，选择去贵州贫困山区支教，而你当年在杭州市长河高中创办的“宏志班”，也影响和拯救了一批批上不起学的贫困孩子。我很想知道，作为一个中国教育改革的践行者，你做过数个中学的校长，你任校长时间最长的长河高中，原本地处浙江最富裕的区域萧山；而你退休之前最后一任校长岗位，是位于杭州市中心的名校学军中学，这两个学校的生源，大多来自家境比较好的家庭，可你为什么却一直关注贫困生这个群体？又为什么要在退休以后，放弃安逸生活和高薪聘请，远赴边远的西部，去贵州一所少数民族中学再当校长呢？

这一次，陈校长并没有马上回复。

直到第二天下午，陈校长才发来第二条短信：

我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民族中学，国庆节不回杭了，都在学校。如果你有时间，就来苗寨实地看一下吧。不要坐飞机从贵阳转，直接坐高铁到凯里南。

短信末尾，陈校长发了一个握手的表情。

我松了一口气，虽然陈校长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但他让我去台江苗寨看一下，还细心地告诉我最佳路线，显然是同意了接受采访。看得出，陈校长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

我当即订了赴台江县最近的高铁票：杭州——凯里南。

看了一下行程时间，七个多小时，比我想象的要快多了。祖国交通的日行千里，高铁的四通八达，拉近了杭州和西部的距离。

正当我暗自庆幸，贵州黔东南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陈校长还是可以常回家看看时，我却了解到，几年前，陈校长已经下决心要去天下苗族第一县的台江支教，出任台江民族中学校长，可就在出发前不久，竟发生了一场因距离而引起的“生死时速”事件，陈校长差一点就到阎王爷那里报到了。

那是2016年七月中旬，盛夏酷暑，陈校长回临安老家看望母亲。想到母亲已经九十多岁高龄，自己若真是远赴西部贵州，那可就是山高水长，路远迢迢，母亲要想见儿子一面，可就难了。对母亲十分孝顺的陈校长，希望趁自己未离开时再多陪陪母亲。

在老家的一天晚上，陈校长突然觉得小腹剧痛，肚子肿胀，人憋得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况以前偶尔也有过几次，但从来没有这么剧烈地疼痛，所以他也没有太放在心上。而这一次，病势来得突然而凶猛，发作时间恰恰又在他下决心放弃家门口的高薪聘请，准备去千里之外的台江县担任中学校长的关键时刻。冥冥之中，是否上天也在给他暗示：人生苦短，不要再给自己太大压力！

临安毕竟是县城，医院小，医疗水平不高，陈校长决定驱车赶回杭州，尽快找大医院检查、确诊、治疗。

从临安到杭州的距离不到五十公里，正常情况开车也就一个来小时。可陈校长的老家坐落在天目山支脉的大山褶皱深处，离临安县城还有半个多小时的山路。没有公交，更别说打车，除了自驾，晚上根本没有别的交通工具。陈校长只好等小腹剧痛稍稍缓解，匆匆和母亲道别，自己开夜车，走山路，穿过临安县城，上了绕城高速。

没想到前方发生车祸，高速公路上车子排起长队，一动也不动。就是这样几十公里的距离，生生让陈校长无法插翅飞到杭州的大医院。腹部的疼痛又一阵阵袭来，肚子憋得像是马上就要被撑破，有一阵，陈校长甚至觉得，自己已无力和时间赛跑，会不会就这样死在路上？

就在陈校长几乎绝望的时候，一位交警发现了面色苍白、大汗淋漓的他伏在车窗口，似乎很难受的样子。

交警问明情况后，很人性化地让他从应急车道掉头，从龙坞出口下高速走国道，这才在半个多小时后赶到浙二医院滨江分院。

紧急检查救治后，陈校长暂时脱离了危险，但因为病势很凶险，浙二医院滨江分院不敢大意，又将他转到市中心的浙一医院，继续住院治疗了将近半个月，才将陈校长真正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

这一场生死时速的惊险事件，一下子让杭州和贵州黔东南千里之遥的距离清晰起来。原本非常支持陈校长赴西部支教的妻子，面对丈夫可能出现了问题的身体，内心开始动摇。临安到杭州，几十公里的路程，突然发病时，尚且难保及时就医，贵州台江那么偏远，丈夫毕竟已到花甲之年，千里迢迢跑到贵州支教，生活上能不能适应暂且不说，这个岁数，难免有个病痛，让人如何放心得下？

而陈校长却从自己这次发病、命悬一线的惊魂一刻中，得出了逆向思维的相反结论：越是落后偏远的地方，医疗、教育的资源越是匮乏，自己个人的能力很有限，但若能在有生之年为改善西部落后的教育做一点事，生命会更有价值！

陈校长让我不要坐飞机从贵阳转道，而直接坐高铁到凯里南，他是不是同样也在寻找最佳的路径，缩短富庶东部与荒凉西部在教育上的距离？

火车上的七个多小时，我一直在脑海里想象和勾勒陈校长的形象。

我曾经在一篇报道中看到陈校长对记者说：我一不炒房产，二不炒股票，既不是特级教师，也没有正高职称，我不会去争这些东西，我到现在住的还是政府照顾的经济适用房，但我写作出版了十六本关于教育的书。

这是一位书生校长。

(二)

到台江县民族中学的时候，陈校长已经站在学校教学楼楼前的台阶上迎候我。

他很安静，身材修长，气质儒雅，一副灰框细边眼镜的镜片后面透出的目光，有几分朦胧，带点超然，带点莫测，和我想象中的书生校长形象十分吻合。

没有常规的热烈握手，也没有客气的寒暄套话，陈校长只是静静地站在台阶上，指着学校对面的一片商品房高楼对我说：看到校门外的那条河了吗？很美吧？我刚到学校的时候，这条河看不见，被一片商品房挡住了。

陈校长声音不高，语速缓慢，似乎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人，但却又让你觉得，只有最自信的人，才会这样超然物外地说话。他不在乎你的回应，或者说，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做一个被采访者。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似乎有许多想要倾吐的话，他没有等你提问的意思，他并不想跟着你的采访思路走。他有各种层出不穷的想法，这些闪光的想法，可能在平时的教学管理中，没有太多表达的机会，又或许他害怕这种灵感闪现会稍纵即逝，所以，他可能需要说话的对手。

果然，还没等我看清楚学校对面的河，陈校长就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了。

我走马上任之初做的头几件事情，在旁人眼里看来，似乎都和学校的教育管理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有人觉得，我这个名校校长挥出的头几板斧也不过尔尔，抓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刚来的时候，就是站在这个台阶上，看学校四周的环境和远处的风景。校门口那条河叫翁里河，河背后的山叫狮子岩，山上有大炮台、东山寺，山后有文昌阁，这所学校山环水抱，是藏风聚气之地啊！

可是，在许多人眼里，钱是第一位的，商品房赚钱呀！房子盖在风水好的地方，更能赚大钱！所以，翁里河两岸一幢幢商品房拔地而起。原来翁里河这边也都是在建的商品房，挡住了学校的视线，学生们看不到河，也看不到山，看到的只有水泥森林。这怎么行呢？

视野决定人生高度，鼠目寸光的人不可能走得长远。我立刻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任何一座城市，河流都是宝贝，沿河通常都是绿地或者步行道。如果没有这些商品房，让学生看得见绿水，望得见青山，那该多好啊！

拆掉翁里河两岸已经建造完大半的商品房，还学校一片清静之地，让学生们看得见绿水，望得到青山！这么重大的决定肯定会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

我的意见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尤其是房产开发商，怎么肯让即将到手的白花花的银子付诸东流？

这时候，台江县政府下决心改变当地教育面貌的雄心和力度显现出来了。有关部门出面和开发商协调，态度非常明确：挡什么也不能挡学校，这片楼盘必须拆！政府态度一强硬，开发商气势立刻软下来。很快，翁里河南岸靠近学校这边的在建商品房就被拆除了，穿城而过的翁里河，又在学校门前静静流淌。而远处的狮子岩，也毫无障碍地将满腹苍翠之气渗进校园，那种清新和湿润，是滋养禾苗成长的甘露，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大自然无声的馈赠。

许多时候，人类都把这种馈赠漫不经心地丢弃了！我要把它捡起来，那是宝贝，人和自然之间的精气神不能割断。

陈校长说这些话的时候，学校对面玉带缠腰一般美丽的翁里河，在阳光的映照下，反射出变幻跳跃的色彩，远处苍翠的群山，像暗绿的剪影，沉入雾霭无沿的天边。

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校长，新到一个陌生的贫困县、陌生的落后中学，上任伊始，就有这样强硬的气势，敢于砸开发商大肆揽钱的聚宝盆，促使政府下令推倒很快就要竣工的商品房，这得有多大的胆魄和勇气啊！

更令人感佩的，是台江县政府改变地区教育落后面貌的雄心，他们把教育作为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影响到学校发展的一切，必须让步！这也需要气度和胸怀。

看来台江县政府和对口帮扶台江县的国家部委扶贫工作小组一起联手，从千里之外的杭州挖来陈校长，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一种高瞻远瞩的眼光，扶贫先扶教育，这才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千年大计！

当我向陈校长说出自己的感慨时，陈校长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虽然一掠而过，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

果然，陈校长略微停顿了一下，讲述了一件令人惊愕的事。

2017年年底，学校来了广州一家银行的人，县里一个部门的头儿陪来的。这个人上来就掏出一份打印好的合同递给陈校长，要他在上面签字。

陈校长一看合同，大吃一惊，居然是要把他们的学校抵押给银行，以此贷一大笔钱。县里陪来的人还在一旁说，陈校长，签字吧！这个钱县里等着要用。

陈校长说，你们没东西抵押了，竟然要把孩子们上学读书的学校抵押了，这不是让国有资产流失么？这是败家呀！万一学校有个三长两短，学生去哪里上学呢？

陈校长把合同扔还给对方，斩钉截铁地说，学校和学生比天大！这个字我不能签。

县里来的人和广州那家银行的人面面相觑，脸色很难看，却又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悻悻地走了。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陈校长说的可能是题外话，和他来台江民族中学后做的头三件事似乎没关系，但我却从中感受到，陈校长来台江县民族中学担任校长，并非一帆风顺。什么地方都有利欲熏心的人，什么时候都有人干伤天害理的事。陈校长的敢作敢为，勇于担当，会不会遭人嫉恨，被人暗中报复呢？

听说陈校长来台江以后，一直住在人武部的招待所，这不禁让人产生某种联想。听了陈校长的题外话，我更急于知道，陈校长做的第二件事，会不会更加惊心动魄？

学校教育，做的都是细碎平凡的事，哪来惊心动魄？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改造学校的食堂、厕所、宿舍。校长还管吃喝拉撒？有点婆婆妈妈，对吧？我不这么看。

我到学校的第二天，台江县四套班子的主要领导赶到学校开会，欢迎新校长上任。

我不会客套，也不会搞新官上任致辞表态那种虚头巴脑的花枪。欢迎会上，我开门见山，说话直冲要点：第一，校长是管理学校的，全县就我们一所普通高中，今后与学校教育有关的会议，我来坐半天；无关紧要的会议，我能否不参加？第二，我搞教育很自信，但我最不擅长的是行政、基建、化缘、讨钱，我的时间、精力若是花在这上头，改变学校教育的落后面貌，就是一句空话了。

县委领导很干脆，当场表态：第一，你有会议豁免权。第二，有事直接找县委书记和县长，不算越级。

有了这两把尚方宝剑，我开始大刀阔斧。

民以食为天，吃是头等大事！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花与根，血脉相连——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留守父母”》。

改革开放给祖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的富裕，科技的进步，都给老百姓带来了生活品质的提升，相对落后的西部，也得到了全社会的眷顾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但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使广大农村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留守儿童。

2016年11月，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在全国范围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九百零二万人，90﹪以上分布在中西部省份。这几年，留守儿童的整体数量虽然有所下降，但是隔代监护和无人监护的比例却在持续上升。

贵州作为劳务输出大省，留守儿童的问题尤为突出。在号称“天下苗族第一县”的台江县，调查统计发现，各初中小学的留守儿童比例为43.9﹪，而台江县民族中学留守孩子的比例更是高达46﹪以上，几乎占全校学生数量的一半！

从小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尤其是在缺乏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大多没有安全感，而没有安全感的人，很难发展出对他人的信任感，而一个从小就不信任别人的人，怎么会爱他人、爱国家、爱世界？他们甚至都不会爱自己！

有一位学生在一篇记叙父母的作文中写道：在家里，邻居都说我有了上顿没下顿。自从父母去深圳打工以后，家里空荡荡的，墙角堆着他们曾经下地干活的工具，却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地上到处都是脏衣服，乱七八糟的书籍、锅里的饭菜已经发霉，死在碗柜下的老鼠还等着人将它埋葬……一切都失去了秩序。爸妈说过年就回来，我想说，回来了就不要再走了，每次打电话听到你们的声音我就想哭。

还有一位女同学，父母离异了，瞧不起女孩子的父亲根本不管她，而母亲为了供她上学去了广州打工。有一次她病了，高烧不退，去医院打点滴。我去医院看她，她表示输完液就赶回学校参加晚自习。我说，傻孩子，生命重要还是读书重要？她回答说，一样重要。我说，生命只有一次，落下的功课可以等病好了以后慢慢赶。没想到她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她说：我不想再过妈妈现在过的生活。

这样的孩子在台江民族中学太多太多了！面对这样的孩子，我真的很心酸。

这些外出打工的父母，初心都是想改善家里的物质条件，使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加安心地读书，今后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们没有想到，在亲情与物质之间，孩子们其实更渴望父母的爱和陪伴。只不过大多数的孩子都不会把内心的渴望告诉父母，他们只是忍着、想着、期盼着。

我想把孩子们缺失的父母的爱，尽可能地带给他们。在我看来，最能体现家庭温暖和亲情的，不就是饿了，端给孩子一碗滚烫的粥，冷了，递给孩子一件御寒的衣么？你让孩子们吃好了、住好了，他们就会感到温暖，把学校当成家，才能有动力好好学习。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刚来的时候，这所拥有三千多师生的中学，只有一口锅烧菜，到了就餐时间，排几十分钟的队还买不上饭菜，是很平常的事。食堂里污水遍地，老鼠蟑螂乱窜，灶台上，电线上，哪哪儿都是黑压压一片片的苍蝇，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看着都瘆得慌。我第一次走进食堂厨房时，傻了，直想吐，这么脏的地方做出来的饭菜，你怎么吃得下去呢？

学校一层楼只有一个厕所，还没有门，男女不分，进里面解手，外面都看得见。上高中的男女生都快成人了，却连最起码的尊严和羞耻心都无法受到保护。学校经常断水，有时候一断就是四五天，厕所全部瘫痪，下水道堵塞，臭气熏天。

住宿条件就更差了，一间宿舍要住几十个学生。

我下决心一定要解决吃和住的问题，首先从厨房、厕所、学生宿舍的改造开始。一个食堂变三个食堂，一口锅变六口锅。原来开会听报告的阶梯式大教室，砍了，用来改造成宽敞明亮的食堂操作间，食堂就餐区重新粉刷一新，又买进来一批新的餐桌椅，一看就清爽舒服，让孩子们吃饭有个好心情。

学校的房子很紧张，要想改善学生的住宿条件谈何容易。但是，住宿条件不改善，学生休息不好，睡眠不够，学习怎么可能会有精神？正在长身体的孩子，睡觉和吃饭一样重要。我一面向县里政府部门打报告，申请建造学生宿舍的经费，一面挖掘现有学校用房的存量资源，合理调配，挤出几间原先行政办公用房，改造成带独立卫生间的学生宿舍，让孩子们陆续搬了进去。

我提出能不能去参观一下学校的食堂和学生宿舍？陈校长欣然带我去了食堂操作间、就餐大厅，还有高中年级的学生宿舍。

食堂操作间宽敞、亮堂，没有苍蝇，也不见垃圾污垢，虽然谈不上现代化，但一切都很井然有序。

就餐大厅窗明几净，白桌蓝椅，赏心悦目。因为不是就餐时间，我没能看到具体的菜品，但空气中飘来的饭菜香味，我还是闻到了。

学生宿舍也很干净整洁，每个房间看上去有二十多平米，摆六七张高低铺，睡十二三个孩子，还有放衣物的柜子，条件也是相当不错了。

我问陈校长，你说你不擅长行政基建，化缘讨钱，可你做的这些吃喝拉撒的事情，不都是这个范畴么？而且还做得那么好！

陈校长无奈地摇摇头说，那不是逼的么！不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人心是散的、冷的，你要把人心聚拢、焐热，就得从吃喝拉撒的小事情做起。何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我这个当校长的没法不操心啊！

那你做的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我问。

我做的第三件事，就是调来学校建卡立档的贫困孩子名单，开始一家一家地进行走访，深入了解这些孩子的家庭现状。全校三千多名学生，来自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的目前有一千一百七十个，还有部分来自低保户和相对贫困家庭，加起来有一千六百八十名左右，占到全校学生的一半以上。

这几年，几乎所有的双休日和节假日，我都在走访这些贫困孩子的家庭，到目前为止也才走了不到两百个家庭。这些家庭都分散在各个偏远的山寨，有时候一天只能走访一两户人家。记得有一次走访一位高一的同学家，我先开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再转乘烧柴油、屁股上冒黑烟的小机动船，穿过一条弯弯绕绕的河，大约也得近一小时。上岸后，再徒步走半个多小时坑坑洼洼的泥路，才到这个同学家。这就是一个学生上学的路。有的同学家里的房子四面漏风，用泡沫塑料、包装盒马粪纸或者木条钉的墙，根本挡不住风霜雨雪。这样的贫困户数量太庞大了，根本走不完。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走访这么多学生家庭，若把这些时间和精力用在改善学校教学上，不是更能立见成效么？

我说，我要去感受我学生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对他的成长经历影响很大，而经历即人，我不了解一个人，我怎么教育得好他？

“人类道德的基点是爱心和责任感”，陈校长的座右铭，刻在台江民族中学校园的墙上

有一部美国电影叫《斯坦福监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斯坦福大学，一个教授召集了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试验。教授将志愿者分成两伙人，一伙人扮演监狱狱警，另外一些人则扮演囚犯，在二十四小时内开始模拟监狱里的日常生活。实验结果证明，扮演狱警的人在模拟监狱的情境中，开始变得有暴力倾向，而扮演囚犯的人则预谋造反。试验不久就被叫停，但其研究结果却令人骇然！许多年来，这个“斯坦福监狱试验”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我记得电影中有一句台词很经典：经历即囚徒。事实上，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经历什么样的生活，就有可能变成什么样的人！

现在许多贫困家庭父母双双外出打工，长年累月不回家，孩子形同孤儿。爱的缺失，使得这些孩子不知爱为何物。他们心地冷漠，感情贫乏，缺乏自信和安全感，对人充满戒备；有的家庭双亲离异，孩子跟着隔代老人生活，这些年龄大、没文化的祖父母辈，根本无法给予孩子学业上的指导，心理上的抚慰，更不用说给孩子规划人生；还有的家庭认为读书没用，也换不来钱，便让孩子们放弃上学，带他们一起外出打工，尤其是女孩子，想坚持读书更难，在当地苗寨，十几岁的小姑娘早早嫁人，更是司空见惯。

在台江人民医院，我曾经遇到一个十六岁的辍学女孩，这么小的年纪，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看到她时，她正在求医院为她肚子里发育不良的第三个孩子做引产手术。由于没有人为她签字，医院也没法为她手术。我当时就想，这女孩的父母呢？

许多家庭缺少基本的生活费，平时过日子就靠到地里刨食，孩子一上学，就算学校给他们减免了学费书费，他们还是连买饭菜票的钱都拿不出来；有的家庭本来就穷得缺衣少被，孩子去上学住校，要从家里拿走一条被子，对全家人来说，都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每次走访这些贫困家庭，看到生活在这样家徒四壁环境中的孩子们，我都心酸无语，我会几百、上千地给这些家庭留下钱，有时我也会买来被子、衣服和其他一些生活用品送去。我以前的工资和现在的退休金虽然不高，但多少有些积蓄，家里人听我讲述这里贫困生的困难，也经常会给我一些资助，这些钱我几乎都这样陆陆续续散尽了。可我知道，那只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那么多贫困家庭的问题。

“贫穷”与“教育”，形成了一个打不破的恶性循坏，越贫穷越不重视教育；越不重视教育越贫穷。最终，“落后”成了中西部地区的标签，那些贫困的孩子，成了永远需要帮扶的对象。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对一个家庭来说，父母是根，孩子是花朵。”根深扎在泥土里，花朵才能常开不败，根若离地拔起了，花朵还能不凋谢么？

俗话说：救急不救穷。如果不能让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们通过读书、上学，学习文化知识，从而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谁也救不了他们！

陈校长的话让我震撼，也促发我思考。

多少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那个马背上的女孩——吉玛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和财政倾斜一直在逐年加大，社会各界人士对贫困地区的捐助也是有增无减，为什么贫穷落后的地方依旧贫穷落后，农村教育资源仍然匮乏，乡村学校还在持续凋败？

我曾经在短信中问陈校长，为什么你一直关注贫困生这个群体？

现在我知道了，陈校长到台江民族中学担任校长以后，离贫困生这个群体更近了，他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地走访那些贫困家庭，其实并不仅仅是对这些家庭嘘寒问暖，他更关注的是这些家庭的生长环境会给他们孩子的成长道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更想了解、研究和探索的是，乡村教育如何从贫困教育开始做起，因为贫困生最大的群体在乡村，而中国教育最底层的基石也是在乡村，只有解决贫困教育，才能真正改变贫困生这个群体的综合素质，中国的乡村教育才能有希望。

作家袁敏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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